顾拜旦主义：一个贵族的民主政治与奥林匹克理想

文摘 2024-07-29 19:00 上海

本文长度：4100余字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考虑到顾拜旦终其一生反对女性运动员进入奥运会，这个充满父权色彩的头衔放在他头上完全合适——总是每隔四年要被拿出来提一提，或者是作为知识小竞赛的题目（如果我们还记得赵本山和宋丹丹的那个关于奥运火炬手的小品）或者是作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提倡者。但是除开“更高更快更强”、“公平竞赛”，乃至更“高级”一点的“重在参与”（这话实际上最早的起源是波士顿的一位主教，当然顾拜旦是完全同意这句话的）外，奥林匹克精神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另一方面，对于左派来说，顾拜旦则是一个典型的负面形象：“这个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的贵族将运动视作男性和富裕阶层的特权”（《社会清洗、剥削、利益爆炸：奥运奖牌的另一面》）。况且，顾拜旦对臭名昭著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大加赞赏，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提名者还是希特勒。显然，这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仔细阅读顾拜旦的观点了。

然而，本文试图讨论的便是这个贵族实际上不“贵族”的地方。顾拜旦并不因为其贵族身份而持一种贵族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观点和提倡的奥林匹亚主义完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和同时期的其他贵族观念拉开了距离。这并不是说顾拜旦就“进步”或者“正确”（完全不是这样），这只是说，他的所有“错误”和“反动”全都是现代的反动，而不是一个贵族的反动。

本文的主要参考材料是国际顾拜旦委员会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布的中文版《顾拜旦文选》。自然，顾拜旦委员会是挑选出了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材料，从而掩盖了一些恐怕会不利于顾拜旦形象的文章，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至于认为存在一个隐藏的顾拜旦卖钩子的故事，这些材料也就够用了。不过，现有的材料确实无法说明，顾拜旦反对女性运动员进入奥运会的实质理由是什么（到底是“前现代”的还是“现代”的），在这篇文章里这个问题只好暂且不谈了。

顾拜旦的政治观点

首先，从直接的政治观点来看，顾拜旦虽然谈不上提倡民主政治，但也绝不是一个热心的保皇党。他在1894年谈到：

我不想争论民主制度的利弊。我愿引用多米尼克会迪东修士的话，来阐述我的观点。某日，在听到某人对他抱怨民主浪涛滚滚而来之后，这位言辞犀利、擅长雄辩的修士答道：“每当人们议论外面的天气时，我从不担心，因为天气的千变万化，不是我所能阻止的。”此实为至理名言。

而紧接着这段话，顾拜旦就联系到本国，将刚刚遭遇刺杀去世的法国第四任总统马里·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称呼为“我们法兰西共和国那位倍受爱戴与尊崇的领袖。他是一位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好人”。而这位温和派共和党总统卡诺虽然称不上什么左翼，但绝非君主主义者。

奥运会：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业余的还是职业的

其次，对顾拜旦最常有的争论是他是否将奥运会限制成了一种贵族运动。这个问题还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参与者的社会身份是什么？参与者是职业还是业余运动员？先来看前一个方面。

顾拜旦这方面的“事迹”发生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嗯？又是巴黎？），这第二届奥运会实际上是附属在那一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举办的，这种“一块牌子两个班子”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许多冲突。其中之一便是顾拜旦觉得“世博会的体育竞赛和庆祝是为了大众，而我们要为精英举办奥运会”。此外，他还认为“应该精选运动员，人数不要多，但要包括世界冠军；应该精选观众，包括上层人物、外交官、教授、将军、院士。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比当皮埃尔的花园盛会和瓦雷纳街的节日之夜更美妙和更愉快的呢？”

但是，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雷洛指出，这种精英主义多多少少是顾拜旦个人性格（过于自信固执）和他“笨拙的表达”所产生的错误印象。这里的“精英”指的也是“体育精英”。在《奥林匹克回忆录》中，顾拜旦对奥林匹克参与者的范围问题做了正面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下面所引用的这一段落讨论的背景刚好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兴起：

无论怎样，不管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形态在全世界展开的夺权决斗结果会是怎样，对奥林匹克主义来说，体育运动在体力工人之中的推广，是其生存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保障。这种推广也表明了这样一个直到前不久还有人激烈否认的事实的存在：体育不是奢侈，不是游手好闲，也不是对脑力劳动的一种体力补偿。体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受职业限制的、可能的、内在完善自我的源泉。体育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特权，是不可替代的特权。

由此看来，顾拜旦至少没有按照社会等级来限制参与者（虽然女性还是不被允许参加奥运会）。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即职业/业余运动员上，顾拜旦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背景介绍。在当前国内的舆论讨论中，为了反对“举国体制”和“金牌至上”，经常有人指出奥运会是要业余运动员参赛，外国人的“松弛”和“重在参与”才是健康的体育态度。不管这种体育精神是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但是今天的奥运会肯定是职业运动员的盛会。不过，在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初期，即19世纪的下半叶，英格兰体育协会的贵族们确实提倡业余运动而贬低职业运动。在那个时期，业余运动和职业运动的对抗实际上是贵族和大众运动的对抗。而顾拜旦协同创建的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正是从英格兰贵族那儿获得的灵感，这个联合会也正是为了统一法国国内外各体育协会关于业余体育运动的规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顾拜旦并没有坚持贵族们的共识。在1925年布拉格奥林匹克大会上，他表示体育业余身份这个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并且还直接攻击了一些“业余”运动员：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伪业余运动员，他们当中大多数很富有，但是仍很在意人们在他们通常的收入之上多付给他们一些额外的丰厚酬劳。网球锦标赛举行期间运动员可以免费在高级酒店下榻，这种变相的酬劳不禁引人发问，在享有如此奢华的消费的受益者身上，又有多少业余身份可言呢？而在这些人的面前，还有很多挣钱艰苦的运动员，对他们而言，每一次外出比赛都意味着可能失去他们的大部分工资，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错过赚钱机会。就拿足球运动员来说吧，他们通常都有妻小，他们所属的俱乐部即使组织最小型的系列比赛，也会给他们的妻小造成很大的压力。难道他们就应该做出这些牺牲吗？

顾拜旦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他也避开了奥林匹克技术大会的讨论工作，后者主要负责制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宪章中体育业余身份的全球标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的观点和立场完全谈不上是贵族的——很不幸的，显然不是只有“封建贵族”才会厌女——而是相当“现代”的。不过，我们还没有处理这样一个问题：顾拜旦是如何安放其奥林匹亚主义的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奥林匹亚主义与民主政治

顾拜旦将他的主张视为是要建立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也不单单是“更高更快更强”就可以展现的。应当是，他构想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育秩序，从而嵌入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观中去。关于为何要发展体育运动，顾拜旦有一套启蒙主义的历史叙事：中世纪教会只注重精神，无视肉体，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黑暗。这黑暗中唯一的例外是骑士，但是最后也失去了地位。今天发展体育运动就是为了重新重视肉体，以达到灵与肉的平衡，从而打造“新人”（男的）。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良好的民族和社会。

但更重要的是，体育比赛可以帮助人们适应民主制度，因为体育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们在资格平等的基础上接受结果的不平等。顾拜旦是这样解释的；

体育运动的不均衡，是以公平为基础的，因为个体的成绩的取得，只与其先天资质和后天的意志力有关。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体育上的成就，往往瞬息万变，要想把握住成功，必须始终自强不息。对于民主来说，此等状况着实有趣。在体育界，权威与自由甚至互助与竞争的比例，调配起来轻而易举，我们身处其中，早已见怪不怪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上述因素的合理调配必不可少，但实践起来，却难于登天。

因此，推广体育教育实际上就是推广民主教育，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形式平等但结果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虽然，顾拜旦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修身养性”，但是如果我们接纳了这种体育和民主的同一，那么倒是能更好的理解他的一些言论。比方说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比赛的观众宜少不宜多，最好观众自己就是运动员：

从技术角度看，假如非体育界人士占主导的观众人数过多，肯定会有损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理想观众，是那些暂时中断了自己的训练、处于调整期的运动员们，他们的目的是观摩技术更高明、训练更有素的同伴们的比赛。

显然，政治共同体也最好是让每一个公民投入同等程度的参与，而永远做观众自然会产生畸形的政治结构。如此一来，顾拜旦不是相当“进步”吗？然而，在这里隐藏着顾拜旦的限度，而这个限度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首先，顾拜旦的设想里体育最突出的特点不仅是它“像”民主政治，还在于它能够实现民主政治所不能实现的正义。顾拜旦的《体育颂》说的很清楚：“啊，体育，你就是正义！在社会体制里，人类徒劳追求公平合理；而在你的周围，正义却能自行确立”。那么，体育到底是一个民主的训练场所，还是一副正义无法伸张的安慰剂呢？这两个目标确实没有冲突，还是说实际上是一个服从于另一个呢？伊格尔顿说的好啊：原神……不是，足球，资本主义之友。

更进一步的是，在顾拜旦这里，体育/民主的最终意义逐渐演变成了“选主”。在顾拜旦写作的后期，时常能见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想让100人搞体育，就需要50人从事体育运动。如果想让50人从事体育运动，就需要20个人专业化，如果想让20人专业化，就需要5人能完成惊人的壮举。”

在这里，制度的目的最终还是选出君主（体育的或政治的）。前文提到顾拜旦对法国总统卡诺的评价，然而顾拜旦的另一段评价则是“我们的一位时代领袖和伟大帝王，他大权在握却爱民如子，身居高位却不忘造福民众”（维基百科的评价倒是说卡诺对任期内的一系列危机都管理不善）。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势必是不平衡的，这样的民主虽然不至于全无意义，但核心功能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罢了。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完了顾拜旦的整体观点和立场。当然顾拜旦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他在晚年对柏林奥运会的赞扬并不是例行公事，火炬游行无疑满足了他的审美诉求，其晚年也可能堕入一种更加靠近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尽管如此，通过深挖顾拜旦成熟时期的观点，才能更好的理解这种立场变化的内在脉络与逻辑。因为这些内在逻辑，绝不是顾拜旦作为一个贵族而特有的，与之相反，这完全是成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让我们祝奥林匹克运动会好运吧！

无知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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