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ebecca E. Karl（瑞贝卡·卡尔）
译者：moriori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如此精力旺盛、思想深厚、幽默风趣的人会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确实已经去世了。对于像我这样亲访过他的课堂、一度前往他家参加晚餐和聚会、也曾有幸浸入他对知识的慷慨分享氛围的人们来说，尽管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悲痛，即便他的肉体已经死亡，但这也远不意味着他开启的思想可能性已就此结束了——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可能性都继续存在着。仅仅是读到Facebook上向他致敬的热潮就让我深刻意识到，我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Fred（译注：卡尔对詹明信的昵称）广阔思维的宇宙中——他总是能够将不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在一个严谨却不僵硬、结构化但也无束缚的共同思维世界中相连。虽然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Fred，无法算作他内圈的一员，然而，我仍然感到有必要写下几条零散的思绪，以处理他去世的事实，以及他持之以恒的挑衅即将枯竭的现实。
让我先分享一些个人的回忆吧。在杜克求学时，作为一名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的研究生，我和当时的两位同学（如今的密友）与Fred一同做了独立研究项目（independant study，指学生按自己的计划进行学习）；如今，我常常收到学生做这样项目的要求，也通常都会答应，这让我知道要腾出时间和精力来教导这样一个超负荷的内容有多么困难。N与J和我提议应该一块儿系统地研究帝国主义理论，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极为雄心勃勃的教学大纲，里面包含了经典和冷门的阅读材料以及若干电影。正如娜芙蒂前几天提醒我的那样，Fred在我们每周会议的主持工作上都很认真——他一边喝着“Sleepy Time”牌的茶。一边看着我们热烈地讨论帝国主义，偶尔又提出些让我们昏昏沉沉的脑袋瞬间清醒起来的评论或问题。
在那些年里，有许多国际学生来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与Fred学习，他们大多很快就对这块美食荒漠感到震惊。尽管当时我的家人在纽约，但我常常为了节省昂贵的旅行费用在感恩节期间留在达勒姆。Fred会邀请我们这些落单的学生到他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许多食物是我们这些客人做的，而我们则一边灌着他那大酒窖里的葡萄酒，一边观看名作电影的低画质盗版拷贝，Fred则是兴致勃勃地进行连串的解说。活动总是在混乱中进行，但最终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坐下来享用一顿绝非墨守陈规但又丰盛美味的晚餐。Fred通常会在晚上八点半或九点左右离开餐桌，在去往卧室的路上向我们道晚安，告知我们哪些酒是可以喝的，并提醒我们在离开时关好前门。他的笑声、他对于智慧和生活的慷慨分享、他那感染力十足的精神和对知识的无尽好奇……这些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Fred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发光发热过许多次，其中一次是在中国。因此，当我打开微信，里面也充满了对他作品的致敬和对他本人之逝去哀悼的内容。许多的这些致敬与哀悼证明了他的思维对中国一整代的文学学者和批评家来说是有多么重要。这一点无论是对那些在海外的学者，还是对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来说都是如此。他多次访问中国的大学，从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首次访问到最近的几次访问；他的许多看家作品得到了全面翻译；以及他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选择的几位到杜克大学与他学习的中国男学生，正是这些付出帮助培育并巩固了他和他的中国学生作为“理论”和一种“普世的正义（cosmopolitanism）”的声誉。所有这些都构造了“詹明信”作为一个学者-品牌在中国的形象。然而，他对中国的真正兴趣，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趣，总是与1980年代/1990年代试图迅速否定上个时代政治激进主义的知识领域存在某种奇怪的冲突。知识分子们极力希望摆脱社会主义的负面资产，以便走向詹姆逊所严厉批评的那个充斥着疯狂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资本主义世界。
我读过的微信致敬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即便我读的不多）——有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而试图专注于他作品中更纯粹方法论的方面。虽然这些评论者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们似乎将他分成了两部分：仿佛他一部分是可以被简单抛弃的只有不大政治意义的哲学思想家，另一部分则是一位剥离了政治的“批判”思想家，其抽象的方法论依然引人关注。也就是说，哲学似乎被动屈从于了将詹明信单纯作为方法的非政治性解读，似乎重要的只是他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中介和整体性。对每种方法的讨论——奇怪的是，都剥离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对“詹明信”进行一种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操演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逃避政治”并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倾向；它也普遍影响着许多想宣称拥有某种詹姆逊血统却又拒绝背负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和评论者。
我并不是在此宣称有一种正确的对“詹明信”的思考方式。然而，我认为，就像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不能不通过对他法西斯主义的参考被提起一样，詹姆逊也不能在不提及他的马克思主义被认真讨论。确确实实，意识形态批判是詹姆逊理论作为学术实践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写到这里，我的脑中看似随机地想起了他在2001年为《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期刊写的一篇或许相对较短的文章《不过是件商品（Nothing but a Commodity）》，这篇文章讨论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辩护：尾声与辩证法（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的新翻译。我想到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人方面：在准备我的书面资格考试时，所有与弗雷德进行现场考试的人都被他们的前辈告知，在讨论卢卡奇时，需要注意他对“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理论既是被欧洲中心主义限制的，也是有历史上的局限性的。在我的考试论文中，我忠实地以这种方式批评了卢卡奇。但其次，我也想到了一个有关政治理论方面：在我看来，詹明信的这篇长文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尝试摒弃了列宁主义先锋主义教条，但并不放弃政治和历史意义上的辩证可能性。他的挑衅——政治是“对政治欣赏和智力的要求”（RP 110, Nov/Dec 2001: 38），而不是僵化的组织公式——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下我们需要对抗一个意图清除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政权，同时也要对抗那个在敢于批判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国家暴力意志的人身上忙着施加惩罚的大学行政部门。我对Fred并没有特别深刻的见解。与我相比，那些真正学习过他的思想的人更有资格说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只想以Fred的朋友和同代人——哈里·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对弗雷德去世的评价作为结尾：“他是我们时代的灵感和力量。”希望这种精神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一个值得阐明和捍卫的政治继续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