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Netflix版《三体》电视剧的热播和相关争议，既去年年初腾讯版《三体》电视剧的播出之后，又一次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这一“超级现象”和“超级文本”带回公共讨论的中心。《三体》三部曲给其全球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宏大的宇宙观、磅礴的情节、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严肃的政治探讨。能将这四者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在当下的全球文学生产中似乎已经颇为罕见，于是《三体》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书写，让人只能顶礼膜拜这一“天外来客”。本文的意图在于拆解《三体》神话——这一神话不仅包括《三体》的文本本身，以及与之相伴的、作为“作者”神话的刘慈欣，也包括了众学者们的阐释和吹捧——从而打开文本的褶皱，显现那些隐匿于其中的、历史和现实的幽灵。![]()
本文的第一部份尝试把《三体》历史化，将“神话所讲述的年代”——《三体》中描绘的幽暗未来——还原为“讲述神话的年代”【1】，亦即当代中国的历史时刻；并批驳杨宸、罗岗等国家主义“左翼”学者对《三体》之文学史意义的、对笔者而言过于夸大和去历史化的论述。在为《三体》背书时，国家主义“左翼”学者们援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 “总体性”概念，认为《三体》正是詹明信所赞许和期许的“总体性”寓言。笔者则主张，如果我们真正忠于詹明信“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唯物主义精神，那么詹明信本人的理论概念也需要被历史化。“总体性”寓言并非天然地、本质地具有某种解放性潜能；如果它曾是詹明信面对的“去政治化”时代的一味解毒剂，那么对于我们当下身处的“再政治化”时刻来说，它的意味则要暧昧得多。新的历史条件要求着新的理论分析。第二部分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深入《三体》文本的内部，将三部曲中庞杂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设定还原为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二元对立项：零道德/有道德；工业党国家主义/启蒙自由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理想主义；理性/人性；科技神话/文学神话；专制威权/自由民主；战争状态/和平状态；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项中，无一例外地，前一项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叙事者（narrator）和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的认同之所在；后一项则构成了被叙事逻辑所压抑和贬低的“次要方面”。然而，正是这些次要方面（自由主义-文学神话-女性气质）在叙事中的结构性在场、以及它们相对于主要方面（国家主义-科技神话-男性气质）的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外部”作用，让众多吹捧《三体》的学术研究津津乐道于其所谓“复杂而深刻的张力”。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一部分自由派学者如王德威、宋明炜竟也加入了吹捧《三体》的学术大合唱：他们在《三体》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侧旁辨识出了一种久违的启蒙主义宏大叙事，一种同样久违的、毫无汗颜的文学神话。笔者认为，《三体》中所有这些貌似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项实际上都坐落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文化逻辑内部，因此它们与其说构成了文本中某种复杂而深刻的张力，不如说症候性地体现着其中詹明信所谓“乌托邦想象”的匮乏。换言之，这些二元框架将我们更深地困锁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牢笼之中，从而遮蔽了其它的、超越这些特定二元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可能性。因此，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视野，必然也同时意味着对国家主义（学术）和自由主义（学术）的双重拒绝。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将集中讨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这组二元对立项，亦即《三体》和刘慈欣的厌女症——对男性（气质）的极度推崇、对女性（气质）的极度贬抑。经由女权主义者们的宝贵努力，《三体》的厌女症已经广为人知；因为这些努力，她们也在舆论场上遭到了来自男权沙文主义者的攻击和围剿。笔者将尝试表明，《三体》中的厌女逻辑与其中的异性恋-顺性别霸权密切相关，而这一异性恋-顺性别霸权最症候性的表现就是刘慈欣把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人类社会二元性别制度投射到了各种外星社会（如三体文明、歌者文明）之中，使二元性别在宇宙尺度上普泛化。这一观察从酷儿女性主义的视角再度印证了《三体》中乌托邦想象的匮乏。![]()
杨宸、罗岗认为，《三体》在当下文学中体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整体性”（类似詹明信所讨论的“总体性”）【2】。的确，自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霸权，碎片化、内向化成为了文学、绘画、电影等等的共同趋势。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再现社会乃至世界的总体，变得不再可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将文艺领域的这一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后者的特征，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正是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3】。60-70年代开始勃兴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更加速了这一“烟消云散”的过程。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文艺作品试图严肃地直面现实，它得到的只可能是现实的吉光片羽，因为“我们无法直接思考这个当下的时刻…它所包含的客体和个体生活的纯粹的数量上的巨大是不可总体化的，因此也是不可想象的”【5】。因而，我们必须在科幻这样的（准）通俗文类中以一种寓言的、迂回的、“曲线救国”的方式，才可能重新触碰作为“总体性”的现实。换言之，在詹明信那里，科幻不是对未来世界漫无边际的畅想，而恰恰是能够曲折地再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现实寓言”。《三体》的“总体性”特点须在与其它两类文学的对照中方能体认：一是当下的中国严肃文学，二是当下的西方科幻写作。在新时期于1989年结束后，中国严肃文学放弃了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历史的边角（如“新历史小说”）、私人写作、个体迷失等等主题。而当下欧美的科幻写作，也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之后（如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作家），普遍转向了一种个人化的、向内心深处挖掘的赛博朋克风格。可以说，这两类文学都在某种程度上困于“后现代主义”的牢笼之中。在这样的参照下，《三体》的“总体性”正是双重回归：一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中宏大叙事的回归，二是克拉克、阿西莫夫 “太空人类学”式科幻想象力的回归。![]()
然而，杨宸、罗岗在对《三体》“总体性”特点的肯定中，过度夸大了《三体》的文学史意义，认为《三体》是文学世界“漫漫长夜里的一颗流星”【6】。此种论述实际上的效果是将《三体》去历史化，无视了使《三体》式书写得以成立的、新的历史条件，从而造成某种“天才之作、横空出世”的幻觉。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版的1991年，冷战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霸权等所共同形构的“历史终结”，使他寄希望于科幻小说的“总体性”能够突破“去政治化”的后现代重围。然而在《三体》三部曲连载并出版的2006-201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中国崛起”等等事件，都在改变著世界的基本参数。在这个不同于1991年的、重新政治化的时代，“总体性”寓言或许并非如詹明信所预期的那样，天然地具有某种解放性潜能。相反，如下文的分析将要显示的，它恰恰可能凸显了这个新时代的新症候。对于《三体》繁多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种有效的叙事分析可能需要借助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之一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他对古希腊神话的研究说明了叙事文本（尤其那些神话、寓言类的文本）总是“呈现某种潜伏于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尝试予以平衡或提供想像性解决”【7】。进而，这一社会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叙事中经常体现为一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项。在《三体》中，借用刘慈欣本人的说法，这组二元对立就是“有道德”和“零道德”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三体》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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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宸、罗岗（正确地）观察到，《三体》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被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叶文洁、程心为代表的“道德主义者——毁灭者”，另一组则是以维德、章北海（或许还可以加上罗辑）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抵抗者”【8】。宋明炜也（正确地）作出了类似的观察：“富有人文主义气息的理想精神，与应对现实情景的理性姿态…他的作品中交织著这两种力量的冲突”【9】。前一组人物坚信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有道德”（叶文洁对人类道德的无比失望和幻灭，恰从反面印证了她的道德主义），后一组人物则强调只有高压、威权式的“零道德”才能在宇宙中生存下去。 与人物设置相呼应，《三体》的情节虽然十分复杂，但基本上徘徊在“零道德”的战争状态与“有道德”的和平状态之间。这在《三体II：黑暗森林》的叙事发展中尤为突出：面壁计划、大低谷（战争）——地球的技术爆炸（和平）——水滴攻击（战争）——罗辑建立威慑（和平）。这一摇摆、反复亦体现于《三体II：黑暗森林》中的名句：“给岁月以文明”或是“给文明以岁月”。章北海对太空舰队成员所说的一段话，更直白地显露出刘慈欣所谓“有道德”与“无道德”之对立的真正内核：“中世纪和大低谷的事实都证明，专制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星舰地球需要活跃的新思想和创造力，这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充分尊重人性和自由的社会才能做到……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中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你们所设想的那种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这个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答案，怎么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呢？”【10】 让我们对章北海的这段话做一次文本细读。在《三体》的叙事视野中，自由民主能带来“人类发展”，而专制制度则能确保“人类生存”，这构成了《三体》世界观中那个无法解决的核心矛盾。所谓“人类发展”的主要含义，就是让“活跃的新思想和创造力”推动科技进步。而谁才能拥有所谓“活跃的新思想和创造力”呢？毫无疑问，（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全体人民，而是具有特定文化资本的少数知识精英。事实上，《三体》的所谓“人文主义”基本是一种启蒙精英主义。 章北海的这段话，让我们得以窥见《三体》“启蒙VS威权”二元对立项之下的共同前提：精英统治（或曰资产阶级统治）。《三体》的叙事把人类对自身命运的选择问题，悄然置换成了精英群体根据形势变化、选择其统治形式的问题。小说叙事绝大部分聚焦于各个知识精英、顶层人物的行动，如面壁计划中被联合国选中的四位面壁者：除“大男主”罗辑之外，尚有美国国防部长、委内瑞拉总统、英国科学家，莫不是精英中的精英，顶层中的顶层。如果说雷迪亚兹（委内瑞拉总统）的人物设置尚且体现了小说的某种第三世界意识，那么这也是一位第三世界精英，而绝不是其人民。当雷迪亚兹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他动情地亲吻脚下的土地，却被群众的乱石砸死：这是一个被不理解他的人们误解、冤屈的领袖形象。事实上，每当《三体》的叙事焦点从精英转向普罗大众，他们总是被呈现为精英主义群众心理学所描述的“乌合之众”典型：朝秦暮楚、面目模糊。比如，人们在水滴攻击后将逃亡的太空舰队奉为英雄，在罗辑建立威慑后又将他们审判为罪人。由此观之,“威权vs.启蒙”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只是小说的一体两面，而其“未曾说出、已然说出”的意识形态前提则是精英统治。 借由詹明信对反共科幻文学“经典”《1984》的批判性分析，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三体》作为公认的工业党-国家主义文本实际上几乎全盘接受了《1984》式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观及其二元对立项。詹明信指出，奥威尔在《1984》中对于科技发展和集权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两个自相矛盾、无法调和的表述：一方面，奥威尔认定集权政治会阻碍思想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科技发展，所以实行极端集权政治的“大洋国”必然是科技落后的、停滞的、固步自封的（詹明信敏锐地指出，小说中对“大洋国”破败、衰落的建筑物的环境描写正是为了营造这种专制社会的“停滞感”）；但另一方面，奥威尔想象的“大洋国”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落后专制体制，而恰恰是运用高科技来进行监控和审查的，其突出的“反乌托邦”恐怖特征也恰恰在于那种“官僚精英通过完全的、无所不在的技术控制所具有的残暴的无限权力”。【11】这两个命题是无法共存且互相取消的：如果我们接受第一个命题（专制必然导致科技停滞），那么“大洋国”的高科技恐怖统治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要么迟早会退化为一般意义上的落后集权体制；如果我们接受第二个命题（反乌托邦式的恐怖统治依赖于高科技），而科技进步又必然来源于思想自由，那么某种形式的思想自由必然存在于“大洋国”社会中，而这又是被奥威尔所否定的。![]()
同样的二律背反从《三体I》开始即贯穿于整个系列的基本设定之中。例如，陈舒劼就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三体I》中三体文明的“高科技水平-低社会形态”设定提出了如下质疑：“令人好奇的是，在残暴严苛的专制统治下，1379号监听员关于‘美’和‘爱’的种种向往是如何产生的？如果‘美’和‘爱’是三体人的本性，那‘三体文明’如何能长时间压抑这种本性并在压抑之中发展高科技？考虑到一个在三体社会中几乎处于最底层的1379号监听员，就引发元首以‘连坐’的方式处死包括负责监听系统的执政官在内的六千人，‘三体文明’漫长的法西斯式统治是如何得以维持的？更不要忘记，科学执政官曾告诉元首，‘三体世界中像13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12】又或者，如果我们对奥威尔的第一个命题（专制导致科技停滞，民主自由导致科技发展）往另一个方向进行逻辑推演，那么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必然也同时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左翼乌托邦愿景更是奥威尔和刘慈欣拒绝去想象的。 如此看来，章北海所谓“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人类生存”与“人类发展”、 “文明延续”与“人文原则”、威权与启蒙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对《1984》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复写。其实，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对《三体》作为国家主义文本的认识，就会发现刘慈欣在小说中对许多经典自由主义话语的再确认。比如，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章北海明确地将地球的大低谷时代类比于中世纪；而大低谷过后地球的技术爆炸时代则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被明确描述为“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二次法国大革命”【13】。“中世纪/大低谷 vs. 文艺复兴/技术爆炸”这一框架无疑复写了一种特定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对人类历史的主流叙述；而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我们得知甚至连三体文明也在接触人类文化后认识到“为应对乱纪元的灾难而产生的极权体制对科学的阻碍”，从而脱离了他们的“中世纪”式政治体制并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爆炸”时代：“…思想自由得到鼓励，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这些都有可能在那个遥远的世界引发类似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进而产生科技的飞跃”【14】。似乎不同时空中、不同星球上的历史轨迹只能遵循着单一路径，即从“中世纪”到启蒙、再启蒙、再再启蒙… 这里的历史想象之贫瘠是惊人的。再比如，《三体》中最为自由派所钟爱的名句——“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其对“文明”这一能指的创造性使用重新激活了内在于自由主义话语的“文明/野蛮”等级论，即自由民主=文明 vs.专制=野蛮。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王德威、宋明炜等自由派文学学者竟也会热情地参与到吹捧《三体》的队伍中来了：他们（正确地）辨识出了《三体》中的经典人文主义话语，并且（错误地，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正确地）对其加以赞美。在他们看来，《三体》标识着启蒙自由主义宏大叙事自80年代终结以来的重新回归，如宋明炜写道：“我认为他们 [指刘慈欣等中国“新科幻”代表作家——引者注] 所直接汲取的文化养料，是80年代文学中的开放精神与批判姿态。从90年代至今，当主流文学消解宏伟的启蒙论述，新锐作家的文化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那些源自于80年代的思想话语却化为符号碎片，再度浮现在新科幻作家创造的文学景观之中。” 王德威则激赏《三体》和刘慈欣的其它作品（如《诗云》）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重新确认了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而且重新确认了古老的文学神话以及“人”的神话（亦即80年代话语中所谓“大写的人”）：“当有朝一日，文明完全灭绝，人类不复存在，我们仍足以引以为傲的大概就是：刘慈欣强调的‘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独特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结晶可以呈现在文学层面上。在文学的展演下，人被提升，从有限到无限，这不是电脑、三体人、各种宇宙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刘慈欣将对人类文明某种程度希望和向往的最后一线生机寄予文学。” 【15】如果真如王德威所言，刘慈欣将人类文明的最后一线生机寄予文学，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自由派文学学者（与他们的国家主义同行一道）也在将“文学”的最后一线生机寄予刘慈欣呢？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一濒危而亟需拯救的“文学” 似乎仅指精英或严肃文学，或者包括了少许“高级通俗文学”如《三体》等。不过，无论自由派文学学者们对《三体》的爱多么一厢情愿、一往情深，《三体》终究是一个国家主义文本。因为，尽管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构成了其叙事逻辑的一体两面，但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经常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7】 在《三体》的叙事逻辑中，显然，国家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则处于遭贬抑状态；这也是很多自由派评论者不喜《三体》的原因。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三体》文本中结构性二元对立的种种表现形式，其中左栏中的各范畴均处于主导地位，而右栏中的各范畴均处于遭贬抑状态：![]()
上表的最后一栏——《三体》对男性（气质）的极度推崇、对女性（气质）的极度贬抑——说明《三体》的种种二元框架不仅运作在资本主义逻辑的内部，也同时运作在父权制与顺性别-异性恋霸权（cis-heteronormativity）逻辑的内部。在国内的公共讨论中，经由女权主义网友们的宝贵努力，《三体》和刘慈欣其它作品（如《流浪地球》）中的厌女症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已经受到相对广泛的批判；因为这些努力，她们也遭到了来自男权沙文主义者的、极其恶劣的攻击和围剿。例如，在豆瓣上一则题为“翻到了以前下载的关于三体英译本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论文”的帖子指出，《三体》的英文译本之所以能获得雨果奖以及众多英文读者的认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译者刘宇昆（Ken Liu）对中文原版中的大量厌女和性别歧视语言进行了粉饰或改写【18】。帖子中举出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三体I》中的一句“那是最不可能令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入迷的音乐了”在英译本中被翻译为“That was the kind of music that shouldn’t have mesmerized a kid”；在此，明确的厌女语言被置换为性别中立的表述。或许，这可以被理解为译者的某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即在推广《三体》的同时，尽量减小其中性别歧视语言的继续传播），但这一策略的实际效果却是通过《三体》的海外流行大大加强了刘慈欣的作者神话，从而在不期然间为国内的男权沙文主义势力添砖加瓦。当女权伙伴们在舆论场上与男权沙文主义斗智斗勇的同时，某些学者却声称“…男作家并不意味着男性中心。即便是科幻迷崇拜的大男人刘慈欣，也不是这样的”【19】；其给出的理由是《三体III：死神永生》中刘慈欣塑造的那位随手向太阳系投掷了一片二向箔的外星人“歌者”形象“克服了波粒二象、性别二项、善恶二元、存灭两世”。这一令人震撼的结论出自宋明炜；在其雄文《科幻的性别问题——超越二项性的诗学想象力》中，宋试图运用左翼女性主义学者哈罗维（Donna Haraway，又译为哈拉维）关于超越了二元性别的赛博格（cyborg）的论述来拯救《三体》中无可救药的厌女症。宋对《赛博格宣言》的阐释抽空了其中的左翼立场和女性主义关切，把哈罗维设想的后性别、后人类乌托邦庸俗地理解为一个跟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变革均无涉的、单纯的科技畅想。这不啻是对刘慈欣和哈罗维的双重误读和双重扭曲。![]()
正如一篇题为“《三体》中的外星人需要有性别吗？”的文章（发表于“UltraViolet 紫外”公众号）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指出的，《三体》三部曲中得到了具体描写的两个外星智慧生命种族——三体人和歌者文明——“都是以‘最正常的’两性生殖的地球生物为模板来刻画的”【22】。接着，该文援引翔实的科学和生物学例证说明，地球动物的繁衍方式其实已然比所谓“异性结合”要多样和丰富得多，所以“即便以地球生物为模板，外星生物也不一定非搞雌雄结合的两性生殖不可”；更何况“刘慈欣似乎根本就没把歌者一族设想为碳基生命，它们的本体甚至不是由人类熟悉的化学物质构成的”，那么将当下人类社会中的二元性别制和异性恋霸权强加于歌者文明似乎显得更加牵强。然而，在《三体III：死神永生》的相关篇章中，刘慈欣不仅连贯地使用男性代词“他”指代歌者【23】，而且连贯地使用女性代词“她”指代歌者在其吟唱的歌谣中所指涉的爱情对象：我看到了我的爱恋/我飞到她的身边/我捧出给她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一样柔软她把时间涂满全身/然后拉起我飞向存在的边缘/这是灵态的飞行/我们眼中的星星像幽灵/星星眼中的我们也像幽灵显然，歌者在此处被想象为一位顺性别异性恋男性（顺直男），并且他具有《三体》文本赋予其众多男性人物的典型“男性气质”：为了己方文明的生存、于漫不经心之间毁灭另一个世界的那份理性和冷酷。而宋明炜则坚称：“我宁愿相信 [重点为引者所加] 歌者是没有性别的，而那爱的信物是永恒的时间，因这亘古不灭的爱恋才可以抵达宇宙之外的未知。” 【25】此处所使用的“宁愿相信”一词似乎难以和“强词夺理”区分开来。实际上，正如刘慈欣无法（或拒绝）想象一个超越了“国家主义 vs. 自由主义”二元框架的歌者文明政治体系【26】，他也无法（或拒绝）想象一个超越了男女二元框架的歌者文明性/别体系。在此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科幻小说对超越了父权压迫、二元性别、阶级统治的另类外星社会的想象并非注定失败，或者注定囿于人类认识论的局限。这一特定失败是《三体》的，而不是内在于科幻类型的；恰恰相反，科幻这一文类特别擅长制造“性/别麻烦”和“阶级麻烦”，因为它对外星社会的直接或间接描绘能将我们所置身的当下陌生化，从而对父权制阶级社会中一切的“理所当然”和“从来如此”提出质询。比如，在美国作家勒古恩（Ursula Le Guin）1969年出版的小说《黑暗的左手》中，格森星上居住的智慧生命是两性同体的，平时在生理上并无男女之分，只会在每个月一次的发情期中随机分化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状态，事后除非女性化一方怀孕，否则又会再恢复为完全的两性同体。由于发情期中个体会变化为哪种性别全无规律可循，一个格森人可能既是父亲也是母亲，因而格森社会的成员并无“固有性别”这一观念。在勒古恩的另一部1974年出版的小说《失去一切的人》中，主人公物理学家谢维克从小在无政府主义星球阿纳瑞斯上成长，不知私有财产、男尊女卑为何物。一个更近期的例子是中国导演和作家崔子恩2004年的电影《星星相吸惜》，其以火星人“ET”某天突然赤身裸体降临地球为开端，讲述了一个不无怪诞感和幽默感的、地球人与火星人之间的酷儿性/爱故事【27】。![]()
笔者反对宋明炜给《三体》和刘慈欣的所谓“酷儿”或“非二元”背书，并不意味着拒绝一种对顺直男中心主义（或曰直男癌）“经典”文本进行女性主义和酷儿解构阅读的方法。相反，这种解构阅读方法在得到恰当运用的时候是极具批判力的，能够有效地揭示出直男癌文本中的种种话语裂隙、自相矛盾、乃至自我否定。当我们在那些最为直男癌的文本中也成功发现了“酷儿性”的时候，我们也要十分注意，避免将文本和作者混为一谈。取消了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正是罗兰·巴特等人的理论斗争为我们赢得的），就可能会像宋明炜那样成为作者神话的共谋者，从而为直男癌的文化霸权添砖加瓦。超越二元对立——或曰，终结父权制、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霸权
——的可能？
在《三体III：死神永生》的结尾，归零者的广播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死去…变成一座空旷的坟墓”。而归零者们倡导回归运动，即把小宇宙们归还给大宇宙，让大宇宙能够“涅槃重生”。一些评论者认为，“宇宙在降维／退步”这一宏观设定体现了《三体》对发展主义的某种反思，而结尾的回归运动也展露了小说对联结与团结的朦胧愿景。然而，这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回归运动”仍有赖于宇宙中高级／精英文明的倡导。再者，回归运动实际上并未提出有别于（alternative to）“黑暗森林”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类宇宙社会构想，而只是把希望寄托于绝望与毁灭之中。 对笔者而言，作为“总体性寓言”的《三体》并非去政治化时代的天才之作，而是呼应了一个新的、再政治化时代的到来。从危机不断的（后）疫情时代回望，这个新时代的轮廓越发清晰起来。《三体》中“威权VS启蒙”的二元选项，或许构成了对“历史终结论”和自由民主话语霸权的某种挑战，然而此种挑战与其说提供了任何新的视野，不如说是现代世界史中右翼威权幽灵的又一次还魂。科幻小说无法提供一种别样未来的想象，这是常事——正如詹明信所言，我们经常发现科幻中所描绘的遥远、陌生的未来实际上“无可救药地陷入过于熟悉的东西的泥潭”,从而一再地证明“我们对于想象未来的无能为力”；这份无能为力“是一种在我们的时代中马尔库塞称之为乌托邦想象的枯萎，是对他者性和激进差异性的想象的枯萎”【29】。正如本文所试图论证的，《三体》所达成的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寓言。然而，无论多么艰难，我们必须走出父权制、资本主义、以及顺性别-异性恋霸权内部的二元对立，想象和创造一种别样的未来；否则，现实会迫使我们退回过去。注释：
【1】“重要的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见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页233.【2】杨宸、罗岗:《“整体性”的缺失与呼唤 ——论〈三体〉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收录于石晓岩编：《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页6.此文网络版可见https://www.sohu.com/a/272095711_567216【3】[美]马歇尔·伯曼著，张辑、徐大建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4】[美]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5】[美]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著，吴静译：《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页379.【6】杨宸、罗岗:《“整体性”的缺失与呼唤》，页22.【8】杨宸、罗岗:《“整体性”的缺失与呼唤》，页14.【9】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3期. 此文网络版可见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5185【10】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页405.【11】詹明信，《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页384.【12】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文艺研究》，2019年10期，页82。这篇论文是笔者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学界对《三体》的众多研究中，唯一一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三体》中乌托邦想象的匮乏提出批判的。
此文网络版可见 https://mp.weixin.qq.com/s/7afE4JgYMbQc8EMMImv8PQ【13】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页334.【14】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页148.【15】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16】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收录于《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北京：三联书店，2014）. 此文网络版可见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6855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708.htm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53423326/?_i=2546109AOoJYXW【19】男作家当然并不自动意味着男性中心。从女权视角出发对刘慈欣作品的批判也从来不是因为——或绝不仅仅是因为——刘慈欣是一位“男作家”，而主要是因为其文本中呈现的大量厌女语言和厌女形象。
【20】宋明炜：《科幻的性别问题——超越二项性的诗学想象力》，《上海文学》2022年5月号。
此文网络版可见https://www.sohu.com/a/577705776_121124790
【21】中文世界酷儿左翼对《赛博格宣言》的介绍和部分翻译，见https://wdkpurple.lgbt/post/2018-05-05-a-cyborg-manifesto/【23】仅举一例：“他决定清理一下，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这事也不影响他正唱着的歌谣。他判断错了也没关系，清理就是这样,不是一件精确的工作，不要求绝对准确。”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页389.【24】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页393.【25】宋明炜：《科幻的性别问题——超越二项性的诗学想象力》.【26】陈舒劼指出，《三体III》中对歌者文明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描述基本与《三体I》中对三体文明的描述雷同，即专制、等级制、无思想自由：“小说在对‘二向箔’的原理、能力和效果做出详细交代的同时，却极为简略地带过了对话人之间的身份状态。读者能知道的，仅是歌者地位的低下和他对长老的无条件服从，这是观测他们的社会形态时所能确定的信息。… 结合其他情节所携带的信息，读者大致能从这些描述和长老携带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轮廓：科技超常发达，成员间等级森严，权力不来自选举，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存在的基本活动形态为剿灭其他智慧生命。”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页77-78。【27】Petrus Liu认为，崔子恩的电影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外星人/外星生命形象“寓言地暴露出性规范的偶然性,而这些性规范被人类内化为历史的必然” (原文：allegorically expose the contingency of sexual regulation, which humanity has internalized as a historical necessity).见Petrus Liu,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p.52.
【28】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页507.【29】詹明信，《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页380。根据英文原文，我对此处的翻译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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