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度：6100余字。
作者：R.W.Johnson
译者：Thales
校对：吴衢
吴衢注：本文来历是在读其他文献时偶然找到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沙皇以及俄国保守派在布尔战争中的态度，他们支持布尔人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但是原因是“布尔人就和我们一样保守”。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反帝”立场本身谈不上什么进步主义，而取决于“反帝”的动机。当我将这一观点发表在B站时受到了不少攻击，因此把该文全文翻译出来。不过在看原文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奇人异事，所以标题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原文为一篇书评，是R.W. Johnson对 Apollon Borisovich Davidson和Irina Filatova所撰写的《俄国人与布尔战争：1899-1902》（The Russians and the Anglo-Boer War: 1899-1902）一书的评论。该书和书评都发表于1998年。
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0/n14/r.w.-johnson/rogue-s-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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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神贯注于英国和德兰士瓦（Transvaal）之间的战争。”布尔战争爆发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每天我都会阅读英国报纸上的新闻，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我无法掩饰我的喜悦当我得知......昨天的新闻说，在怀特将军的突围中，两个完整的英军营和一个山地炮兵连被布尔人俘虏了！”英国对南非的控制对俄国人来说意义重大，部分原因是通往印度的道路要经过开普敦（the Cape），而开普敦的总督们也非常清楚俄国对印度有自己的图谋。事实上，当1875年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rvon）试图建立南非邦联时，他给出的理由是“保护英国的利益使其不受俄国野心的侵害”。1879 年，英国担心俄国可能会利用祖鲁战争（the Zulu War，英国1879年对南非祖鲁王国发动的战争。——译者注）的契机在中亚发动进攻，或者甚至是向祖鲁人提供武器。年轻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南非政治家和军事家，后来参与指挥了布尔战争。——译者注）意识到了俄国的这方面兴趣，在战争前夕建议他的布尔人同僚去说服俄国人在印度煽动反英起义。事实上，有着类似想法的克鲁格（Kruger，德瓦士兰共和国总统。——译者注）已经派遣俄罗斯侨民金融家本齐昂·亚伦（Benzion Aaron）代表德兰士瓦参加 1896 年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这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举动。因为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亚伦是一名犹太人，而沙皇会认为选择这样一位使者是一种侮辱行为。尽管如此，沙皇还是抓住了重点并迅速与德兰士瓦建立了外交关系。俄英两国在中亚、伊朗、博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以及印度都有着利益冲突。除了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复仇情绪外，俄国还感到自己处处受到英国的阻挠。尼古拉一想到布尔人可能终于在大英帝国的铜墙铁壁上制造了一条致命的裂缝时，就激动得去见了德皇——“我打算让皇帝去提醒英国人，让他想起他给克鲁格的那封著名的电报！”。—— 同时俄国外交大臣则试图与法国结成反英同盟。为了增加压力，俄国建立了地中海和大西洋舰队，甚至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四艘巡洋舰进行挑衅。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也开到了印度和阿富汗边境。![]()
事实上，沙皇被冲昏了头脑。“亲爱的，你知道，”他对妹妹说，“我并不傲慢，但我很愉悦地认识到，我拥有决定南非这场战争走向的最终手段。这非常简单——只需一条电报，突厥斯坦的所有部队都能动员起来，向（印度）边境挺进。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也无法阻止我们在英国最脆弱的地方对其进行打击”。这就是尼古拉的“最珍贵的梦想”，但它最终化为泡影。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溜烟跑了；没有他们的帮助，俄国根本无力对英国发起进攻。亚历山德拉女皇也心存疑虑，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和德皇一样，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辈——更何况她还经常与祖母联系。俄罗斯民众对布尔战争的热情却没有受到这种限制。关于布尔人的书籍、文章、诗歌、戏剧和小册子层出不穷，管弦乐队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我的祖国”，人们募集和寄送钱款，并在教堂里祈祷英国人早日战败，布尔人的照片随处可见。一位作家抱怨说：“如今无论你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故事——布尔人，布尔人，只有布尔人”。多年来，在整个帝国，他们都是大众连载小说和低俗怪谈中最受欢迎的英雄。餐馆、旅店和咖啡馆都被冠以布尔式的名字，内部装修也是“布尔风格”，还出现了成排成排的歌颂布尔人、嘲笑约翰牛的全新儿童玩具。就连和平主义者托尔斯泰也被卷入了疯狂的战争热情中：“你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步吗？每天早上打开报纸，我都热切地希望看到布尔人打败了英国人”。他知道自己“不应为布尔人的胜利而高兴，或是为他们的失败而悲伤，毕竟说到底他们也杀害了英国士兵”。但他还是忍不住：“当我读到英国人失利的消息时，我很高兴，这让我的灵魂为之振奋”。俄罗斯的保守派支持布尔人，不仅是出于通常的民族主义和反英原因，还因为他们认为布尔人就像是最好的俄罗斯人——保守的、农村的、信奉基督教的民众，正在抵抗外国（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对他们土地的入侵。“这场战争的深刻历史意义在于，”莫斯科的一家右翼报纸写道：“信仰、爱国主义......封建父权家庭、原始部落团结、铁的纪律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整个的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甚至连看似不可战胜的英国人也开始颤抖 ”。但左派也同样热爱布尔人。列宁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的作品——她将反对英国入侵布尔共和国视为一项原则——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1980年， 当对俄国和南非语境都非常熟悉的露丝·法斯特（Ruth First）出版了一份详尽的，甚至包含了捷克语和世界语（Esperanto）译本在内的施赖纳作品译本清单时，却没有意识到其俄语译本多达几十种。1905 年和 1917 年发生的事件将布尔热潮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数百名俄罗斯人出国为布尔人而战，并为他们做护士和医生。很难弄明白这一群体的具体人数，因为在19 世纪 80 年代后半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为了躲避俄国的大迫害，已经前往德兰士瓦加入了淘金热。其中很多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德兰士瓦，一些人加入了英军；但也有很多人为布尔人而战，他们可能占整个俄罗斯军团的大多数。问题是，在那些跑来参加布尔战争的、经常反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眼中，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俄罗斯人：民族主义者在布尔军队中单独组建了一支俄国人部队，并拒绝俄罗斯犹太人加入。另一方面，英国人对这些新移民拿起武器反抗他们感到愤怒，将他们视为俄国人，于是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驱逐回俄国。这些犹太人将再次面对大迫害，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从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或谴责。![]()
对于布尔人一方的俄裔犹太人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有几位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军衔。我们发现有一位卡普兰（Kaplan）司令和一位艾萨克·赫尔曼（Isaac Herman）司令，而另外两位担任侦察兵的约瑟夫·西格尔（Josef Segal， “Jackals”）和沃尔夫·雅各布森（Wolf Jacobson，“Wolf”）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西格尔成为布尔将军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的特别顾问和秘密特工。本齐昂·亚伦（Benzion Aaron）——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同时也是克鲁格的私交好友——成立了一个犹太人救护队并为布尔人的全部辎重提供资金。俄罗斯民族主义志愿者的反犹主义似乎并没有造成任何麻烦。受伤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了亚伦救护队的热情款待，而反犹主义的俄罗斯军团成员，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在抵达时受到了俄罗斯犹太人同胞般的欢迎，犹太人向他们赠送水果、雪茄和祝福。戴维森和菲拉托娃发现的主要的新原始资料包括一位名叫叶夫根尼·奥古斯都（Yevgeny Augustus）的人的日志，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对斯皮昂科普战役（the battle of Spion Kop）进行了相当生动的描述——尽管他对战争史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他从波兰或立陶宛出发，途经布鲁塞尔和莫桑比克来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匆忙地用蹩脚的荷兰语宣誓加入布尔人的事业，并被告知布尔军队的毛瑟步枪已经耗尽了。他很快意识到，这里已成为“各色冒险家和流氓的天堂”——其中包括那些无休止地重新获取装备的假志愿者，他们在再次志愿参军之前，会把武器和马匹卖掉。根据叶夫根尼·奥古斯都的记录，布尔人的战略很差，并且许多志愿兵“要么是被几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本能带到这里，要么是由于在家乡犯了什么肮脏事”。他和战友们骑马前往图盖拉前线（Tugela front），到达时正好看到一名非洲人因被怀疑为英国人充当间谍而遭到毒打。当受害者的棍子折断时——这棍子被拿来打他——一张布尔人防御工事的平面图从棍子里掉了出来，他当场被枪杀。许多俄国人对布尔人随意残暴对待非洲人的行为大吃一惊。奥古斯都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格鲁吉亚亲王尼古拉·巴格拉季昂（Nikolai Bagration），他是曾与拿破仑作战的巴格拉季昂元帅的后代。这位人脉极广的贵族曾代表格鲁吉亚出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典礼。“布尔人尼科”（后来人们如此称呼他）听说战争爆发的时候正在巴黎世博会参加打猎比赛。他下意识认为布尔人作为非洲失落的白人部落与流落在穆斯林汪洋大海中的格鲁吉亚本地人之间有一种亲切感。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说过德兰士瓦，“但我觉得它非常像我的祖国，我觉得我必须保护它”。他是第一位抵达比勒陀利亚的俄罗斯志愿者，克鲁格和他的将军们拥抱了他，他们认为他将为他们的事业赢得欧洲人的支持。他是一个巨人，身边有两个格鲁吉亚仆人，这些仆人和他一样，常被当作哥萨克人。他英勇作战，被英军俘虏，并被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召去解释自己的行为——在这次令人难忘的对峙中，他指控基奇纳犯下暴行（指控被否认）。尼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在郁郁寡欢的俘虏们中他仍然非常开朗，组织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尽管体重还是减轻了 90 磅。回到俄国后，面对他所憎恶的布尔什维克，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勇气，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身着贵族服装，在第比利斯集市上卖烟度日。而有一些前来参战的俄罗斯贵族是左翼人士。米哈伊尔·扬加里切夫亲王（Mikhail Yengalychev）和他的战友伊万·扎博洛特尼（Ivan Zabolotny）、亚历山大·埃森（Alexander Essen）一样，对俄罗斯军团中保守的君主主义者深恶痛绝。亲王回到俄国后，因试图发动反沙皇的农民起义而被警方监视，而扎博罗特尼则成为了特鲁多维克派（Trudoviks “劳工组”）的领袖和第一届杜马的成员。埃森抵达比勒陀利亚时已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并在 1905 年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地下化名是“布尔人”。他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名领导人，并在二十年代被任命为俄罗斯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书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是“俄罗斯布尔将军”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中校（Yevgeny Maximov），他似乎对克鲁格和他的将军们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是受俄罗斯政府的秘密委派来到南非的。甚至在战后克鲁格被流放到荷兰后，他仍与马克西莫夫保持联系，感谢他的英勇作战。马克西莫夫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职业军人、出色的骑手、几乎是奇迹般的神枪手（有一次，他在行驶的火车上射中了800米外的一头跳羚）——他是那种在部队大部分人员被歼灭的情况下，依旧能不顾伤痛继续战斗的人（他在那次战斗中英勇归来，史末资还亲自向他表示感谢）。和大多数俄国人一样，在布尔人明显将输掉这场战争后，他就经莫桑比克离开了。得益于戴维森和菲拉托娃在本书中一再展现的非凡侦查能力，他们重建了马克西莫夫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 1849 年，20 岁时加入了一个精英团，但三年后被调到了一个较低级别的团，26 岁时退役，服役记录上写着“家庭破碎”和服毒自杀未遂——一个神秘但完全致命的污点毁掉了他的军旅生涯。他的余生都在打仗，并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报道战争，似乎是在疯狂地、不可能地试图赎罪。他刚刚退役，就主动请缨为塞尔维亚作战对抗土耳其，随后又参加了俄土战争。1880 年，他参加了俄罗斯在土库曼斯坦的战役。作为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1881 年沙皇遇刺令他震惊不已，并加入了秘密警察以铲除无政府主义者。1895 年，他被卷入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之后他志愿为希腊人对抗土耳其人而战。之后，他又在伊朗和阿富汗服役，并从阿富汗前往德兰士瓦。盎格鲁-布尔战争结束后，马克西莫夫回到俄国，发现自己与一些知名人士的情妇同坐一节车厢。这些女人察觉到了他的不满，于是嘲笑他，引来了他的尖锐反驳，并招致了她们中一人的配偶——沙皇的贴身侍卫亚历山大-萨恩-维特根施泰因-伯莱堡亲王（Alexander Sayn-Wittgenstein-Berleburg）——的决斗挑战。马克西莫夫知道没有人能在枪法上与他匹敌，便告诉他的副手，他会让亲王先开第一枪，如果他能挺过这一枪，就打伤他的腿。问题是，副官故意让两把手枪的子弹超载，使它们射得很高。亲王射偏了，但马克西莫夫的一枪打高了，杀死了他的对手。在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结束后，马克西莫夫被判处两年监禁，但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他获得了赦免。王子的朋友们为了报复，试图毒死他，然后把他从三楼的窗户扔了下去。马克西莫夫康复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并与她结了婚。婚后不久，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许多人强烈建议他留在国内，但 时年55 岁的马克西莫夫立即主动请缨。他被拒绝了，于是向皇后求助。在她的劝说下，加上俄国人遭受了惨重伤亡，军队改变了主意。到达奉天后，马克西莫夫宣称他估计第一天就会牺牲。事实上，他坚持了两天，然后在一次交战中被击毙，他所在的团有一半以上阵亡。马克西莫夫是一个相当悲怆的人物，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似乎都在毫无希望地为洗刷早年的耻辱而奋斗。戴维森和菲拉托娃总结道：“19 世纪帝国主义的众多后果之一，就是给许多人的生活赋予了激情、方向甚至是宏大叙事，否则他们的生活可能是空虚、断裂和悲伤的”。马克西莫夫热爱保守的俄罗斯理想——但他终其一生都在逃避一个事实上并不接受他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他这样的精神来说过于窒息和官僚。他在德兰士瓦轰轰烈烈的事迹代表了他职业生涯的顶峰，也是他离他一直追求的荣耀最接近的一次。但是，就像所有的俄国志愿军一样，他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些在日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很可能会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内战，而那些在两次战争中都幸存下来的人很可能会在大清洗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倒下。似乎没有人活到了1945年。布尔人方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1901年，德兰士瓦驻欧洲使团秘书琼克尔·范·德·胡芬（Jonkheer van der Hoeven）抵达圣彼得堡——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他利用民众支持布尔人的情绪，受邀参加沙皇妹妹的婚礼。这让外交部长拉姆斯多夫（Lamsdorf）大为光火，并在之后不久就把他打发走了。克鲁格垮台后，范·德·胡芬失去了祖国，他开始在蒙特卡洛和其他地方从事职业赌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为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他被抓后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从那里出来后，他对自己的前雇主充满了仇恨。1942 年，他回到南非，向新开设的苏联领事馆自愿提供反德服务：他的小计谋是在德军前进路上可能遇到的商店里的巧克力和香肠上投放霍乱杆菌。苏联人没有采纳这个方案。1950年，曾一度将自己视为世界历史人物的范·德·胡芬穷困潦倒地死在开普敦。戴维森和菲拉托娃揭示这些奇特传记故事的方式不乏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英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法国大革命。——译者注）的影子，如此做法为一场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结束的战争开辟了一条新战线。然而，本书的最大成就正是通过圣彼得堡来折射出英帝国世界。因为大英帝国的成功既是对沙皇国家体制的挑战，也构成了许多新的、令人惊讶的结盟理由——例如，马克西莫夫的埃塞俄比亚冒险似乎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作为科普特人（Copts，指公元1世纪时信奉基督教的古埃及人的后裔。——译者注），埃塞俄比亚人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众的天然盟友。不过，俄国人依旧将其最大的希望寄于布尔人身上。不幸的是，克鲁格不是乔治·华盛顿，而英国也愿意向南非派遣 50 万大军以保卫其金矿——这一事实只会让人更能感受到那些本书从迷雾中拯救出来的非凡人物身上所笼罩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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