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度：4000余字，推荐大家收藏后慢慢看
作者：罗伯托·帕特里西奥·科泽涅维奇（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
译者：空余鲁叟乘桴意
吴衢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本我大一时读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作品，它的框架非常清楚，然而该书开头讲的故事是，美墨边境上两个乡镇，气候地理条件什么都相似，但是美国一边的人均GDP是另一边的三倍，原因是制度！这个故事实在太过荒谬了因此我对阿西莫格鲁一直就毫无兴趣，而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随着阅读的深入，历史小故事越来越多，但是却越来越显得论证不牢靠，显然太多的历史细节都被舍去来套这个框架。如今AJR三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非常可恶地和另一个我喜欢的乐队AJR撞名了——自由主义者弹冠相庆，因此更有必要找出一些具体的评论材料来处理该书的问题。本文就是这样的一篇书评，原文发表于2015年的《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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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对社会科学中最普遍的话题之一进行了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变得富裕？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穷？
该书获得主流人士的广泛赞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称这本书“引人入胜”，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这本书应当成为“必读书”，而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著名学者都对该书的广度和深度赞不绝口。该书具有如此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罗宾逊为这个由来已久的谜题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答案：一些国家发展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从而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而其他大多数国家饱受阻碍长期增长的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影响并让制度一次次重现。后一类国家可能会经历短暂的繁荣时期（如苏联），但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不会实现真正的繁荣。为什么是这样？在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历史轨迹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得出结论：包容性制度——集中但多元的政府，牢固但广泛分布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利，法律的公正适用以及竞争性市场——产生了经济激励，从而创新源源不断。两位作者认为，在正确的制度框架下，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等特定的社会力量就无力限制竞争压力或者控制创新的影响。因此，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到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得以发挥其魔力——不断摧毁现有的观念、制度、组织策略和企业，同时伴随着新的观念、制度、策略以及企业的涌现。其回报就是持续的长期增长。然而出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试图解释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并未发展出包容性的体制。相反，它们的制度是汲取性的，旨在最大化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精英）掠夺资源的能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由于财富之路和对政治权力杠杆的控制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试图限制竞争和创新。除了限制创造性破坏以外，这些制度安排还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环境，相互冲突的精英发起的严峻挑战往往导致内斗和政治不稳定。两位作者坚信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处于持续贫困。包容性制度或汲取性制度一经建立，就会发挥协同作用，产生独特的经济激励与产出。在良性循环中，包容性的制度设置会刺激创新和社会流动性，同时增强竞争性的政治。然而，在恶性循环中，汲取性的制度设置会助长地方精英对资源的攫取，进一步地，地方精英会用这些资源巩固自己的权力。通过上述两种协同作用，包容性与汲取性制度往往会“钙化”——这一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同时存在，且在对应国家到达其关键时刻时进一步“硬化”。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这是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看起来总是无法摆脱贫困，而另一些国家却长年累月地享受繁荣的关键所在。他们追溯到十六世纪的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恰恰是从那时起，东欧和西欧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西欧走向包容性制度，而东欧走向汲取性的制度——这是因为在两个地区，农民的相对议价能力截然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瘟疫——中，西欧的土地使用权变得更加包容（inclusive），而东欧则不然。面对着同样相对较为弱势的地主们，西欧（尤其是英格兰）的农民能够争取更大的自由，因而获得更高的工资以及更高的政治地位；然而东欧农民的自由则受到地主的严重限制。![]()
（罗马的瘟疫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强调的关键历史时刻之一）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解释道，虽然二者最初的议价能力差异并不大，但是各自采取的路线（走向包容性或汲取性制度）在时间地推移中不断被加固。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长期观点并不完全依赖于路径。国家是否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取决于斗争的程度——即那些不属于主导精英（其他精英和非精英）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面对着那些关键时刻时（如瘟疫、大西洋扩张和奴隶制的终结）。以英格兰为例，其十六世纪的制度转变“并非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而是激烈冲突的结果，因为不同的群体争夺权力，挑战他者的权威，并试图构建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种对权力的调适（attunement）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在政策制定圈变得如此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对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强调被视为对那些将财富归因于地理、教育或文化等因素的替代解释的明确挑战。在他们看来，“是政治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例如：现代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公民仍然缺乏可以创造基本激励机制从而使得社会富裕起来的经济制度......这些体制之所以在几个世纪后依然存在，是因为政治权力仍然狭隘地集中在精英阶层手中，他们没有动力去保障人民的财产权、提供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相反，他们更关注攫取收入以及维持他们的权力。尽管作者们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尽管政策制定圈对他们的书赞不绝口，但他们并没有声称从他们的框架中可以轻易找到解决方案。事实上，他们叮嘱道，在试图从成功经验中推断出具体政策时要非常谨慎，并表示包容性制度不是唯一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各种力量之间的政治平衡是偶然且易变的。在一个地方行得通的做法，在另一个地方可能行不通。不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确实提到，即使是包容性体制历史不长的国家，也有能力发展这种体制。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经济保持了非凡的增长速度，这要归功于中国适度采用了有益的制度，但除非这些安排被更广泛地接受，否则剩余的汲取性制度将取而代之，并很可能导致增长停滞。相反，作者并不认为他们所推崇的制度的持久性是必然的——国家变得富裕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一直繁荣下去。通过几个历史实例（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的衰落，十三和十四世纪威尼斯的衰落，二十世纪阿根廷的衰落），他们认为，在某些时刻，国家可能会迅速从包容走向汲取。《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论点无疑很有吸引力。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之间的理论对比清晰直白，而且该书的政治主旨，较于那些聚焦于文化或地理的发展理论，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但是，一旦作者试图用这些抽象的论点构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这种尝试就显得牵强，并且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不平等。以奴隶制为例。根据阿西莫格鲁以前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创造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技术创新领域（通常更具体地说，是制造业）。因此，奴隶制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与真正的创新和财富的长期持续增长不相容的汲取性机制。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与雇佣劳动相比，奴隶制的历史寿命不是很长吗？奴隶贸易的扩张本身不就是一种特殊的熊彼特式创新（熊彼特绝对没有把创造性破坏局限于技术创新）吗？种植园农业在整个殖民地世界的传播本身难道没有代表一种创新过程吗？租金、汲取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创新和变革的组成部分；然而，当作者将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随时间演变的理解局限于人为构建的理想类型时，这一事实便被忽略了。事实上，《国家为何会失败》一书的整体理论论证之所以如此简单明了，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对制度定义的模糊性。读者可能会对作者所说的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有直观的感受，并可以利用这种直觉来验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点。但是，如果我们设定更精确的界限来区分这两类制度，就很难证明大多数国家的特点是盛行一种或另一种制度。相反，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包容性和汲取性逻辑往往是并存的——资本主义正是在两种逻辑的结合下蓬勃发展。国家公民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大多数地方，国家公民身份所隐含的制度安排包含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在历史上赋予了部分人口参与政治及享有制度内权利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其他群体（例如，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妇女、少数种族、他国公民）则被排除在外。此外，通过将国家的存在自然化，将其作为不言而喻的分析单位，作者无法批判性地审视包容与汲取共存时（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所产生的混合体和紧张关系——而这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问题。与其将资本主义视为受现代民族-国家边界限制的产物，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现象，其特点是各种制度（包容性和汲取性安排，以及创造性破坏）的不均衡组合。几十年前，社会科学文献将世界的不平等归因于文化特质：一些国家拥有促进创业和创新的优越特质，另一些国家则由于根深蒂固的宿命论而未能崛起。这种观点因未能准确识别不平等和权力的关系机制而受到强烈批评。值得称赞的是，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落入文化主义（culturalist）的陷阱。他们强调斗争的重要性，强调被排斥者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的历史意义。这是理论好的一面。但正如过去的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新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视角倾向于将国家自然化，好似它们是彼此相对独立地存在的。正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发展理论利用信仰和态度来解释现代化的进步或“落后”（backwardness）的持续一样，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的恰恰也是一个还原性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围绕着一系列制度安排之间的二分法构建起来，其中的制度安排要么促进，要么限制长期的繁荣和福祉。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类似，今天的许多观察家认为新制度主义者的理论简化很有吸引力，且易于理解。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准确识别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再生产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性不平等，仍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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