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的民主先锋队：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女权主义

文摘 2024-11-27 19:30 英国

本文长度：16100余字，推荐大家收藏后慢慢看

作者：Huseyin Rasit和Alexander Kolokotronis

译者：谭普罗

校对：吴衢

译者注：距离2024年10月份杨笠代言京东遭受抵制事件已经过去约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各方观点的交锋、攻讦层出不穷，让人精疲力竭，而争论的一部分重心则聚焦在了“中国女权主义”之上。可以预见到，同时也的确发生的是，传统右翼在这一问题上大张挞伐，不过更令人担忧的观点冲突来源于大量普遍持有左翼观点的人群内部。大致有两个方向的观点值得关注：其一是阶级还原论，即阶级是社会中存在的唯一问题，任何其他方向的矛盾都是虚假的或应当让步于阶级问题而被次要对待，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其二是许多来自左翼的观点重新将蔡畅在20世纪40年代对激进话语采取的让步立场奉为圭臬，并且希望据此将早期毛时代的女权主义建设描述为完美的模板，将“毛时期/蔡畅论述下的女权主义”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强分彼此，以前者为抓手对后者展开否定与声讨。

在这一问题上，更多细节需要被关注。女权主义激进话语在40年代延安的退却（相比于苏区时期）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应当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其身处外部战争压力和内部传统价值观夹击之时。同时，蔡畅是女权主义者但更是一名党中心主义者这一因素也应当被考虑其中。最后，虽然毛时期孕育了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政治革命，但奉其为圭臬仍然需要慎之又慎，许多学者也已在肯定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毛时期的诸多妇女困境，这些困境不应当被忽略。我想，保卫毛泽东是为了望向激进的前路，而非单纯为某种保守寻找来自神像的背书。

在某些令人疲惫的选边站队与争执之后，也许应当引入一些别样的讨论。2012年，在叙利亚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叙利亚罗贾瓦地区爆发了革命。在罗贾瓦革命中，妇女解放问题站在了矛盾的前沿。罗贾瓦位于叙利亚北部，在北京的正西方大约6000多公里。既然如此，按照字面意思来说，库尔德人在罗贾瓦的女权主义实践可能也会被列入“西方女权主义”范畴。如何在内外压力下持续推动女性解放，女性又是如何成为革命的主体并且一定程度上支撑起当地的革命民主建设？也许库尔德人的斗争会给我们展示一些不同的面向。

原文标题：Huseyin Rasit & Alexander Kolokotronis (2020): Decentralist vanguards: women’s autonomous power and left convergence in Rojava, Globalizations

摘要

自2012年以来，叙利亚北部的罗贾瓦革命吸引了全球左翼的关注。尽管这一革命运动已受到来自不同政治视角的多方分析，却鲜有分析系统地探讨其对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融合。通过聚焦于革命运动的组织方式这一问题，我们得出一个观点：罗贾瓦展现了一种“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方法的特定结合。罗贾瓦的这种先进的结合尝试表现为女性的自主权。女性作为一种革命主体，不仅有独立自主的组织，还承担起了教育大众的重任，因而成为某种“革命中间阶层”：即一个具备自主权的独立革命群体，能够在推动革命进程的同时保持一种对先锋队权力的分散。

引言

自2012年以来，北叙利亚的罗贾瓦革命吸引了全球左翼的目光。当叙利亚内战的血腥、动荡仍在持续之时，罗贾瓦涌现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图景。在库尔德运动的领导下，革命者们正建立起自下而上的人民委员会，创建公社，并提倡生态平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德妇女保护部队（库尔德语：Yekîneyên Parastina Jin,简称YPJ）这支全部由女性组建的军队，正在与伊斯兰国的法西斯势力作战——尽管她们所处的地区仍深受父权制的影响。罗贾瓦革命充满了激情，以至于来自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前往此地捍卫这场革命——这是一个不禁让人能联想起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性时刻。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挺身而出，共同捍卫这场革命，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更确切地说，罗贾瓦革命为双方提供了某种愿景，因为民主联盟党（库尔德语：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简称PYD）所追求的激进民主体系实际上兼具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方的要素。尽管这一政治运动已经被从不同政治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却尚未有系统性的分析指出其具体如何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我们认为，罗贾瓦的政治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特定结合，而非只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拼凑。

分析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例如考察它们各自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立场。在本文中，我们也会考察这一问题。本文则着重关注一个特定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革命运动及其组织应该如何被建构？在这一点上，我们具体考察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困扰着每场革命斗争的难题：一边是想要超越一切形式的统治和控制的革命愿景；另一边是在本土和地缘政治层面都充斥着不利条件的情况下，权力总是难以避免地、不断趋于集中的现状。

透过以上视角，我们得以将罗贾瓦革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的特定结合，进行理论化。我们认为，罗贾瓦采用了“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的方法：这种革命实践通过先锋队的集中行动来引领革命过程，但同时也在推进权力与权威的去中心化和去垄断化。在罗贾瓦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一“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体现在女性的地位上。我们所要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指出，罗贾瓦是一场杰出的女性革命——这一点本身固然重要，并且已有诸多分析（Dirik, Strauss, Taussig & Wilson, 2016；Tax, 2016）；但本文更关注的是由女性的地位所体现出的组织创新，以及这一创新在更广泛的统一革命斗争框架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特殊的地位源于革命三大原则的结合：

1）将女性视为历史性的革命主体；

2）建立自主的女性组织；

3）期待女性在教育和动员公众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女性在革命中构成了某种“革命中间阶层”：一个具备自主权的独特革命群体，能够在推动革命进程的同时分散先锋队主义的权威。

在文章第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不同革命传统对组织问题的看法。也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权力集中问题，并特别关注那些本土与国际上的不利条件所带来的压力。然后，我们将通过这一讨论的视角来解读罗贾瓦革命，描绘出革命者如何驾驭本土薄弱的潜力和恶劣的国际环境两相对比之下产生的紧张局势。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展示，女性如何代表了罗贾瓦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最先进的那一部分，并探讨她们如何构成了一个革命中间阶层。最后，我们将反思我们的论点，并探讨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作为一种左翼的融合，其对其他革命斗争可能存在的意义。

组织问题

革命斗争应当如何组织一直是不同政治传统之间的一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历史上倾向于采取更为集中的形式，而这种倾向在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式政党概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并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其运作基础。列宁（1902）提出先锋队式政党的概念包含两个关键要素：首先，鉴于预期的自发的无产阶级起义并未实现，列宁认为政治意识只能由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承担这一责任，成为革命斗争的最先进部分；其次，列宁认为机会主义——通常由那些倾向于分散和无组织的知识分子带来——是革命组织中的主要威胁，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将严重影响到党的纪律和领导革命的历史任务。在沙俄帝国的外部暴力镇压下，这种对机会主义的担忧愈发加剧。因此，列宁设想了一个小而紧密、纪律严明的政党，其中由高级机构作出的中央决策对下级机构具有约束力。当然，即便是在未来，某种猖獗的官僚主义制度失败之前，也早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先锋队式政党的概念持批评态度。罗莎·卢森堡（1904）便将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比作“一件官僚主义的紧身衣，这会使运动僵化，使其他一切组织变成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工具”。

先锋队式政党这一概念，对于任何无政府主义者来言，几乎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实上，无政府主义通常直接反对“政党”这一概念，因为这种现代性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夺取国家权力密切相关，且通常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制度。但拒绝“政党”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组织问题。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如何组织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应当追求拥有正式组织，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从自身组织起来的方面，还是从组织起整个社会的方面来说，在无政府主义的组织观中，“联邦主义”是最常见的答案，这种结构既保证了个体的自治，同时也通过自愿的、去中心化的结构将个体结合在一起，使集体行动得以成为可能（Malatesta, 1897）。无政府主义者通常认为，任何一种比松散的联邦主义拥有更高的集中性的体制都具有压迫性。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即“纲领无政府主义”传统。最早的纲领主义者大多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双重失败：既输给了布尔什维克，又未能在工农苏维埃中获得立足之地。他们于是得出结论，阻碍无政府主义者领导革命的因素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组织纲领（Organizational 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便是这一反思的产物，该纲领提倡建立一个拥有有限程度集中化的联合组织。此倡议遭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至今纲领主义仍被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被认为是某种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McKay, 2009；Skirda, 2002）。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种完全非等级化和去中心化的组织是可行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在这方面，罗伯特·米歇尔斯(1915)提出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理论尤为著名。一方面，米歇尔斯指出现代社会的运行需要由代议制选举出的代表作出中央决策，因为社会规模庞大，完全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作为集体行动的最佳工具，各种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对建制派还是对革命者来说都同样适用。另一方面，米歇尔斯认为，任何停留在表面民主的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寡头制，由少数领导者掌控其他成员。这是因为每个组织的结构中必然存在某些位置，使得处于这些位置上的人相对于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此外，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争论本身具有一定误导性，因为几乎所有追求去中心化的斗争都导致若干个小寡头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集合。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米歇尔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了同样的不满。前者不反思寡头制的腐蚀性危害，往往倾向于对组织进行权威性的控制；而后者则看到了寡头制的危险，但无法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方案来创建一个没有权力集中的秩序。

还有一些人指出，任何现代人类组织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一定程度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找到办法去缓解这些不利的影响。例如，乔·弗里曼（1972）对激进女权主义社群提出了批评，认为后者忽视了权力的“隐性中心”。乔·弗里曼认为，组织总是具有某种结构和权力中心，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结构是否可见。当人们假装一个组织是不包含等级结构的，实际上这只会使得权力中心变得隐性而难以控制。人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是应当使结构完全透明可视化，借助正式规则确保却可以对掌权者提出问责。同样，基于对共产主义时期波兰的组织问题的考察，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1972）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对当时的观点在应对“集中/中心”问题上的无力提出了如此批判：

举例来说，波兰的激进分子们认为他们找到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方法，也就是主张由“多个中心”（即国家行政机构、国民议会、工会、工人委员会和不同政党）来组织和领导社会生活。然而，这种观点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多中心主义”等同于没有任何实际的、清晰的可以被社会底层所控制的中心。而考虑到在现代社会，某些决策必须集中做出，因此他们提出的所谓“宪法”最终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它只会掩盖一个事实，即一个真实的，但这次打扮得更加隐蔽（因此也不可控）的“中心”重新出现，而这个“中心”隐藏在政治官僚阶层之中。（Castoriadis, 1972/2007, p. 23）

必须补充的一点是：集中、垄断和官僚化的问题不能仅仅被归结为革命者的主观选择。革命运动并非发生在真空中，组织形式的走向也并非完全由革命者决定。革命过程发生在特定的本土和国际形势下，这些环境通常是敌对的。此外，当革命者不得不在这样的困境中展开斗争时，他们所能调取的组织和动员手段往往相当薄弱且不成熟。导致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革命往往在爆发外部战争（如俄国）、内部长期战争（如古巴）或两者兼具的情况下发生（如中国）（Skocpol, 1979）。此外，几乎所有革命都会受到现存秩序的公开战争镇压或秘密反游击行动镇压的威胁（Halliday, 1999；Walt, 1996）。因此，地缘政治压力对革命斗争来说几乎无法避免，这迫使革命者在行动方面面临着相当强的限制和紧迫性。

革命自身能力的缺乏加剧了这种外部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简而言之，唤醒全体人民的政治意识，并动员人民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者被迫与不一定完全认同革命理想的不同群体进行多阶层的联盟，由此会在新社会性质这一议题上引发新的冲突（Farhi, 1990; Foran, 2005; Parsa, 2000）。即便是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俄国革命中，革命的含义具体指什么也存在极大的争议（Rabinowitch, 1968, 1976）。因此，不仅是自下而上的全面起义不现实，即使动员起来的人也不一定拥有相同的革命计划。

不难看出，上述两个因素为革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研究表明，战争、敌对环境以及应对集权化国家系统所带来的压力往往会促使权力、权威和暴力垄断化（Evans, Rueschemeyer, & Skocpol, 1985; Halliday, 1999; Tilly, 1985, 1992）。尤其在群众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组织程度较高的群体可能会选择或被迫选择集权并垄断暴力来引领革命进程。甚至人民自身也可能转向更加强有力的组织和领袖。如果革命理想是致力于全体被压迫群体的赋权和解放，这种迫切的集权化压力则与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

尽管原因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应对这些问题上的历史记录都不是很光彩。亚历克斯·普里查德（2010）指出，无政府主义通常关注本地事务，而忽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结构，这使得“他们更多关注国家对人民的所作所为，而忽视了国家间的政治互动，以及后者如何限制了进步主义政治的发展可能性”。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对自下而上的起义寄予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实践（Loadenthal, 2017; Prichard, 2010）。结合起来，这些政治倾向导致了双重缺陷。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忽视地缘政治结构所带来的沉重约束，误以为权力垄断完全取决于革命者的主观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对自下而上起义的过高期待使他们无法反思革命动员不足时面临的严峻挑战。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则不能指责他们忽视地缘政治。不过这次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太沉迷于大国博弈了。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会分析每个细微的地缘政治细节，以至于任何自下而上的行动都显得无足轻重。对于这些人而言，那些当权派的镇压行动不仅仅是主要的关注点，也成为了共产党人为任何自身缺点找的潜在借口。因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为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压制性行为以及利己行为辩护，称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因此许多缺陷是可以被原谅的，译者注）。采取这种意识形态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对革命目的而言，重要的不是反复强调地缘政治条件多么困难，而是找到方法在这种条件下将权力分配给人民群众。

关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之可能性的讨论，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压力和革命动员不足的情况下应对权力趋于集中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挑战可以采取哪些行动。通过这些视角来解读罗贾瓦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的革命，也让我们能够对其提出的组织方案进行理论化。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罗贾瓦革命者如何保持这一平衡，即在集中行动的必要性这一前提下，去达成权力与权威的分散。随后，我们将继续分析罗贾瓦革命者们以“去中心化的先锋队”这一特殊形式提出的组织解决方案，而这一点的最好体现，便是女性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

罗贾瓦的理论与实践

广为人知的一点是，罗贾瓦的意识形态纲领主要来源于阿卜杜拉·奥贾兰。奥贾兰的思想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他的故事也因此而闻名。通常的说法是，奥贾兰在1999年被捕后，逐渐远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然而，早在这之前，他所领导的运动就已经在进行更为广泛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了再评估（Üstündağ, 2016, p. 198）。例如，在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这一诉求问题上，奥贾兰在1993年便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理解（Akkaya & Jongerden, 2011, p. 156）。尽管如此，他的被捕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与此同时，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库尔德工人党（PKK）也开始寻求停火。此时，工人党的目标已经变为“在土耳其内部实现一个公民社会的解决方案”（Knapp, Flach, & Ayboga, 2016, p. 38）。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是其对民族国家的全新看法。在这一新的理论中，民族国家被视为一种本质上的压迫性存在，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两者之中的任何一方，可以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Öcalan, 2011, p. 8）。因此，民族国家无法被看作为任何解放斗争的目标，而解放的潜力需要从社会内部去发现。

这一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是“民主邦联主义”，它设想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激进“参与型”社会。该系统包括了一种“政治自治，在这种制度中，所有社会群体组织和任何文化身份的人都可以在地方会议、全体大会以及委员会中表达自己的看法”（Öcalan, 2011, p. 26）。因此，民主邦联制的治理结构广泛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权力基础之上，同时，以人民大会作为这一制度的基本单位。这些大会旨在通过参与式的民主治理来反映所在区域的民意，其主要目的是让人民大会可以对其实际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拥有最高权力，例如对安全部队的掌控、对资源分配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

作为一种治理系统，民主邦联主义还明确了对革命和政治暴力的特定理解。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邦联制并不对武装力量有军事垄断权”，而是通过“对民主机构的直接控制”来完成内外部的安全任务（Öcalan, 2011, p. 29）。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革命暴力机关应当对地方民主大会负责，而不是只向一个中央权威负责或仅由自己掌控。也正因为这样，暴力被理解为一种去垄断化并用于自卫的手段。

的确，一系列证据都显示出，库尔德运动及其领导者无疑已经朝着权力分散和去垄断的意识形态立场转变。然而，尽管理论上主张解决方案应从社会内部寻求，但罗贾瓦的条件并不利于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首先，由于一直受到叙利亚政权的严厉镇压，库尔德运动及其组织在叙利亚历来较为薄弱。而这一点导致了其组织上的分裂，进而难以进行有效的政治行动。叙利亚国家层面的压迫也直接影响着民众本身，库尔德人一直受到来自国家的威胁、折磨与剥削。这些因素叠加上组织能力的不足，直接的后果便是政治动员时断时续、缺乏组织性（Allsopp, 2015）。

除了要面对这样的内部环境，革命者还不得不在混乱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开展行动。首先，罗贾瓦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大多对其持敌对态度。叙利亚政府不承认北部联邦的合法性；土耳其极力反对任何库尔德人的诉求，最近甚至入侵了阿夫林州，并试图将入侵范围扩大到整个罗贾瓦。此外，叙利亚还成为美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博弈之地，美俄两国都在叙利亚内战中拥有巨大的利益相关性。此外，两国都希望与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同时又对他们加以限制。

在这些条件下，民主联盟党（PYD）抓住了内战带来的革命契机，并承担起先锋党的角色。当阿萨德的大部分部队在2012年撤出罗贾瓦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快速占据了重要资源，并建立起新的社会权力结构。在实现民主邦联制之前，罗贾瓦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而通过建立军事机构，并在许多库尔德人眼中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形象，民主联盟党已经逐渐将自身打造为承担保卫罗贾瓦这一责任的角色（Allsopp, 2015）。同时，该党并未等待民主邦联制的自发建设，而是主动推动机构建设并增强大众政治意识。例如，在民间机构方面，民主邦联主义者积极创立了许多重要组织，如争取民主社会运动（Tevgera Civaka Demokratîk，简称TEV-DEM）和各级别上的初级委员会。此外，他们从未让任何对手派系主导这些组织，从而可以确保其组织建设不偏离既定路线。同样，尽管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去垄断化和暴力机关去中心化的理念，但事实上，人民保护部队（YPG）是由一个单独的政党组建起来的。尽管YPG和叙利亚民主力量（SDF）逐步朝着涵盖多元的军事力量的方向发展，但这些军事力量并非完全分散式地各自生成出来，而是从单一根源发展而来的。此外，军队仍然被期望继续保持为一股单一且统一的力量（Üstündağ, 2016）。也正因如此，尽管新建的军事单位理论上是独立自主的，但它们仍被期待应当整合进入一个单一的军事结构之中。的确，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另一支罗贾瓦的库尔德武装罗贾瓦死士（Rojava Peshmerga）试图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力量进入罗贾瓦，但革命者迅速阻止了他们的进入，明确表示罗贾瓦不允许存在两支独立的军队（Khalil, 2017）。

革命者从未否认过这一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进程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先锋队带领着一群被动的群众来进行革命。相反，革命行动在相对去中心化的方式下进行，革命者努力将不同的党派和群体覆盖其中。因此，所有的民族和宗教群体都被鼓励建立他们自己的自治委员会和安全部队。此外，建立委员会、合作社和妇女中心等行动越来越多地由地方行动者自行承担。尤其是随着区域联邦建设的发展，民主联盟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中心地位正逐渐后退。

这种中心化行动与推动去中心化并存的现象表明，罗贾瓦采用了一种特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方法的结合。一方面，革命者认识到在不利条件下实施和捍卫其理想需要采取先锋队式的集中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并非不加批判地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先锋队式政党的运作，而是努力在敌对环境下对权威和权力进行分散。为更好地理解这种混合的革命方法，我们接下来将探讨女性在罗贾瓦理论与实践中的自主地位，因为这一地位既是马列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革命混合特征的最佳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应对权力集中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

女性的自主权与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

在罗贾瓦的理论与实践中，女性之所以能够扮演独特的角色，主要有三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从理论上将女性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革命主体；其次是建立了自主的女性组织；最后是采取先锋队的方式，领导大众展开教育和动员。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三个方面。

罗贾瓦对女性历史地位的重新定义，可以说是库尔德工人党（PKK）意识形态转变中最著名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转型的一部分，奥贾兰就已经将女性作为革命核心力量的新地位理论化。他开始关注国家的起源，回溯到5000多年前的文明诞生时期并得出相应结论：在父权制和等级制度成为主导之前，社会围绕女性建构（Öcalan, 2015）。换句话说，女性群体是历史上首先进入被压迫状态的群体，父权制的统治构成了随后所有统治体系的基础。因此，彻底解放需要“杀死父权性别”（Sayın, 1997），也就是消灭父权制是任何革命斗争的核心任务（Öcalan, 2013）。

这种反对父权制的斗争并非单纯围绕个人权利展开，反而是与其他斗争紧密相连。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解不同，从库尔德运动的理论实践中得到重构的“女性学”（Jineoloji）这一理论认为，女性的斗争主要是社会性的，并且是更广泛的、反对所有形式压迫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将女性视为一个主要的历史革命主体，将为一切人的解放而贡献自身力量。事实的确如此，无论是奥贾兰或是库尔德女性游击队员们，其对女性主义的理论表述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看法非常相似（Kocabıçak, 2015；Öcalan, 2013）。

与这一理论地位相辅相成的，是对女性自治组织实践的重视。这种实践起源于库尔德工人党（PKK），早在1993年，工人党便建立了第一个自治的女性游击队部队。两年后的1995年，党召开了第一次库尔德女性解放大会，成立了“库尔德女性自由联盟（Yekîneyên Azadiya Jinên Kurdistanê,简称YAJK）”将女性部队统一并组织到一起。到1999年，一个独立的政党，库尔德妇女工人党（Partiya Jinên Karkerên Kurdistanê, PJKK）成立。随后在2004年，库尔德自由妇女党（PJAK）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女性组织成立。与此同时，土耳其库尔德运动中的法律部分也更多考虑到了女性自主权，例如建立“女性法庭”来审判相关问题上的男性责任。

随着罗贾瓦革命的爆发，女性自主权这一革命斗争的核心原则得以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例如，在市民结构方面，革命者开始建立两套委员会网络。一套是同时包含男性和女性的公共委员会，另一套是独立的妇女自治委员会（Kongreya Star, 2016）。此外，公共委员会中规定了性别配额，要求女性占委员会出席人数的40%，并且根据相关规定，这一要求适用于所有同时包含男性与女性的机构，即“在每一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领导岗位、每个法院中，女性都必须至少占40%”。此外，全女性（即女性占比100%的）委员会还会在无需男性意见作为参考的情况下选举出一名女性主席，该主席将会共同参与主持公共委员会事务。根据一名争取民主社会运动（TEV-DEM）的代表所言，妇女委员会在涉及女性事务时会对公共委员会拥有否决权（Iltis & Munckton, 2015）。

这个制度远不止于形式上的平等代表权。因为其核心理念是，女性不仅要获得平等的权力，还要拥有自主的权力。正如一名女性游击战士所说：“在我们所有的组织结构中，被选举出的女性代表必须确保女性意志在其中得以体现（Kocabıçak, 2015）”。因此，无论是在男女共同组成的机构还是在全女性的机构中，女性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被选举出来，以代表自身的女性自主权。这种对女性自主权的重视也延伸到了暴力的去垄断化。对于女性而言，自卫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武装自己，以保护自己免受“男性统治”（Işık,2016年）。在2014年，女性贡献了内部安全部队（Asayish）30%的力量，并且除了男女混编部队之外，还存在全女性的安全部队。此外，负责提供社区自卫的市民防卫部队（HPC）也有大量女性参与。近年来，老年女性穿着传统日常服装，肩挎AK-47步枪巡逻街道的照片，也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过，在女性武装、暴力去垄断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妇女保护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Jin‎, YPJ）。这支全女性部队于2013年4月成立，成员数量预计达到25000人（Perry, 2017）。尽管她们在对抗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从属于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但妇女保护部队（YPJ）在作战上拥有自己的指挥结构。这种自主性并非只是出于宣传目的，而是切实存在的。来自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明，妇女保护部队（YPJ）并不受制于任何来自人民保护部队（YPG）或民主联盟党（PYD）的上级指挥。相反，妇女保护部队的指挥官常常在重要的军事行动中担当领导角色，例如拉卡战役（Raqqa Operation）就由Rojda Felat指挥。这样一支完全自治的女性军队的存在赋予了女性巨大的权力，这一进步是许多早期革命运动中我们不曾看到过的（Kampwirth, 2002）。此外，结合持续的理论警惕性，这种作战上的权力使得女性在整体治理体系中的自主地位非常稳固。建立妇女委员会、组建独立的妇女保护部队，以及倡导革命胜利后女性仍然应当继续保有武力以防父权制复辟，这些都意味着女性拥有不受任何派系、任何先锋队或其他形式控制的自主权。

虽然革命强调去中心化和自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没有中心领导。相反，罗贾瓦的女性通过结合其理论上的革命角色和实践中组织上的自主性，担负起了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先锋队任务。最明显的便是她们会招募和教育那些未参与组织的女性。例如，女性会组织定期前往各个村庄和城镇，与当地女性交谈、分发报纸，讨论“政治发展和女性组织问题”，并教育带领当地女性了解“革命议程”（Knapp et al., 2016, pp. 65–66）。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许多家庭开始鼓励她们的女儿参与社会活动”（Knapp et al., 2016, p. 67）。

除了招募活动外，女性自治组织还会传播反父权制的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例如，女性占据了部分司法体系的主导权，这一点不断削弱着父权制家庭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保女性在受到丈夫家暴虐待时可以得到保护。实际上，反父权制价值观的传播速度相当之快，以至于一些男性开始抱怨“女人要控制一切了！”（Knapp et al., 2016, pp. 75–77）。在军事领域，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妇女保护部队（YPJ）的所有新成员都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女权主义教育。此外，在武装部队内部，妇女保护部队（YPJ）的成员也会坚决地确保一种反父权制的、自我批评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女性还参与了机构和组织的建设。举例来说，一个长期持续的革命实践便是，在每个解放的城镇（无论是以库尔德人为主还是其他民族为主）都会建立妇女委员会和妇女中心。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教育、组织工作如何进行。一方面，这些工作通过先锋队的形式得以展开。具体来说，便是在妇女的革命教育与动员问题上，诸如反父权制运动、运动所包含的原则、对军事成员的强制性革命教育、总体的组织结构等其他许多方面，并非在革命之前由该地区的民众自发提出。实际上，尽管库尔德工人党（PKK）曾在叙利亚深耕多年，但整个民主邦联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源自土耳其的社会运动产物。此外，即便在罗贾瓦革命动员开始后，许多革命规范和革命愿景（例如女性的中心地位及其自主权力）通常也不会被讨论或质疑。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革命运动，甚至那些潜在的革命力量在革命契机出现之时也并未完全组织起来。因此，人们通常是在既定的革命框架下跟随革命运动一同前进。

另一方面，这种教育和动员的方式并不是为了集中权力或是权威。无论是在课堂中的教师，还是在街头活动的党派，其教育方法并不是基于或参考某一个中央的权威核心人物。相反，教育意在培养一种平等的合作方式，从而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权力的分散（Biehl, 2015）。同样，革命者也并不寻求将权力和权威集中在一个中心上，譬如官僚体系中的中央委员会。相反，革命者建立起地方委员会、自治防卫武装力量和公社作为新社会的支柱结构，这也意味着革命正朝着去垄断化和去中心化的方向迈进。

举例来说，女性联盟“议会之星（Kongreya Star）”就采取了上述这种混合的实践模式。一方面，她们认为自身教育角色的责任应当是“让女性再次智慧起来”（Kongreya Star, 2016, p. 10），表明她们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一部分，引导人们走向智慧。同时在另一方面，教育并不是一种等级化的实践，而是基于“共同参与”的平等方式，强调讨论和自我理解（Kongreya Star, 2016, p. 13）。课程内容是自下而上制定的，议会之星的教育委员会根据公社成员的提案来开展工作。同样，机构建设也并非为了集权，而是为了分散权力和权威。权力的去中心化不仅仅依赖妇女委员会作为工具来实现，当地的行动者也被鼓励参与和接手相关事务。

我们认为，罗贾瓦革命中这种由女性自主权与先锋队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特征，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定结合。它既不是单纯依赖自下而上起义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单纯以自上而下结构为导向的列宁主义。我们不如说，这的确是一种先锋队主义，不过它通过引入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机构，进一步分散权力和权威，而不是将其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因此，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的先锋主义”：这是一种革命实践，既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设想领导群众，同时又追求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权力去中心化。

从前文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列宁式先锋队主义的评价并非负面。相反，我们认为先锋主义在罗贾瓦是必要且有益的。如果民主联盟党（PYD）没有承担起先锋队政党的角色，在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和地方条件下发动革命起义并推进革命运动将会非常困难。同样，如果参与革命运动的女性没有率先建立妇女保护部队（YPJ）、妇女委员会和其他推动激进解放议程的机构，那么在这一父权制文化较为主导的地区，取得进展将需要数年时间。因此，先锋队主义在追求革命目标的过程中必要且有益的。

此外，这种去中心化的先锋队主义提供了一种相当不错的可选项，以此来弥补我们之前讨论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罗贾瓦的革命者在条件允许时，从不回避以先锋队的方式行事，从而实施和维护革命理想。同时，他们并不盲目地依赖集权中央，而是寻求一种权力分散的结构。由此形成的实践模式，比忽视革命时机、盲目等待群众自发动员，或依赖集中化的先锋党权力进而导致官僚化更为优越。这种模式为在不利条件下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地缘政治压力带来的中央集权化趋势。

这种混合方法还可能是应对“隐形中心”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 1972）和弗里曼（Freeman, 1972）指出，任何运动总是会存在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假装这些权力中心不存在，只会使它们变得隐性且难以控制。罗贾瓦的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革命的中心是公开存在的先锋主义运动，而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为控制这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女性——革命的中间阶层

最后，我们将开始另一面向的观察。罗贾瓦女性的组织地位不仅仅是两种革命方法结合的体现，它还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与地方条件的限制下，对于组织的集中化倾向，我们可以有潜在的解决方案。换而言之，罗贾瓦革命不仅参考了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的实践逻辑运作，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有助于维系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自身的有效组织实践创新。因此，它不仅应对了革命机遇到来时基层动员不足时的挑战，同时也有效地帮助革命者在集权的趋势下保持平衡张力。

通过将女性视为革命主体，并赋予她们自主的组织形式和先锋队地位，罗贾瓦革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我们称其为“革命的中间阶层”。之所以说是“革命的”，因为女性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赋予了历史性的革命主体地位；而称其为“中间阶层”则是由于其既是一个自治组织同时也承担着先锋队的角色，由此，她们成为了列宁式先锋队政党与普罗大众之间的中介。进而，作为革命的中间阶层的女性便具备了双重能动性：一方面可以教育、动员群众，另一方面得以分散先锋队政党的权威。

我们已经在上文中记录了女性在罗贾瓦革命中的教育和动员作用。除了动员广大民众参与革命，罗贾瓦的妇女组织同时也分散着民主联盟党（PYD）的中央权威。首先，妇女被定义为自主的革命力量，这意味着她们不能被归位或从属于某个党的一部分，这使得后者无法简单直接地声称自己是大众意志的终极体现。而要实现这种理论上的自主性，则必须通过组织上的自主性，使得女性能够掌握暴力机器和革命行动的主导权。实际上，女性游击队员们也正是将自己的战斗视为建立和维持自主权力的斗争：“我们谈论的是一支女性游击部队，它自身便可以提供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教育，通过自我权力——也就是能够组织自身体系的权力，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和实践方式行事”(Kocabıçak, 2015)。我们无论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因为独立于党的革命主体是确保革命中心不会出现权力垄断的有力工具。因此，革命中间阶层也是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的潜在解决方案。

总结一下吧。女性的特殊地位使她们得以成为革命的中间阶层：她们有效地抵制了党内新生的权力垄断倾向，同时也在实践和捍卫革命理想。一方面，由于存在自主的团体及其组织作为选民基础，党被迫在这一去垄断的权力框架下运行，且党自身无法声称自己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作为中间阶层的女性在提升大众意识、动员民众捍卫革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既具备教育群众的能力，又能分散先锋队式政党的权威。因此，“中间阶层”这一概念在罗贾瓦革命的成功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可能在其他革命斗争中也扮演类似的重要角色。

我们的理论并不是基于将“女性”本质化还原为一个单一的、预先定义的群体，也不是将她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脱离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在这里的论点并非认为女性具有一种跨越历史的结构性位置，从而赋予她们独特的某种最高权力来成为革命中间阶层。相反，我们关注的是革命中间阶层这一组织创新，以及这种组织方式在革命斗争中如何能够创造并维持去中心化的先锋队主义。在罗贾瓦，由于当地政治斗争的历史性和具体结果，这一角色由女性来承担。然而，在其他时间和地点，这一角色可能会由其他形式的群体来承担，其形式将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决定，并可能在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

实际上，应用这一方法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必须建立在对斯图尔特·霍尔（1980）称之为“支配结构的社会”这一概念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正确分析基础上，这种社会由不同的支配体系相互联系而成。根据霍尔的概念，一个特定地区的革命运动需要分析其所面对的支配体系，探究这些体系的物质基础，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这样的分析，才能确定潜在的革命中间阶层。这种理论分析应与实际努力相结合，以建立起自治组织，而这些组织将形成一个不断相互联系的革命中心。最终的结果是形成多个相互交织的阶层，如工人、妇女、被边缘化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等。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相互关联的自治组织，作为一个单一的、去中心化的革命先锋力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葛兰西式的反霸权联盟（counter-hegemonic bloc）。这一联盟由自主的组织构成，这些组织不回避先锋队式的行动，同时寻求对权力和权威展开去中心化运动。而罗贾瓦在事实层面也正是这样尝试的，尽管存在一些不足。罗贾瓦的妇女委员会、亚述人独立安全部队以及合作社等机构，都是这种实践的体现。而罗贾瓦在这一方面的成败经验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教训，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其他地方的解放斗争中实现这一愿景。

结论

超越统治结构的革命愿景与不可避免的趋向中央集权的压力之间的矛盾，可能是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尝试中存在的某种紧张关系的根源。一方面，革命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解放和赋权，这必然要求权力和权威的去中心化和去垄断化。另一方面，许多条件并不完全掌握在革命者手中，迫使他们走向集权化。结果往往是妥协甚至放弃革命理想，导致人们普遍对成功革命的可能性感到悲观。当下，我们的集体在直面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之处也加剧了这种情况。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抱有威权主义的倾向。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完全水平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并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轻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却没有认真思考在没有组织化的群众的情况下，先锋党独立行事的全部后果。罗贾瓦的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的这一混合模式便是一种强有力的替代方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这些历史失败经验。

缺乏这样一种结合了去中心化先锋队主义和有力的革命中间阶层的革命方法，可能是许多革命未能实现其目标的原因之一。例如，布尔什维克在推翻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是必要的。然而，他们随后转向“国家化”（Brinton, 2004, p. 323），通过打压工厂委员会和对先锋队式政党的官僚化，给革命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如果他们当时采用某种去中心化的方法，并将工人作为拥有自治组织的革命中间阶层，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在另一个极端的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全国劳工联盟（CNT）。该组织拒绝将自己定位为先锋队的一部分。与法西斯势力的作战过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内部斗争让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这种拒绝的态度，导致了在对中央集中的需求压力之下与外部势力的打击之下，工人势力的最终瓦解。另一方面，在中国，毛泽东实际上认识到了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势力，并试图重新动员群众来反对这一官僚化趋势。然而，在毛泽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之前，群众并没有在党外建立起具有显著自主性的组织。

罗贾瓦在这一点上的优势在于，革命者即使在革命战争的巨大压力下，也已经开始建立自组织。只要这些自组织能够继续存在，罗贾瓦或许可以避免类似于以往革命的命运。然而，我们的论点也引出了许多其他的问题。例如，作为一个动员性的力量，中间阶层如何维持自身的活力？是什么机制确保它能作为一个革命力量，而不是演变为官僚化的阶层？在这个中间阶层中，作为一个自治的主体，标准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化，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更多的检验和探索。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一场革命运动中，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性质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在解放斗争中避免陷入新的统治形式。

无知路上

我们是无知路上的孩子，在寻找着路的两端，难免迷茫，难免彷徨。而我们与你一道，一起在这条路上摸索，去咀嚼，去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