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后，风靡全国至今仍在传唱的《祝酒歌》，因为反映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人的心绪，1980年即成为“群众喜爱的15首歌曲”榜首，此后定格在音乐史上。
这首歌，写在何时？在有关作者（施光南曲、韩伟词）、唱者（苏凤娟、李光曦、关牧村）的资料中，有说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写成；有说创作于1977年。无可考。不过，我觉得至少应该不早于1977年3月。
1976 年10月6日，华国锋主持粉碎“四人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十月”成为告别十年噩梦的历史象征，有时候也成为一曲颂歌的title。譬如，1977年5月出版的《十月战歌》一书，就用“十月”为title，收录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创作的歌颂华国锋以及毛、周、朱等老革命家的歌曲；再譬如，1978年9月出版的那本后来很著名的文学杂志《十月》，也源于此。
我说《祝酒歌》应该诞生在1977年3月以后，就是从《十月战歌》这本书得出的结论，因为在这本书中没有收录这首歌。因此，在1977年3月（出版周期按两个月算）前，这首歌还没有诞生。1978年1月1日，苏凤娟个人专辑中第一次收录了这首歌。
《祝酒歌》家喻户晓，很多都会唱。有人会问，从歌词来看，没有歌颂华国锋的词句啊。其实，这首歌最早的歌词与后来传唱的不同。
我最早知道这一点，是1999年采访周巍峙老的时候。闲聊中，他说到这首歌：最早的歌词里有歌颂华国锋的词句。首唱者苏凤娟在旋律的处理上有点“新潮”，使这首歌既不靠“流行”，也不靠“革命”，就没有流行起来。
后来，李光曦觉得这首歌不错，可是，当他“跃跃欲试地欲与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却被告知歌词意义不够积极向上，在公开场合演唱影响不好，没有通过上级领导的审批。”（郭克俭：《用生命为祖国祝酒——歌曲《祝酒歌》诞生的故事 》2019年9月20日）
我想，所谓的“歌词意义不够积极向上”，在“公开场合演唱影响不好”，大致应是指内中有歌颂华的内容。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已经向全党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少宣传自己的意见。
可是，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李光曦则以欢快的旋律演唱了这首歌，并随即在全国走红。我找到了这个演唱视频，李光曦所唱的歌词，与我们现在流行的各种翻唱版的歌词一样，没有一句与华国锋有关。显然，这个版本是修改版，去掉了有感歌颂华国锋的内容。
《祝酒歌》歌词怎么改的？改了哪些？我一直也没关注。这次在网上查才发现，早有网友关注了这个问题（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20/22/40028818_772008874.shtml）。这位网友不但附上了苏凤娟演唱的视频，还把修改前后的歌词作了对照。
看了苏凤娟的演唱视频，原歌词的确有涉及到华的内容。我把这位网友比照歌词的图片，借用到这里，读者可以自行参照。
1980年11月，中央关于华国锋的9次会议之后，去华的模式开启。所谓“去”，是我们的一个惯常模式：对于下台的领导人，有关他们的著作、影像、照片等等，都要清理一遍。而且，要雷厉风行。所以，在1980年到1983年，出版局、宣传部、文化部出版局（原来的出版局后归文化部）等宣传主管部门，有不少文件谈到涉及华的图书、文章、歌曲处理的问题，仔细认真地让人有些好笑。慢慢的，华国锋就从人们的生活消失了。
但是，全国很大，总有“死角”，也总有年轻人政治意识比较淡漠。在去华的模式中，地方的电视台偶尔播放了苏凤娟版的《祝酒歌》，就成为需要检讨的“政治事故”。
1981年9月22日，《宣传动态》刊登《认真杜绝广播中的政治性事故》。文中说：
据有关部门和地区反映，今年六用下旬划八月中旬，有少数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播放的文艺和纪录片节目中，陆续发生一些政治性事故，违背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比如，在播放的歌曲中，仍然有“我唱一支歌，献给华主席”，“华主席率领我们继续革命”，“紧跟华主席，抓纲治国保江山”，“华主席来掌舵”等歌词。有的在介绍歌唱演员演唱特色的解说词中，说她以饱满的热情演唱了许多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其中提到了《交城山》、《华主席来参加家长会》；有的在八月一日播出的电视纪录片中，出现了墙壁上挂有与毛主席像并列的华国锋同志像的镜头。这些都在听众和观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文中说到的“华主席来掌舵”，说的就是苏凤娟版的《祝酒歌》。
文章对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
上述事故发生后，有关广播部门、当地党委和宣传部都很重视，责成有关电台、电视台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并采取措施杜绝发生这类事故。
为了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希望各地宣传部门去一加强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领导，采取切实有力的捐施，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错误。要彻底检查和清理过去录制的胶带、录像带，发现有与中央精神不相符的，一律停播停映。凡重播重映旧的胶带、录像带以及旧战事片、纪录片和科教片时，都必须重新审听、审看，领导人要严格把关。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编、播人员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执行播放节目的各种规章制度。（《宣传动态·198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想必这类事情还有发生。1982年12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对过去录制的节目作一次彻底检查的通知》，再次重申。
中宣部有令，各地各部门要遵照执行，但也有地方的电台出了纰漏。1983年4月26日的《宣传动态》，就发出了“典型案例”：《湖南省委宣传部通报一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广播事故》：
湖南省委宣传部最近向全省转发了株洲市广播局和广播站关于播出两首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歌曲的检查报告，要求各地、市、县的广播台站认真对照进行一次检查，从中吸取教训，坚决杜绝这一类事故的发生。并且要重新学习中宣部的有关文件，按照文件精神对过去所录制的各类节目，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清查。
株洲市广播局党组在检查报告中说：我局所属市广播站于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晨在文艺节目中，播出两首有歌颂华国锋同志词句的歌曲《我爱韶山红杜鹃》、《祝酒歌》，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发生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对过去录制的节目作一次彻底检查的通知》两个月之后，其性质就更为严重。这说明我们党组对中宣部的文件贯彻不力，检查不严，落实不具体，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发生这一严重政治错误的根本原因，除了由于市广播站的工作制度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不扎实、有关干部责任心不强以外，还由于我们党组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省、市曾多次发过关于清理过时口号、标语的文件，并转发过关于兄弟台、站出现类似政治错误的通报，要求清理审查过去录制的文艺节目，局党组对这些文件，虽及时作过传达并向台、站作过这方面的部署；对中宣部[1982]45号文件，兼管宣传工作的副局长虽亲自交待并及时批示给市广播站，但局党组事后对市站是否严格按此执行，并没有去实地进行检查，因而给发生这次严重政治错误留下了隐患。所以对这次严重错误，局党组在领导工作上责无旁贷，党组同志们认为是工作上的失职，应负一定的责任。（见《宣传动态·1983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套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也可以说“一切作品都是当代政治”。《祝酒歌》的原唱和后唱、原词与改词，因为涉及到华国锋，就与“政治事故”、“政治错误”连在一起了。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会有些匪夷所思。但，那就是我们198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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