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杨继绳已经八十四岁了。我1997年认识他，2003年他又成为我的同事，一起工作了12年。
2022年4月我去看他，看到他身体不怎么好，比两年前八十寿辰时差好多，心里特别不能接受。出的门来，不免慨然：“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流光”“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唯独却把人抛了。
（老杨在山东龙口买了一个小房子，夏天到那里读书写作。2018年8月9日，我去看他，给他拍的照片）
此后，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想去看他，他都回绝了。前两天，晴姐姐约我，一起去看他。他们电话联系后，晴姐姐告我，“小羊羔”（这是她对老杨的惯称）说，算了吧。依然是回绝。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有点帕金森，不愿见人。但是，晴姐姐和我，还有我知道的一些老朋友，我们都很念着他。
他是我的研究对象
老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研究历史的对象。
在编辑部，老杨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同事，却是我十分敬仰的人。对于一篇稿子发生争论，他有时会孩子气地摔门而去。这种争论，其实论不得对或错，只是个人看问题的角度而已。他的举动，让我觉得比较好笑。对于有关杂志社的事情，老杨一点私情都没有，他得罪人，但他让被得罪的人无话可说，因为他秉公直言。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过我，甚至当面骂过我，但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是个真人，不阴，值得我敬他、念他。
2010年，我开始以当下社会的名人为“索引”，梳理1980/1990年代的思想文化史，老杨就被我列为研究的对象。2012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老杨和他的书。2015年，我的研究集合成一本书《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出版，老杨这篇没有被收录。
我写老杨的文章，用了“闻人杨继绳”这个标题。编辑有些不解，我只好在前边加了一段话，来解释“闻人”这两个字的来历。
老杨曾跟我说：“过去我干的是新闻，现在干的是旧闻。”新闻，是说他干了30年新闻记者；旧闻，是说他现在成为历史学者。新闻或旧闻，都是“闻”，我觉得用“闻人”这个词，更能概括这个人的特征。
而且，我尤其看重他的“旧闻”生涯。因为他的“新闻”是职业，是饭碗；他的“旧闻”是对历史的自觉，对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还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闻人”是个复姓，至今在浙江一带仍有人在用。而这个复姓，据传源于被孔子杀掉的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少正卯和孔子各自开坛讲学，孔子的一些门徒则更愿意到少氏坛下听课。少氏也被众人称为“闻人”，赞许其知识渊博、才华出众、闻名于世。孔子任鲁国司寇后，即以“危言乱政”的罪名处死少氏。少氏子孙继承祖先的达名，以“闻人”为姓。后来典籍中也就有了“闻人”泛指有名气的人的词。
老杨言论多多，著作等身，是当之无愧的“有名气的人”，因而用“闻人”来来概括他，恰如其分。
“旧闻”作品
我与老杨认识，是在1997年9月间，他还没有到编辑部来。那时，各家媒体都在为第二年的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活动作选题。在一个小会上，他和我都在。谈到如何纪念改革开放20年，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1998年，上下两册《邓小平时代》推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以我当年的眼光看，这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不是所谓史家作品，却从一个新的视角超越了史家的水平；第二，全书没有正规史家的套路，大多是他对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史料充盈，我认为是“一本有用的书”。后来，我问老杨，你说自己作新闻和旧闻，这“旧闻”是不是就从这本书开始的。他点头称是。
从这本书后，杨继绳即开始潜心进行旧闻的采访。到2003年他和我成为同事后，利用杂志广泛联系老作者的资源，马不停蹄地进行采访。我也搞采访，但与这位六十多岁的人相比，真是汗颜。老杨的采访，是全面撒网的采访。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每个侧面，只要能找到人，他都要进行采访。在采访的基础上，他将《邓小平时代》一书进行修订。在长达五六年的修订过程中，我有幸多次读到修订稿。老杨说，是征求意见；对我来说，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我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这其中就有他的影响。
全书完稿后，老杨将书再次分送几个好友征求意见。我读后，对于他序言中论述改革年代的上层脉络提出了一点看法。我说，你叙述的脉络非常清楚，如果再有一个形象的词汇予以总结，或许更好。我提出了一个“双峰政治”的概念，他非常虚心地接受了。这本书出版后，成为研究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标志性作品。
在修订《邓小平时代》的同时，老杨还在做着另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自己的父亲立一座墓碑。在他的家乡，当了大官荣归故里的，都好为祖先修气派的墓碑。“我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即使人没了，这个文字碑还留得住，留在图书馆里。”
老杨的父亲死于1959年，是那场灾难中被饿死的人群中的一个。老杨一直保留着清晰的记忆：父亲深陷的眼窝，松驰的皱纹，干枯的手，身上每一处凸起的骨骼凹陷的皮。当他从县城中学赶回家，把从食堂领的3斤大米煮成粥端到床边，父亲已经无力吞咽，他是在刨树皮时感觉饿得不行、想去买些盐冲水喝的路上倒下的。满心懊悔的杨继绳将水缸挑满，把地里已很稀少的野菜刨了些回家，在床边尽心服侍了三天，没能留住父亲。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这段“旧闻”的直接动因
杨继绳用差不多10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10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写成了“墓碑”一书。讲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言谈无趣的人
我前边说，作为同事，老杨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不好玩，是一个言谈无趣的人。他对人有情，但与他聊天则有着万水千山般的阻隔。
第一，他的乡音难懂。老杨是湖北浠水人，尽管在京津生活五六十年多了，但乡音基本如旧，听着费劲。社里讨论个问题，老杨发言倒是挺踊跃，但是他说完以后，人们往往大眼瞪小眼，不明白他说什么。要么要他重新复述一遍到两遍，要么经过我或者其他人翻译才能让大多数人大眼小眼恢复如旧，有恍然大悟状。弄得老杨挺纳闷：我老家人都说我普通话够好的了，怎么你们还听不懂？
第二，是他谈话的特点所决定的。他关注点很多，大到对现实对历史的看法，小到对一篇稿子的具体意见，但他常常要言不烦，不啰嗦。但是，这种说话风格，往往是只让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说精彩结论而依据则条理不够，远远不如读他的文章来得怡然。
第三，是他的言谈毫无幽默感，你跟他再熟，也无法和他开玩笑。他似乎就不懂幽默这个词，你自己说的热热闹闹，他却面无表情，你不知道他是听了还是没听。
不过，与言谈相比，老杨的装束倒是很有幽默感，甚至有点喜剧色彩。从堂堂的清华毕业，又在国家通讯社工作多年，他仿佛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朴素的农民装扮。说得高一点，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小干部形象：背着个那种低档次会议上发的廉价的烂包，穿着疑似于中山装的休闲装，却一点也不低调，进办公室总是昂首阔步的。
刚和他成为同事时，每每看到他这副装束，我就情不自禁地偷着乐。有一次他偶尔回头看见我在乐，竟然一脸无辜地问：有什么好事？搞得我啼笑皆非，有些不好意思了。
老杨倒是对自己的装扮从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一年夏天，他兴致冲冲地在众人面前“晒”自己脚上的新凉鞋：“20块钱呢，不错吧？”众人相视一笑，抿嘴不语。老杨倒难得开心大笑，舒服地掂掂脚，脸上的满足感溢出，仿佛占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相处久了，才明白，老杨这么无趣，与他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坎坷印记太深有关。这个出生在湖北农村家庭的人，上中学时父亲被饥饿所吞噬，背着这个阴影求学，使他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重而非阳光般的欢乐。这也使他以后5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背负的更多是沉重的探究。
这种探究，让他沉重，让读者庆幸。因为他，1949年以来的三段大历史，有了相对真实的记录。他的著作，也催促后学继续沿着他的路子走。
2022年4月我去看他时，让他在我淘到的他的一本旧书上签名，他很难过地跟我说：现在拿笔都有些抖了，写不动了。我也很难过。他把一些比较贵重的书送给了我，并说：下次你再来看我，你带个盘来，我把我电脑里我的著作和资料都拷贝给你，或许将来还有用。你毕竟还年轻嘛。
听了这话，我更难过。岁月催人老，那个一向昂首挺胸的老杨就这么被岁月滑过去了！
谨此祝我这位可敬又可爱的同事、长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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