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京大学作为重灾区，受难者之众居全国高校之首。据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教授、副教授12人）、学生596人。学生右派所占的比例之大，在全国高校也是少见的。对学生右派的处理，共分四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留校考察，免于处分。其中第一类和第四类是少数，第二、三类是大多数，其中，留校考察的学生又占多数。他们在划为右派后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直至毕业。对这一类右派学生在校时的状况，笔者曾进行过广泛调研。
歧视常态化
留在学校的右派学生，在反右后普遍受到歧视。很多右派学生回忆：感觉自己就像传染病人，人人避而远之。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之前关系很好的同学，也转眼间视同路人。右派很多集体活动和社团活动都不能参加，除了上课之外，学校里有任何劳动，都会派右派去干，还有扫厕所、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也常是右派的差事。右派需要定期写思想汇报，向联系人检查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
1958年春季，劳动考察的右派们理科生被派到北京市的一些工厂，文科生由北大安排到门头沟斋堂乡劳动。一些留校考察的右派学生，包括文科和理科生，不堪忍受校内的各种歧视，主动要求去斋堂劳动，以逃避令人窒息的环境。
数学系55级的右派来向荣，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让他打扫女厕所的屈辱，要求去劳动的。俄语系54级右派李昭时，是最轻的免于处分一类，他说：去斋堂不是强制去的，因为在学校里很难受，度日如年，因此申请去斋堂。
右派所受的歧视在不同的系、不同班级程度不同，歧视比较严重的是右派比较集中的物理系、数学系。这两个系因为抓出的右派多，在反右之后都换了新的领导，努力向左转，因此系里的氛围非常左。
物理系56级右派王绍渝回忆说：世事沧桑，瞬间即变，命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控。昨日还是祖国的花朵，早晨初升的太阳，今天却划为人民的敌人，受到监管和孤立。冤枉和歪曲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痛苦，不能表露，不能申诉。当了敌人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积极分子的敌视蔑视，不能与别人交谈，更不能与其他右派交头接耳。我们从热烈的夏天，一下子掉入冷如冰霜的寒冬。第一次劳动是留校右派被押送到郊区挖水塘，由若干积极分子带队和监督。劳动开始前照例是一通训话，不外是劳动如何光荣，如何伟大，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世界。要求右派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改变灵魂，向劳动人民学习。右派们在寒风中挖土抬土，时处冬初，土地已经半结冻，挖刨十分吃力，个个都干的腰酸背痛，汗流浃背。高唱劳动光荣的监管积极分子却片土不沾，悠闲地在旁边坐着或走动。劳动光荣一点也显现不出来，明显地被用来当作惩罚的手段。积极分子好像也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人。当了右派后，除了冤屈，还失去了人生的自由，被监管和孤立。作为社会的人，断绝了一切来往，孤独感噬食着脆柔的心，日子十分难熬。多少夜辗转转床榻，难以入眠。除了冤屈和孤独，我们还受到人格的侮辱。右派一无所是，思想是肮脏的。写检查，就要骂自己，骂得轻一点都不行。划为右派之后，我们要写检查和思想汇报，三天一次，控制最严的一段时间，要一天一次，要挖掘自己的反动思想。写不出反动思想，就被训斥为不老实，抗拒思想改造。天晓得，在全国只有唯一的一个声音，唯一的讯息来源。听到的看到的只有受到控制的广播和报纸，还有洗脑的政治思想宣传，哪来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认识？羞于说假话的我，这一关的确很难通过。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痛苦。加上冤屈和极度的孤独，没有了希望和前途，也产生过自杀和外逃的念头。但外逃无门无路，在一个严密控制的国家，没户口没介绍信风险重重寸步难行。要自杀，又舍不得含辛茹苦拉扯我长大而视我为唯一希望的老母。经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也没有下定决心。后来慢慢地想通了，你要什么样的思想汇报我就怎么写，至少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物理系56级右派朱孝信说：因为我们的学制延长到六年，因此我在校改造的时间为五年。这在校改造可分为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两个方面。思想改造包括学文件、听训话、自我批判、写思想汇报等方面。五七反右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每逢一项运动，我等首当其冲。要我们暴露思想，谈看法，然后是批判和训斥。我的特点被认为是“不暴露思想”。对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一律拥护，完全赞成，保持着和中央的高度一致！有些左派同学想在我身上找点把柄，做点文章，但找不到，很是失望。写思想汇报我是高手，可以洋洋数千言，大帽子下面无实质内容。其实自从五七反右之后，完全断了言路，没有人敢提意见了，我肯定不做这个冤大头。诸如大跃进、放卫星、炼钢铁之类的运动，简直如同儿戏。其中的错误，谁还看不出来？错误的政策终于导致严重的后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对此，我们几个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也只能私下交流，不能说出去。因为当时有个极坏的风气，就是不顾事实，强词夺理，甚至瞪着眼睛说瞎话，指鹿为马。物理系的党总支书记平秉权对我们这帮右派管得很紧。他经常把我们召集起来训话。他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时我甚至认为他是真心的。劳动改造有的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例如让我们打扫楼道、厕所，或者跟随工程科一个姓严的师傅挖渗井。活儿是又脏又累，以此来改造我们“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另有一类劳动带有“学工”或“学农”性质。例如到双合盛啤酒厂搞教改，我和另一个右派同学陈国维到车间搬酒。每次搬十几瓶，一天下来，膀子酸痛得厉害。另有一次劳动是到西山林场对新种植的小油松进行保养。同去的有右派同学王绍渝、孙学章、欧阳洵、朱志英，和一个姓张的江苏人。
物理系留校考察的右派都对时任系总支书记平秉权印象深刻。物理系56级右派孙润回忆：平秉权熟知管理地富反坏的一套规矩，每逢过节过年就召集右派训话。在训话时对右派也是推心置腹，很是诚恳。他几乎每次都讲一个故事，比如：他的家乡贫困，有一套公用的长袍马褂礼帽，供结婚新人使用。在60年他号召右派向党交心：把最反动的思想暴露出来。暴露得最好的摘帽！物57级的某右派暴露想外逃苏联，给他摘了帽。我们半导体班的四名右派之一王宁人，听信了平秉权书记的话，暴露了他最反动的思想：在前门遇到了领袖的车队。他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如果手中有枪，一定会向领袖射击。当王宁人把他的暴露告知我后，我就知道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不久就找了一个理由把王宁人开除。王宁人的父亲是唐山交大的教授，母亲苏州中学毕业，与我姐姐是同学。王教授有一子一女，本来一家幸福美满，由于儿子出了事，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家住在王府井金鱼胡同校尉营三号。有时我去王府井，顺道看望这个难友，但爱莫能助。在开始改正时，需本人申请，但王家已拆迁，再也未能找到王宁人。
数学系的留校右派回忆，高年级分专业时，有些专业比如计算数学，可能涉及机密，不要右派分子。开始时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几个右派学生选了计算数学，结果去上课时被老师点名轰出教室。
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回忆：上三年级后，数学专业分为三个专门化，计算数学没有右派，留校察看的十多个右派便都分在微分方程和概率班，54级的党员沈国钧在反右后期到了我们微分方程专门化，专管右派分子的改造。他和另外两个助手对右派非常残忍，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要干超体力的强迫劳动，右派的体力劳动繁重，时间长，脏累，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接受批斗，用来提高他们的觉悟。58年春在十三陵抬砂石修大坝，给右派的箩筐特大，装满之后还有人叫喊：“给右派的再装一些。”学校基建工程我们几乎都参加了，半夜到十三陵拉砂，建造中关村物理楼和亚洲第一风洞。工人师傅同情我们，有一次拉石灰粉，工人师傅让我们回去戴口罩，监督我的张同学喊叫“不能戴！右派怕苦怕累还能改造吗？”六〇年沈国钧又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新处理，我和杜有辰（女生）最重，分配到长辛店机车厂铸工车间劳动，用风镐清理铸件砂，风镐自重有二十斤，每天下班，我的两只臂膀像断了一样。对我们的惩罚还有经济克扣，克扣助学金。我原来享受十四块五的助学金，在沈国钧指使下，扣为十二块五，体力劳动消耗大，根本不够吃饭的。最可怕的是人格侮辱，每天的学习会，批判会，右派是活靶子，积极分子为显示左，辱骂、造谣生事、无中生有，恶语中伤，让你人格扫地。每当批斗会开会之前，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叫喊：“今天又有好戏看了。”把右派的痛苦，当成他们的快乐。
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右派学生回忆，他们是不能随意参加娱乐活动的，物理系右派学生赵志圣回忆，有一次我去听一个学生主办的音乐会，开始之前，主持的同学突然说：右派同学请出去！后来可能觉得太客气了，又喊了一声：右派出去！我于是站起来出去了。
数学系54级右派潘軺湘回忆：当年各国大使馆经常在北大搞些宣传活动，有一次罗马尼亚大使馆在校办公楼礼堂放映电影，随便入场。我不知趣就去了，刚坐下不久，就被一位同班党员同学发现了，出于对异类的愤恨，他立刻穿过人群，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我这类人是不宜在此出现的，我当然就灰溜溜地离开了礼堂。
右派不能转系
1957年前后，北大有一股转系风，主要集中在某些系和某些专业。如俄语系和东语系某些专业的学生，因为感觉自己所学专业未来可能会供大于求，用非所学，因此要求转系。物理系气象专业很多学生是为了学物理而报考北大物理系，高考成绩又很优秀，结果进校以后被分到气象专业，颇感失望，很多学生不安心，强烈要求转专业，甚至有人因此而退学。转系转专业的要求后来被学校考虑，很多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时值反右，有些转系转专业的学生被划为右派，命运弄人，有的右派学生在转系和转专业后，受到匪夷所思的对待。
55级气象专业右派学生林和要求转到物理专业，因为课程不同被要求降一级，转到了56级物理专业，此时他已经被划为右派。他告诉笔者，他被安排的寝室都是湖南人，一屋子湖南人每天晚上围攻他，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个学期，让他实在无法忍受，只得要求再回到原来的气象专业。
从东语系越南语专业56级转到中文系57级的右派学生宣树铮，在学习了一个学期后，某天突然收到中文系的一封通知，大意是因为你是右派，我们不要你了，你回东语系去吧！宣树铮接到通知顿时懵了，他想东语系是语言系，已经离开一个学期，再回去如何能跟得上？于是他找到东语系，东语系建议他去找教务处教学行政科。他找到教学行政科说明情况，好在教学行政科的办事人员很通情达理，答应会跟中文系协调，让他回去等待。后来据说中文系为他的去留专门开了会，会上还是杨晦先生一锤定音，说“既来之则安之吧”，他才得以留在中文系。
人性的恶与善
对右派学生的态度，不同系、级的领导、学生干部，右派联系人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别，让敏感的右派学生铭记终生。地质地理系56级右派学生岳永勇告诉笔者，该系反右后期负责人是55级提前留校的调干生张炳光，张炳光对右派学生非常凶狠，“他那一张脸简直就不像人脸”。
而东语系转到中文系的宣树铮，虽然学籍转到中文系，右派籍却是在东语系。1958年，宣树铮接到通知让他回东语系，领导要找他谈话。他见到的领导是东语系总支书记贺剑城，他说，贺剑城态度温和，谈了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提到划右派的事情，只是跟他聊天，问他暑假要去哪里，家乡的情况等等。“我感觉他好像对我有歉意似的”，宣树铮说。
有的学生干部人品低劣，通过反右中的极左表现获得了提前留校和被提拔的机会，像前面提到的张炳光，不仅提前留校，还在1958年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学校团委副书记。
生物系55级植物生理专业党员学生干部李锡泾，在反右中处心积虑把同学打成右派，不仅对右派狠，还整了许多同学，在班里专横跋扈，以整人为乐。几乎引起同学的公愤。李锡泾的同班同学曹家棱、徐东翔、焦德茂、李穗英、翟士岭、杨维莘、刘明新等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讲到李锡泾的恶行，焦德茂说：李锡泾是党员，调干生，有社会经验，知道怎么掌控当时的形势，知道怎么打右派，打右倾，打得多表明党性强，他是极左，把每个人都当成他的奴隶，天天给我们开会，天天训话，狂妄得不得了，把我们都说成是堕落分子。李穗英说：我不是右派，但跟右派待遇差不多。徐东翔说：在学校里挨整的日子我都不想活了。李锡泾八十年代就死了，我们同学都说，像李锡泾这样的人，死了也不能原谅他，只能让他在十八层地狱里待着，他要出来还要整人。55级植物生理专业共划右派六人，多已英年早逝，笔者没能采访到他们。给笔者提供回忆的校友均不是右派，但对李锡泾都有如此评价，可见其人品作风之恶劣。然而这样的人不仅被提前留校，而且很快被提拔为植物生理专业教研室副主任，继续他极左整人的劣行。
也有一些学生干部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对右派表现出温情和人性。中文系54级语言班党支部书记曹先擢，反右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班里的两个同学划成右派，批判时也草草了事。两个右派同学后来都说，我们划右派，不能怪老曹。在曹先擢影响下，语言班没有将右派视作敌人，成为中文系54级同学关系最和谐的班级。
中文系55级1班的右派王大鹏、米震中、华炎卿都回忆在学校时没有受到什么歧视，这与班级学生干部、党员的作风有关，55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在反右中划同学右派时便很矛盾，于心不忍，在反右后期即辞去了支部书记职务。即使如此，他仍为年级的几个右派是从他手中报上去的而感到终生负疚。同班的党员谢冕回忆说：对于划右派，我们是能保的就尽量保，保不下来的就尽量温情对待。
在笔者采访到的右派学生中，唯一特别强调自己在学校期间没有受到任何歧视的是西语系法语专业右派黄北斗。而他本人就是学生干部。黄北斗是党员调干生，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还是55级学生党支部委员，黄北斗有社会经验，为人比较稳重，与人为善，与同学关系很好。他是班级各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鸣放时很注意保持冷静，让同学们不要去参加串联、捐款等活动，因为他与年级党支部书记关某某平时不合，被关某某报复，罗织罪名打成右派。
黄北斗的同学回忆：黄北斗划右派跟班里的党员和同学没有任何关系，是关某某宣布黄北斗为右派并组织批判的。班里同学都对黄北斗抱有同情和不平，而且班里并没有很左的人，黄北斗平时营造的氛围一直还在，同学们对黄北斗和其他右派都没有歧视。黄北斗说，他跟同学一直一起上课一起活动，他没有联系人，不需要经常去汇报思想。唯一特殊的地方是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他不能与同学一起，他是年级右派小组长，需要组织全年级右派学习，之后汇报情况。
在作为一个群体被歧视和疏远的大环境里，右派学生对来自同学与老师的关照与温情特别敏感珍惜，点点滴滴都终生铭记与感恩。物理系56级右派学生朱孝信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班上的一些正直的、富有正义感的好同学：戴乃武、张颖智、徐济安、孙宗琦、赵汝光、李昕、宋树森、沈永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能平等地对待我们，没有歧视，甚至表现出某种同情和关心，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宽慰和鼓舞。我觉得在逆境中得到的这点同情和关心比什么都可贵，它反映出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善良。
数学系55级右派学生郭家一回忆：57年后，大多数同学视我等如瘟疫，少数更是落井下石，我们过的是白毛女的日子，超体力的劳动加上凌辱和折磨，真想自杀以求解脱。然而同班同学宋一平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和我有说有笑，和对别人一样。在校右派劳动是超负荷的体力透支，每到下班，浑身散了架一样，汗水浸透的衣服渗出盐碱，也无力洗涮，我把脱下的衣服泡在脸盆里。第二天，发现泡在脸盆里的衣服洗干净了，挂在盥洗室的支架上。班里有人叫喊：谁给右派洗衣服了？开始追查破案，最终有人揭发，上午有人看到只有宋一平在洗衣服。于是开会，团支书质问：宋一平你为什么要给右派洗衣服？答曰：他们劳动一天很累了，为了他们明天更好地劳动，更好地改造。支书气急败坏：你这是同情右派，是立场问题。这样一件小事，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俄语系55级右派朱汉生在班里的批斗会上，遭到群情激奋，上纲上线的批判，无法辩驳的朱汉生垂头丧气、大汗淋漓，此时，班里一位女生陈玫上前为朱汉生送上一杯水，当时全场哗然，陈玫因此受到批判，而朱汉生和很多同学却永远记住了这个女同学的善良。
很多右派学生都回忆过老师对他们的同情和关爱。1958年初，数学系召开全系大会处理右派，数十位右派学生被叫到台上亮相，此情此景，让爱才惜才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当场落泪。后来段学复先生竟因此被批判和质问：如此同情右派，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在如此严酷的环境里，老师们无法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但仍会以种种方式表示关爱。
中文系53级语言专业右派学生胡安良在毕业分配之际，莫名被打成右派，本来已分配到武汉大学的胡安良，因是右派，被改派到边远的青海民族学院。胡安良说：离京之前，老师唐作藩先生悄悄请我吃了一顿饭，师母炒了菜，唐先生还陪我喝了酒，那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我到了青海以后，每次有同事到北京，我都会请他们给唐先生带点礼物，唐先生总是感叹说：胡安良，可惜呀！
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邵璧华回忆：1958年初反右补课，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周围的空气骤然变了，我一直把他们视为兄长和大姐的同学，脸上都挂着严冷的冰霜，至少是极严峻的神情。而教我俄语的陈如老师，却并没有鄙薄我，一是在校园偶尔猝然相遇时，从她的目光和神情中，我感知到这点；二是从其他同学的嘴里仍旧转达了她对我的关切；三是陈老师多次让同学捎信让我到她那里去。有一年元旦，当时陈老师已经搬到离我住的三十二斋不远的教工宿舍，她让同学一定把我叫去，当时是困难年代，她拿出准备好的高级糖果、水果，一定要我吃，我感激难言，心底翻滚着一股暖流。我告辞出来，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在我心底永远铭刻着老师的真情。
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右派学生朱辛介回忆：我打成右派以后，因为经济上实在困难，在学校里又看不到前途，就申请了退学。有一天，在路上我遇到李赋宁先生，他见周围没人，关心地对我说：你不要退学，要坚持下去，完成学业。外教温德先生知道我很困难，给了我回家的路费。
没有资格入毕业照
岁月迢迢，从1957年到1962年，留校考察和个别劳动考察复学的右派学生陆续毕业了。他们中有部分人被允许参加班级或年级毕业照，而更多的右派则没有资格与同学合影。
西语系英语专业53级被划为中右的白汉民回忆：他们班没有毕业照，因为他们坚持右派也应该一起照相，而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干脆就不照了。
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一位学生右派回忆：快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大班的人在一起，好像在南阁附近的树林里。“右派”自然成了劳动力，搬椅子，摆好。忽然不知那位“左派”一喊：“右派”不能一起照！我们就“夹着尾巴”乖乖地离场了。
物理系气象专业55级右派学生闫秉耀回忆：拍毕业照那天，我和同年级的右派徐吉庆、林和、张维桓，还有54级劳动考察复学插到我们年级的褚宗祥，站在很远的地方等着同学商量是否让我们参加毕业照，我记得等了很久，张维桓可能是等不及了，走了。最后，让我们参加了。我与生物系54级的右派程光胜学长提起此事，他说，我们哪里有资格照毕业照啊！要是让我照，叫我等一天，我也愿意呀！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带着不同心情走出校门，毕业后又经历了不同命运的同学们聚首于燕园，很多同学对当年给予右派同学的伤害心怀歉疚。我看到一张气象专业54级的毕业照，有心的同学将当年因为右派和其他政治原因等没有参加拍照的同学一一列出名单，标在照片上角，虽然字很小，但却包涵深意，令人感慨！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经历了风雨的同学们用补白，用文字填充了照片的空窗，而许多受难者心灵的空窗却是难以填补的，而更多的历史空窗还被积年的尘埃遮蔽着，淹没在岁月的风烟中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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