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几位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谁，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内容平常的大字报无意中成为点火之作，之前平静的北京大学像火山爆发般沸腾了！
之后的几天，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厅的墙面以及后来称之为三角地的“广场”周围，物理系55级王书瑶在《燕园风雨铸人生》一书中记载：据当时所编的《新闻公报》所记，从5月19日到5月20日下午5点，仅一天的时间，全校已有大字报162张。随后几天，迅速铺开的大字报浪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活跃的北大学生已不满足于大字报的形式，广场上开始了辩论会，从大饭厅里搬出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站上去讲，各种观点竞相表达，激烈交锋。历史系55级郭罗基在《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中说：北大人的议论富有思想性、理论性，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食堂的大师傅说，两三天就毁了十来张桌子，于是，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都在这里跳上跳下，大显身手。……中国的海德公园在北京大学诞生了。
如此活跃热烈的气氛令很多从未经历过此种场面的年轻学子心潮激荡。在兴奋的人群中有几个物理系气象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是陆一强、褚宗祥、马鹤年、吴佶宁、潘家威。他们都是共青团员，或是学生干部，或是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关注着学校里一天比一天热烈的情景，无所顾忌地交流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那时候，每个宿舍都可以领到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关心时政的几个同学没有看到报纸上报道北大的情况，对此颇为不解。“中央了解北大的情况吗？”这个疑问萦绕在他们心中。此时，团三大正在北京召开。几个同学想到去团三大，求见胡耀邦同志。他们想了解中央对北大情况的看法，也想向胡耀邦汇报自己的观点，请中央关注北大风起云涌的形势。
见胡耀邦
5月24日午后，五个男同学一起出发，从北大赶往团三大的召开地政协礼堂。走在校园里，他们遇到了女同学关晓如。关晓如并不像几个男生那样关心政治，但她性格活泼，好奇心强。她问几个男生去做什么，得到回答后便要求一起去，这样，六个同学便一起上了路。
六十多年后的2021年10月11日，我采访了六个同学中唯一健在的褚宗祥学长。褚学长回忆说：我们到了政协礼堂，跟工作人员说我们想见胡耀邦。工作人员就找来了胡耀邦的秘书，他也是北大校友。他说胡耀邦正在开会，还要讲话。我们讲了我们的要求，他进去转告了。
出来告诉我们说，耀邦同志愿意见我们，但是要等到会后。会议结束后，我们在政协礼堂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见到了胡耀邦。我们按照之前的想法，向胡耀邦汇报了北大近几天的动态，并讲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中央是否了解北大情况的疑问，都说到了。
这里需要插叙一点回忆，2023年5月15日，我采访到了英年早逝的陆一强学长的夫人谢冰如。她给我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陆一强改正平反后退档的1957年到58年反右时的检查交代材料。因为时间相隔不久，陆一强的材料中对见胡耀邦的描述更为翔实。他说：我们对胡耀邦书记说的主要是：“我们学校有两种极端人，一种是偏激的，甚至有的是有敌意的；另一种是压制大鸣大放的，说这样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大的。”而我们就以最正确的中间者自居。还问，中央为什么不直接来过问我们学校的事？因为马是组织委员，所以那天大家推马代表说话的，后来潘也说了很多话。（我们）要求中央直接过问我们学校的情况，不要让矛盾扩大。（我们）认为我们学校领导是落在群众后面的。
褚宗祥学长说，胡耀邦听了我们的汇报和要求，跟我们讲了很长时间。至今我记得的主要有三点：第一，胡耀邦说，中央对北大的情况是了解的，你们学校的大字报，中央印了小册子，每个中央委员人手一册。我们都看了。至于如何对待你们，中央还没有考虑好。第二，胡耀邦问，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吧？一定知道凤姐。《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只有四百多人，凤姐管理这四百多人都那么难！我们国家几亿人，毛主席要管几亿人，难不难？很难啊！毛主席带领我们从井冈山走到现在，非常难啊!第三，今天会议上已经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祝贺你们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这次会面结束后，几个年轻人有些失望。褚宗祥说：我们感觉什么收获也没有。陆一强说：出来后，我们都对胡耀邦的谈话表示不满。当时我自己思想上对胡谈话的印象是这样的，认为他实际上是不支持我们学校目前的情况的。因为他特别强调有敌人对我们党有意的进攻。因此我提议大家回去以后不要说我们对于胡耀邦谈话的印象，说这样可能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当时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褚宗祥也说：当时我们就决定回去以后不谈这件事，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讲的。
投入鸣放
这次去见胡耀邦虽然没有得偿所愿，但是并没有影响几个年轻人参加鸣放的热情，五个关心政治乐于探索的男同学都成为“519”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一起热烈讨论，将形成共识的观点各自写成大字报，以“气三一群人”的名义发表。他们写成的重量级大字报有《论现实社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虚伪性》《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涉及的问题包括：当权集团的特权、改革选举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这些大字报都没有提到对胡耀邦的访问。五人中的潘家威另有想法，他认为胡耀邦对他们讲的毛主席当家很难意味着毛主席想搞整风大鸣大放而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北大的一些学生根据他们从各种渠道听来的消息确实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潘家威决定把他们去见胡耀邦的经过、胡耀邦的谈话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看法写成大字报贴出，于是他写了《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他拿了写好的大字报给几位同学看，褚宗祥回忆说：“我们都不同意他写大字报，因为大家已经说好这件事不提了。潘家威就署了他自己的名字贴出去了。”
潘家威在大字报中记述了访问胡耀邦的经过和胡耀邦讲的一些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六点三十五分到十七点十三分，正当团代会通过改名为共青团之后，团中央书记接见了我班六个团员。由于团代会很忙，他没有对我校问题做具体分析。他谈了些情况，作了些原则性的指示。
书记首先谈到“当家难”，“难啊……难啊……”书记说“朝鲜金日成当家，苏联赫鲁晓夫当家，……中国毛主席当家，我看啊，中国这个家最难当——穷，落后，六万万人！”他说，我们要改正错误，又要让敌人不钻空子。书记谈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就不需要整风了。
书记接着谈到我们党经过了几次大风浪，犯过几次大错误。
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白区损失100%，红区，毛主席所在地国民党叛变后，毛主席一个人夹了一把阳伞就望井冈山跑。
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党由三十万变成了五万，左倾带来了巨大的灾害。
第三次……
一段沉默，书记没有说下去。……
潘家威在大字报中提到：毛主席最初提出整风时遭到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反对，甚至有人退出会场。……还有传说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导人中也有表示不赞成的。
潘家威认为：北大党委落后于形势，不赞同整风和鸣放。他说：“为什么党不出来领导群众运动？那么多同志要求党领导，党委为什么置之不理？原因就在这里，它不赞成（或说反对，我觉得差不多）这样搞，当然就不可能来领导。”“我诚心地要求党委会改变目前情况，从由党委召开的控诉会开始，站到群众运动的最前列，带领我们前进。”“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我相信不会，可是，真又要等毛主席来下命令？），那么，终究有一天，群众将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历史的步伐将永远随着人民的意志前进，而人民群众，他们是不惜代价的。”[1]
“6.8”社论后，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了。几个积极为党建言献策的同学跟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惊和不解。他们不理解，之前响应号召热情参与整风的行动怎会转眼间变成了大逆不道的反党言行？在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将“百花学社”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当天，陆一强写下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杀气腾腾》：我们承认在运动中革新派是过激的，片面的，他们过多地注意了缺点一面，但是更应该承认这种过激、片面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强大的、顽固的、习惯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把握了另一个片面，如果要求强调革新派全面，那么势必在全局中实质上形成了保守的片面。为了运动顺利的开展，我们要求矛盾的双方，首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领导者）要有诚意、要全面。遗憾的事实是近日来官方人士一再发表充满火药味的谈话，这种行为对运动的破坏不亚于敌人在北医掷下的炸弹。[2]
我们要求不准在新社会中出现逼上梁山的悲剧。[3]
此时，几个单纯的学生不曾想到，真正杀气腾腾的处罚还没有开始。
反右狂澜
反右的狂澜很快席卷而来。潘家威因为个人署名的大字报曝光了去见胡耀邦的经过以及对高层政治的大胆评论被指为煽风点火，影射毛主席犯错误，成为首先被揪出来的右派。1957年7月18日，北大团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宣布处理一批沦为右派分子的团员和“变了质”的团组织，有16人被开除团籍，潘家威名列其中。褚、陆、马、潘、关所在的气象专业三年级二班团支部也被宣布改组。
对于来势汹汹的批判和政治性歧视，潘家威感到无法接受，他写了抗议信，表示拒绝参加所有会议。几个同学也认为不能让潘一个人受批判，他们极力为潘家威辩护，当然也是为自己申辩。但很快，他们也在劫难逃，成为群起而攻之的革命对象，尽管有万般委屈、迷惑和不解，也没有权利再为自己辩护了。
褚、陆、马三人是室友，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尽管不能预知未来的险恶，也已经感觉到不检讨的后果严重。几个人曾在一起讨论如何检讨，陆一强回忆：我说；“要他们（党）也承认有错误，这样我才愿意承认我的错误。”褚说“应该要考虑策略呀！”马也主张承认一些错误，起初我还不同意说：“我不怕，开除就开除。”他们说：“这样不好，以后会没有前途的。”最后我说：“要承认错误，就全部说自己错了，因为要是你想着自己错了，那么以后就真的会感觉到自己是错了。”又说“只要过了，也就行了。”结果我们就这样决定假检讨。并且讨论了由褚和马发言。原来他们是要我发言的，但是我坚决不肯。我说：“我受不了这种说假话”。
结果是不想说假话的陆一强根本无法过关，“这天会上核心组向我提出了警告。在我听到警告后，思想和感情是极端激动和复杂的。认为我是受了委屈和侮辱，所以决心以后不参加政治活动了并且认为没有组织的温暖，所以决定提出退团。然而，晚上我想这样的行动是懦弱的表现，所以早晨又向支书提出要求取消原来退团的要求。
我把我的事情告诉姐姐了，后来我姐姐到学校来，并且拿到了我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她说我的错误是极严重的，要我好好接受同学的批判，并要我跟她回家，还要向她汇报思想。这样经过了同学的一些批判，我是认识到我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开始批判时，我还是觉得我主要是对的，我是不怕的……），但是到这时我根本不认识我是对人民犯了罪，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从陆一强的交代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单纯热情没有功利心的学生，是怎样在政治风暴的无情击打下，一步步放弃自己的心理防线，从不认错到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直至承认自己犯了罪，成了人民的敌人。北京大学被划为右派的数百学生，大都走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
人生谷底
经历了无情的批判和三番五次的检讨认罪，几个同学在痛苦和迷茫中等来了命运的判决：五个男同学都被划为极右，其中潘家威处理最重，他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4]。褚宗祥、陆一强、吴佶宁保留学籍，被送到工厂劳动考察。马鹤年处分最轻，他被保留学籍，留校考察。女同学关晓如因为只参加了访问胡耀邦的活动，没有任何其他言行，被划为内控右派。——20年后，关晓如为自己的冤案平反去中央党校见胡耀邦，胡耀邦说，还记得几个北大同学来见他的事。他说：我当时跟北京大学说过，如果因为来见我，就把同学打成右派，是不合适的。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我就负不了责任了。[5]
1958年3月8日，潘家威、褚宗祥、陆一强、吴佶宁和数十位被送往工厂劳动的右派一道，离开了北京大学。笔者采访到的一位数学系56级女生关蔼雯回忆说：1957年，我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对反右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个情景我至今不忘，就是那些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学，要被遣送去劳动了。他们在大饭厅外头，排着长长的队伍，蹲在地下，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捆好的被子背包。我是在去体育馆的路上看见他们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一阵悲凉。
褚宗祥、马鹤年、陆一强三人在反右前都已有了恋人。他们的爱情面临严峻的考验。褚宗祥的恋人很快与他分手。马鹤年的女友是同年级的同学王淑静。
2022年2月15日，我采访了王淑静。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胡启立把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
陆一强的女友谢冰如当时在北京钢铁学院学习。她回忆说：我跟陆一强都是杭州人，我们是高中同学。54年他考上北大，我考上北钢。上大学后开始恋爱。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没有波折。跟我恋爱以后，陆一强班上的一个漂亮女同学也很喜欢他。他也有些动心了。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会说假话，他对那个女同学动心也是他告诉我的。他为此很矛盾很痛苦。可是我觉得，在恋爱期间，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我是不会使劲拉着他的。反右开始，他当了右派。那个女同学压力太大，退缩了。北大有一个女生，我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还到钢院来找过我，说陆一强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很败坏，让我跟他划清界限。说他“生活作风败坏”，应该就是指他也对那个女同学动过心。陆一强被处理以后，跟我提出了分手，他说他政治上出了问题，跟我不能再继续了。我当时也同意了分手，但是跟他说了三点：第一我不关注你的政治问题。第二：希望能够保持联系。第三，如果有什么地址变化，要通知对方。陆一强当时没有吭声，但他到了工厂，很快就给我写了信。
女生关晓如能歌善舞，是校舞蹈队的台柱演员，不乏追求者。她与同在舞蹈队的一个东语系男生相恋后结了婚。
劳动考察的同学我只了解到褚宗祥和陆一强的情况。两个同学以自己的勤恳、踏实和意志力渡过了劳动关。这与他们对劳动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褚宗祥说：我比较崇尚螺丝钉精神。不管干什么，总是要尽力把它干好。褚宗祥被分配到玻璃厂高温车间，环境相当艰苦，干吹玻璃瓶的工作，玻璃很烫。手上经常烫伤。他说：我在上班前总是提前把工具准备好几根，让工人们不管来几个人干，都用得过来。厂里说：你哪天上班，你那个小组就能完成任务，你哪天休息，就完不成任务了。劳动环境很艰苦，褚宗祥回忆，每天穿的工作服上，都能抠下一些盐，出汗太多，因此要喝盐水补充。当时我没有想能回学校，就是想干活要跟工人一样，别人能出师，我也能出师。1959年底，各个工厂都要评选出一两个表现好的右派复学，玻璃厂评选出我复学。
陆一强被分配到北京木材厂。他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在深挖了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之后，他是以赎罪的心理去参加劳动的，当时流行的“劳动神圣论”也让这些在政治上被打入另类的年轻人渴望通过劳动获得救赎，况且劳动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可以从中找到价值感。陆一强在检讨中说：让我到劳动中去改造吧！让我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以后用劳动成果来报答人民。
到北京木材厂劳动的共有11个北大学生右派。陆一强鲜明的性格魅力很快引起了难友的关注。与陆一强同厂劳动的数学系55级右派学生倪国熙回忆说：陆一强胡须茂密，但并不强壮，一米七左右的身材，显得相当消瘦文静，表面看来就是一个喜欢思考而不爱运动的青年。我很快就发现，聪慧、热情、真挚、理性、坚强，他兼而有之，竟是我此生认识的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虽然年龄和我相仿，在政治上不失天真，但在理论上的认识，却要比我深刻……我们凑巧被分配在同一车间、同一班次(分白班和夜班)。我们的工作都属于特重体力劳动，按他的瘦弱来说，以当时的过量的劳动强度来衡量，他实在是难以胜任的。但是，他不但干下来了，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如他以后跟我谈过的，他所在的出料组组长，对他一点也不照顾，他就咬着牙紧紧跟着，不久，终于在技术上完全追上了，并有所超越。至于在体力上，他一直是在超限地紧跟，由于强烈的自尊心，他不能让人轻视，他是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创造奇迹。
陆一强夫人谢冰如回忆说：陆一强在工厂劳动时，有一次不慎从近10米高的地方摔下，幸亏摔在一堆锯末上，但仍摔伤了腰。限于当时的条件，未曾就医，仅休息了几天就又上班了。但这次受伤却不幸成为他后来英年早逝的病因。
倪国熙回忆：一强虽然和我一样是极右派，但因表现出色，于1960年初第一批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命运并未真正改变，蛮不讲理地不让他回校复学，被留在木材厂教育科工作，主要是在工厂的夜校教书。尽管他当时不比其他教员少做工作，教学质量也很不差。但因为一有时间就埋头看书，又对当时一些明显的蠢事，提了一些完全出于善意的建设性意见，这些又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于是，在1960年下半年，当北京市建材局在房山县新建白云石厂时，以干部下放劳动的名义，竟再次把一强下放到那里去劳动，在房山白云石矿的采石场上，搬了一年大石头。1961年末，该厂下马，他才又返回木材厂。
倪国熙回忆：北京每年大学生毕业前夕，总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出来讲话，这是北京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如果是周总理和陈毅出来，是气候转晴；如果是彭真出来，则是气候转阴。1961年是陈老总讲话，我认真学习了报上发表的陈老总的讲话，感到机会来了，因为陈毅讲到了右派学生，大意是他们还年轻，改造好了要同等对待，不要歧视他们。1962年初，我就以非常恳切的态度向陈老总上书，表达了我们这类北大的莘莘学子的拳拳报国之心。希望学校能履行当初“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精神，既然改造好了，就应该让回校继续完成学业。一强就勇敢地去北京市上访，要求落实对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学生的政策，让我们回北大完成学业。……随后，我和一强，还有数学系的何纯瑾，三个人一道去北大，要求陆平校长接见。校长办公室告知，校长不在，要我们把意见留下。我们遂留了给陆平校长的一封信，并约定某月某日将再次造访。上天保佑，事情总算有了解决的可能。当我们按约定时间再去北大时，被告知可以考虑复学。1962年8月，我们三人终于第一批回到学校，开始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学习生活。
两个于1959年和1962年先后复学的同学褚宗祥和陆一强在插班上做了不同的选择，因他们原在的54级已经毕业，只能降级插班，褚宗祥本来被安排插入56级，但他认为，以自己之前的基础和学习能力完全可以插入55级学习，于是他插入55级，半年后于60年毕业。而陆一强1962年回校时，北大理科学制已经改为六年制，他从四年级开始到六年级，又读了三年。复学后的陆一强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非常刻苦和努力，倪国熙回忆：陆一强在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学业成绩，堪称十分优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在地球物理系学习了六年半，所有功课门门全优，这在当时的该系，是史无前例的。褚宗祥说：陆一强因为多学了三年，到毕业时已经很有造诣了，他跟几个教授的关系都很好，受到他们的赏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环境，更可知陆一强的成绩来之不易。陆一强在1984年所写《自述》中回忆：复学以后，我学习更自觉更刻苦，又有许多课程可以选修，有大量时间可以阅读论文。成绩更是优异。但没有想到，64年搞“四清”时，一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运动来了“左”的出奇的“积极分子”指责我是“白专道路的带头羊”，“资产阶级的黑苗子”。真冤枉，学校和老师从不敢公开表扬和称赞我一句，我自己更是时时注意，事事留心，生怕给别人增添麻烦，“白专带头羊”、“黑尖子”不知从何谈起。谢冰如回忆：陆一强的老师告诉他，他当时的毕业论文已经达到研究生论文水平，但是因为他的身份，无法向学术刊物推荐，也不能公开表扬。
从1958年到1965年，六位同学中的四位：关晓如、马鹤年、褚宗祥、陆一强先后从北京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关晓如被分配到辽宁省气象局，因是内控右派，被下放到县气象局。
马鹤年分配到陕西省气象局，女友王淑静分配到西北农学院。因为右派身份，马鹤年先后在平利县大巴山区、石泉水电站工地、西（安）万（源）公路秦岭段监督劳动，半年后到陕西气象局农场继续劳动。1961年摘帽后，做了普通预报员。中右王淑静也经常被下放劳动，开什么会也不让参加。王淑静曾问马鹤年：你们那时到底说了什么？马鹤年只回答了一句话：不是说好了大鸣大放吗？谁知道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褚宗祥的工作分配十分曲折。成绩优秀的他本来被分配到中山大学，他听说中山大学气象专业主要研究海洋气象，于是在北大就开始看海洋气象的资料，对未来的研究领域很有兴趣和信心。当他兴致勃勃地到中山大学报到时，学校却已经看到了档案，说，你是右派，我们不要，我们把档案退回北大，你回去吧！万般沮丧中回京的褚宗祥又在学校等待了一段时间，才等来了第二次分配。他被分配到山西太谷县师范学校任教物理。这一教就是十八年。
被老师们器重的高才生陆一强被分配到辽宁省气象局。后又分配到桓仁县气象站工作。他在《自述》中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分配我到条件较好的科研单位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我仍感到十分痛心和苦闷。尤其是对那些掌握分配大权的同志，非把我一直发配到最最基层，直到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不可的作法，更感到不可理解。我当时在学习上已达到相当水平，又正处在智力高峰，不用几年工夫完全有可能攀登世界气象科学的高峰。面对党和人民真心培养的成果毁于一旦，面对自己十年寒窗所积累的知识付诸东流，怎能不使人心痛如刀绞。
忠实于爱情的谢冰如于1962年嫁给了陆一强，此时她已经27岁了。王淑静与马鹤年也在1965年结婚。他们结婚时非常冷清，但王淑静感到很满足。褚宗祥经人介绍，与一位家乡合肥的护士相识，对方出身不好，两人同病相怜，于1967年结婚。
文革磨难
几个命运多舛的年轻人很快又遭遇了文革。
王淑静回忆：马鹤年平时工作好，人缘好，大家都喜欢他。但是运动一来就变成靶子了。文革的时候被揪出来了，被抄家了，我们结婚的枕套都被晒出来了，平常的好朋友也翻脸批判他，令人很生气。有一天突然把我也抓起来了，把我和马鹤年分开了，给我戴了个大帽子，说我是反党大右派，漏网右派，斗争我的时候，问我老马说过什么，我说你们问他自己去吧，他们说我不说实话，拽着我挂的大牌子使劲拉，铁丝勒着我的脖子，我替他受了一回罪。
文革开始时，陆一强在桓仁县气象站工作。他在《自述》中说：66年7月，我被分配到桓仁县气象站工作。临行前，政治处的领导吩咐，我是下基层锻炼的，档案没有下去，历史上的问题不必告诉站里。这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感到没有必要瞒着，所以到站第二天，就把我的右派历史向站长作了交待。
气象站的领导和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我，使我很快熟悉了业务，并能在技术革新上做出一些成绩。
当年冬天，“文革”的风波波及到这个边远的山区。同志们看我为人正直，见多识广，要选我当文革小组长。我百般推辞，最后不得已说明自己有右派历史，实在不能担当这个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同志仍坚持要选。于是我建议另选一个正组长，我只当付组长。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气象站在“文革”中没有在言论和行动上出现任何过火现象，一切工作正常，唯一的变化是原来的行政站长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开始学习业务，不久就能正式值班，工作质量还很好。
1967年夏季，县里出现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俗称“七二O”以县委干部为主；另一派俗称“六二四”，也以县委干部为主，但多数学生和工人组织站在这一派。两派最初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原县长杨殿武。“六二四”认为他是关心群众疾苦，是杨青天，要保、要解放、结合。“七二O”认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批斗、要打倒。
“六二四”人多，但能量小，笔杆子少；“七二O”人少，但能量大，县委干部多，笔杆子多。气象站的群众组织只有一派，站里的老同志都认为杨县长接近群众，作风民主是个好同志。我借下乡作业务调查的机会也访问过一些群众，他们反映杨真正关心群众生活，是好县长。所以气象站的群众组织(不分两派)是参加“六二四”的。但起初我们并不关心县里的运动，不积极参加县里的运动。后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六二四”多次派人来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多次推辞，最后同意干一段时间，到两派组织实现联合后就引退。我开始就告诉来请我的同志，让他们别先吃掉“七二Ｏ”，不被“七二Ｏ”吃掉就是他们的胜利。我能作到的极限也就如此。说实在的，当时促使我答应来邀者的动机，与其说是关心“文化大革命”，倒不如说是出于打抱不平。
为参加“文革”运动之事，我曾写信和二姐商量过，她回信说：不是不可以参加，但有两个条件：一定要公开自己的身份；绝对不搞秘密活动。我照她的意见做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不敢保证自己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但可以扪心无愧地说，我尽了极大的努力，在影响能及的范围内减少和避免了“文革”运动所造成的破坏。
我主张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应当实现联合，并做了大量促进联合的工作。
我坚决反对武斗，经过艰苦的谈判，在解放军支左部队的主持下完成两派联合制止武斗的协议。在几次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我挺身而出，说服了群众，克服了危机，制止了武斗。在革委会成立之前，桓仁县没有因两派群众武斗造成死亡。
我坚决反对对“走资派”实行武斗，曾几次制止个别群众殴打我们这派群众也要求打倒的原县委书记桑茂成的错误行为，并在有危险的时候采取措施确保他的安全。
我反对搞伪证、搞诬陷，既反对另一派搞，同样反对自己这一派搞，我没有接触过专案组的工作。在实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我只肯写要解放的干部综合材料，而无论如何都不肯写要打倒的干部的综合材料，我怀疑中间有许多不实的地方，而且不同意许多无限上纲的罪名。
1968年初，两派实现了联合，从此，我无论在名义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6月革委会成立，8月我就在清队中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12月我被送进干校进一步审查、批斗。7O年底桓仁县委给我正式定性为：属于未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但考虑认罪态度较好暂不戴帽，保留公职送农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出于安排上种种困难，后来实际上就改在干校劳动改造。
从此，我又在于校过了三年多的养猪生活。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并不把劳动看成惩罚，所以干什么，爱什么，总想尽可能干好。我很快学会了如何放猪、喂猪、接生、治病、打针等，猪养得很好。几年里如一日，白天劳动，晚上读点马列著作，生活倒也可以。
谢冰如回忆说：陆一强受审查挨批斗的那段时间，曾经挨过打，他就以绝食抗议，结果造反派不再打他了。他这个人性格能软能硬，硬的时候很硬。
褚宗祥回忆文革境遇时说：文革时，有几个人想搞我，让学生抄我的家，抄走了我的日记，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有个同事，是教数学的，在业务会上，我曾经发言提出过数学教材里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他们觉得我一个物理老师，能看出数学教材里的问题，而且很中肯，对我就很佩服。这个同事出身好，文革时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他有意保护我，主动说带我去延安串联，这让我躲过了进一步的批斗。我也利用跟他关系好，劝他对被批斗的人手下留情，不要搞出人命，这样保护了一些人。
关晓如在文革中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她的遭遇来自褚宗祥的回忆。褚宗祥说：关晓如跟别的同学都没什么来往，但很早就跟我联系了。1978年，我从山西调到合肥，收到了关晓如的来信，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从此我们就有了联系。八几年，我听说关晓如得了癌症，就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去看她。她见到我，特别激动，跟她爱人说：我们老班长来看我来了（我曾经当过我们班班长）。她当时已经做了手术，不知为什么创口迟迟不能愈合，很痛苦。我坐在她床边，听她讲她的遭遇，她边讲边哭：关晓如工作在辽宁，他爱人在河北，两人有两个孩子，一直两地分居。文革中，她和爱人都下放到五七干校，还是在两地。关提出，既然都是下放，不如下放到一起。得到双方单位的同意，关下放到丈夫的河北干校，一家人团聚。但关的丈夫不知为何事冲撞了干校的军代表，军代表一怒之下停了关晓如夫妻两人的工资，一家四口生活立即陷入困顿。关的丈夫急火攻心，突然双目失明。一家人走投无路，关晓如把丈夫寄养在一个农民家，把所有积蓄留给了那个农民，带着两个孩子，一路乞讨，到北京上访。关晓如上访到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向耿飚哭诉自己全家的遭遇并请求救助[6]，经耿飚与气象局联系，气象局为关晓如安排了气象出版社的工作，并解决了一间临时住房。关晓如将失明的丈夫接到北京，为他治好了眼疾，全家人才开始有了较为正常的生活。
凤凰涅槃
1978年，六个经历坎坷的北大学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中央55号文件发出后，关晓如为自己的冤案去中央党校找到胡耀邦，胡耀邦的答复如前所述，明确表示关晓如因为来见自己而受到处理是错误的。据褚宗祥回忆：六人中受处理最重的潘家威，在当年因贴大字报曝光六位同学访问胡耀邦的经历和胡耀邦的谈话，曾被押着到胡耀邦家与胡耀邦对质。他记住了胡家的住址，20年后，他又一次找到胡家，为自己和同学们讨说法。胡耀邦不在家，胡耀邦秘书接待了他，答应一定会转告他的申诉。胡耀邦得知此事，立即写了条子给北京大学，告诉北大“当年来找我的几个学生，应该给他们平反”，很快，六位同学收到了北大寄来的右派改正通知书。
在右派改正之前的1978年，科学的春天已悄然而至。褚宗祥说：1978年，榆次地区已经让我去给教师讲示范大课，反映特别好。地区和省里开始注意到我，但我妻子到山西探亲，她很不适应山西的饮食和水土，于是我决定调回合肥。那时山西就不想放我了，说你不要走，我们今年有一个特级教师名额，也先给你。我了解到评了特级教师就不能再出省了，于是仍然坚持要调走，省里见我很坚持，也不得不放了。因为中国科技大学没有气象专业，我调到安徽省气象局，被安排到安徽气象学校。
谢冰如回忆：1978年，我们还在桓仁县，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回杭州，已经联系了杭州大学，突然，省气象局来通知，让陆一强马上去省局报到。原来，省气象局到北大去，说他们需要人才，请北大给予支持。陆一强的老师谢义炳先生知道后说：你们辽宁有陆一强这样的人才你们不用，到北大来要什么人才！省局这才知道陆一强一直在这里埋没着，于是迅速调人。
一直在陕西省气象局工作的马鹤年，右派改正后马上得到重用，他1979年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
在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和北京科学仪器厂劳动改造多年的潘家威和吴佶宁处境也有了改善，他们开始从事技术工作。
80年代，是国家拨乱反正、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年代，知识分子获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尊重。青春被政治运动荒废的北大学子们走上了发挥才干的舞台。然而，六个同学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关晓如仅过了几年安宁日子，便不幸罹患了乳腺癌，手术效果不佳，很快恶化。褚宗祥回忆，1984年我去北京开会，到她家去看她，她已经病重了，她跟我哭诉她这些年来的遭遇，手术后没有愈合的伤口疼痛不止，她爱人给她打止疼针止疼。在这之后不久，她就去世了，年仅四十多岁。
谢冰如回忆：陆一强到北京出差，去医院看望过关晓如，关晓如拉着陆一强的手哭着说：我不想死。
六人中三个在气象界工作的同学得以发挥学识和才干。他们的职称和职务快速晋升。马鹤年1980年调入陕西气象研究所任副所长、高级工程师。1981年6月入党。后担任省气象研究所所长。陆一强1979年改正后，担任辽宁气象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辽宁气象》主编。褚宗祥第一个被评为工程师，1981年入党，1983年第一批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三个同学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陆一强、马鹤年分别担任辽宁气象局局长和陕西气象局局长，褚宗祥担任安徽气象学校校长。陆一强因业务精湛、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强，还没入党就被提拔为局长，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破格之举。
三个为官的同学都以作风正派、廉洁自律享有极佳口碑。陆一强一家多年住在一套小二居单元里，当局长后，本可以调到更大的房子，但他谢绝了。他对妻女说：还有很多人住不上咱们这样的房子，我们住得已经可以了。谢冰如回忆说：他当局长以后，对我们限制可多了。褚宗祥说：我当校长的时候，凡来送礼的，我从不让进门。关于中等气象学校的改革，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给我稿费，我觉得是职务行为，没要，交给会计了。马鹤年从陕西省局到国家气象局，其为人处世都受人称道，他在回首往事时说：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事，但学会做人比做事更基本。[7]
三个同学不同的经历和个性特点又使他们的职场表现各有不同。陆一强的专业造诣很深，是北大老师非常器重的高才生。谢义炳先生曾说：我们这些年，培养了两个才子：陆一强和周晓平。周晓平是气象专业52级校友，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之子。陆、周二人本不相识，因为导师的赏识而知道了对方，周晓平联系到陆一强，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为至交。谢冰如回忆：有一次，陆、周二人在美国访问时相遇，深知陆一强专业造诣的周晓平问陆，是否想到美国的大学学习进修，他可以帮忙介绍学校和教授。陆一强当然心仪这样的好机会，但是他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局长，已经不可能做这样的选择了。陆一强事业心极强，原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评价说：他不是守摊子，而是抢时间。他的开拓能力，大局意识，务实作风，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善于团结合作，使他在辽宁省和气象界迅速获得关注。198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当选气象局党组书记。这一年，他进入了中组部青干局选拔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名单，我们前面所引陆一强《自述》，就是他应上级要求所写的材料。他后来当选为辽宁省第五届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理事，1988年，曾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国家气象局和辽宁省委都看中了这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才。褚宗祥回忆：有一次陆一强来合肥开会，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国家气象局要他去当副局长，省里也要他去当政协副主席，他正考虑去哪里好。相比于陆一强的富于激情与魄力，马鹤年则享有稳健扎实的口碑。他担任陕西省气象局长后，在全国率先组织了省级气象业务技术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他回忆：有一件事，特别令我寻味：我知道有些处长当时是在并不甚理解我力推的业务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支持着我。事后，我曾带着疑惑探问时任处长的一位同事：既然还不怎么理解，为何还要支持？她的回答使我至今不忘：“相信你不是胡搞的人。”[8]
褚宗祥与两位同学最大的不同是他比较淡泊宁静，“我对当官一点兴趣也没有，当官要应付很多我不愿意应付的事情，让我很头疼”，他说。“陆一强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他是去省里好还是去国家气象局好，我就给他泼了冷水，我建议他不要去当官，还是搞专业好。”褚宗祥是很能钻研的人，干什么就钻研什么，他在山西太谷师范教书，感觉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他后来做教学心理学研究，1962年写了《中学物理学教育的心理学因素》，发给《人民教育》，在62年12月发表了。1964年，他提出了新的教学法：教学方法发现法，也写了一篇文章，但《人民教育》没有发。他说“我在1984年看到一本书，讲10大教学法，有一个就是发现法，是1967年美国人发明的。”豁达洒脱的褚宗祥对一生的遭遇看得很开，唯一流露出的遗憾就是没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提起当年分配到中山大学被退回的事情，他说：我当时要是坚持不走，让他们给我换别的工作呢？是不是有可能留下？
命运是残酷的，不仅往者不可追，而且来者不可拒。1988年1月，正值事业高峰的陆一强因身体不适就医，结果被确诊为脊髓癌，这对他和妻子谢冰如来说，都是晴天霹雳。他在1月11日看到诊断书后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此刻，所能留下的，只有对自己的不满，和对他人的爱。事到临头，好像并不痛苦，但似乎很动感情。我想，自己所受的痛苦肯定不及留给爱我的人的痛苦。想到这个真叫人不安。唯一能在不安中求得的一点安慰是时间的涓流能医治活着的人的创伤。谢冰如回忆：后来诊断出肿瘤的原发部位就是当年在工厂劳动时摔伤的腰部。他经历了大手术、术后多个疗程的化疗和放疗，但病情的发展令医生束手，1989年6月21日，陆一强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年仅52岁。陆一强在临终前说：“我对死亡一点也不怕，只是我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实在痛心。”陆一强的英年早逝，让无数熟悉他的人扼腕叹息！他的恩师谢义炳先生亲手写来吊唁函：昔哭雷雨顺[9]，今伤陆一强，芳林几寥落，征程何辛艰！
1989年，陆一强去世后，马鹤年进京赴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80年代和90年代，除陆一强和马鹤年外，气象54级还有数位同学出任不同省市的气象局局长，他们是吉林：丁士晟、章少卿，天津：丁德刚，西藏：马添龙，新疆：张家宝，四川：王为德。气54的同学们说，这几位多数没划为右派也多少涉点“右”，当年也受到一定处分和“帮助”。在气象界，气54级被称为“局长班”。
相比于同学们的劫后重生，再创辉煌，潘家威和吴佶宁的处境虽有了很大改善，但因20年流落底层，贻误学业，远离专业，改正后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他们后来仍在曾经劳动的工厂就职，随着企业改制，工厂下马，他们的退休待遇与其他同学也有相当距离。57年的遭遇创巨痛深，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潘家威和吴佶宁后来再未回过北大，也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2015年和2018年，潘家威和吴佶宁悄然离开人世。
2022年5月22日，我采访到的气54级吴兆兰学长发给我一张老照片，她告诉我，这张照片是1957年春天照的，拍摄者为时任校摄影协会会长的潘家威，照片上有近20位气54级的同学，个个开心大笑，当年的舞蹈队演员关晓如更是笑靥如花。气54级另一位被拍入照片的同学谢齐强回忆，这张照片是在颐和园一个建筑物的门前照的，当时摄影者潘家威讲了一个笑话，大家笑得乐不可支，潘家威拍下了这难得的一幕。这张照片被一个专业的摄影记者誉为“看得见的笑声”，热情大方的潘家威将照片洗印放大，送给照片上的人每人一张。几个月后，5.19运动爆发，继而反右降临，照片上的同学们再也没有这样无忧无虑的欢笑了。而潘家威这位热心而专业的摄影者，直至去世，竟没有任何一张照片留在同学手中。
愿我的文字为这段历史存照。我所记录的学长们大多已经离世，愿他们在天堂展颜，重现“看得见的笑声”。
（郭力 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1] 潘家威的这张大字报和上面提到的几张大字报均见于《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年10月。
[2] 1957年6月17日夜，在北京西四报子胡同12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住宅，发生爆炸案。案件于6月20日侦破，罪犯杜茂金原是北京医学院学生，时任北京五十三中见习教员。1957年6月21 日《人民日报》第3版，《用自制炸弹谋害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反动分子杜茂金已被逮捕》一文报道了此案。
[3] 这张大字报见陆一强交代材料。
[4] 潘家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并未被送往劳改农场，而是与数学、物理系多名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一起去北京无线电仪器厂劳动。据笔者调研，当时因送劳教的人过多，因此有些劳教对象没有送劳改农场，而是送往工厂或农村。在笔者了解的北大右派学生中，这样的情况有两例：潘家威与生物系54级右派杜锦堂。
[5] 此事为谢冰如接受采访时回忆。
[6] 至于关晓如为何找耿飚上访，褚宗祥老师已记不清缘由，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于关晓如丈夫的单位属于中联部系统。
[7] 见马鹤年《感恩陕西》，载《陕西气象》2009年第1期，第56页。
[8] 同上。
[9] 雷雨顺（1935—1983.2.16）：陕西铜川人。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气象专业，后在地球物理系攻读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气象局工作。雷雨顺和课题组的同事，经过艰苦探索，研究出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使冰雹和暴雨的预报准确率明显提高。雷雨顺因积劳成疾罹患肺癌，于1983年2月16日病逝。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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