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一个人的罪大恶极。
东方的十恶之说，起源于西汉，定型于隋唐，由隋文帝杨坚亲自圈定10种罪名，比如谋反、谋逆、不孝等等。
东方的十恶之说，名字借用的是佛教，基础却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十恶不赦的精髓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强调君权、父权、夫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十恶之说。西方的十恶，起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论，最初有七宗罪，后来拓展到八宗罪，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十恶之说。
西方的十恶之说，名字借用的是基督教，基础却是启蒙运动的结晶，其中贡献最多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一生只出了一本专著——《论法的精神》。提起《论法的精神》，大多人能想到的是三权分立，当然只凭这一点，孟德斯鸠也足以名垂青史。
《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西方政治与法治伦理的基础。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十恶之说，更是切中时弊、广为流传。
第一恶、没有制约的权力。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同一个人掌握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那么一切都完了。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因此，没有制约的权力是万恶之源，必须借助约束机制加以限制，否则必成洪水猛兽、伤及社会。
第二恶、没有人性的政治。
俗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而有些人关心政治，却只关心宏大叙事，而不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更不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对于这类人，则更要远离。
因为这样的政治观，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因为不考虑人性，所以设计出了种种无私无欲的经济和政治构想，结果统统都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仅仅把统治者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第三恶、没有思想的崇拜。
勒庞的《乌合之众》告诉我们：集体其实很不靠谱。
也许是因为动物的基因，也许是因为群体的无意识。当人类聚集在一起时，会本能地寻找一个领头羊。他们甚至会在头羊的带领下，高高兴兴的排队走进屠宰场。
乌合之众的绝对服从，背后是毫无原则的崇拜，是扭曲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崇拜，自然会让人丧失理性的判断，从而被利用和误导。
第四恶、没有良知的知识。
知识的良知就是公共关怀，目标是探寻真善美，而不是当官发财。
知识本身没有方向，良知的方向就是知识产生正义或邪恶的方向。法国著名的作家左拉，以他的荣誉和生命作孤注，为一个漠不相关的人打抱不平。当左拉写下《我控诉》的那一刻，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成为永恒。当然，在恶人眼里，依然谓之‘傻’、谓之‘蠢’，谓之‘不识时务’。
第五恶、没有真实的历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但人类的历史，就像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篡改历史的人，目的都不可告人，但无非是为了维护权力的稳定、彰显统治的合法性，或者是为了影响人们的观念，以俘获人们的忠诚。
但人类的进步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若没有真实的历史，那经验和教训只是纸上谈兵。当历史不能成为前车之鉴，人类便只能在历史的轮回中打转，一次又一次的踏进同一条河流。
第六恶、没有独立的精神。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没有独立精神的人，还会依仗权力去做恶事。
第七恶、没有自由的幸福。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就算是锦衣玉食，也无法替代在天空飞翔的快乐。因此，自由是手段，更是目的。人们既没有夺取别人自由的权利，也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起抗争。
第八恶、没有道德的商业。
孟德斯鸠认为：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便有法治。商业凋零的地方，获取大量财产只能靠权力或武力。商业精神是一种公道的观念，它信奉和崇尚的是公平和等价，它必须以诚信为本，这是商业精神的灵魂，也是商业道德的本质。
第九恶、没有人文的科学。
如果说科学是一辆车，那么人文思想便是刹车片和方向盘。科学创造离不开人文，因为人文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哲学教育，我们的思维就不成体系。没有历史教育，我们的思维就缺乏广度和厚度。没有文学教育，我们就会缺乏对真善美的感知。
第十恶、没有劳动的富裕。
如果动物光吃不胖，那它肚子里一定有了寄生虫。如果百姓勤劳而不能致富，那社会一定有了吸血鬼。
有的人辛苦半生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人却能不劳而获，攫取巨额财富。因为不劳而获，大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果可以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可以靠掠夺发家致富，那么这样的社会当然称不上文明。
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并大力提倡以德治国，甚至四处标榜人性本善。然而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不但毫无改善，反而越来越堕落。
为什么提倡良善，反而会有那么多恶呢？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