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界泰斗曹禺说过：《茶馆》的成就前无古人、盖世无双。
但在学生时代，我不喜欢看茶馆，总感觉苦难属于过去时。进入社会后，才逐渐看懂了《茶馆》，而且是常看常新，甚至耳边经常出现一个声音：那么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老舍先生曾说过：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茶馆》是个三幕剧，历经60年，掠过了三个时代。第一幕是大清尾声，第二幕是民国初年，第三幕是抗战胜利之后。
茶馆要跨越这三个时代，当然无法回避政治。但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要茶馆“莫谈国事”，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老实经营，就能勤劳致富。
但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绝对不是生存的奥秘。你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政治早晚要来关心你，不管你是什么阶层。
茶馆里的人，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层。
首先是食利阶层。
茶馆是一个大杂烩，真正的食利阶层很少踏足，但他们才是搅动茶馆风云的幕后大手。只有偶尔几个食利阶层的边缘人物，才会在茶馆惊鸿一瞥。比如第三幕的沈处长，他的现身就意味着王掌柜茶馆的易手。
比如庞太监。他要给自己买个媳妇，要亲自面试才来的茶馆，他花了200两从皮条客刘麻子那里买了一个农村姑娘。因为老佛爷处斩了谭嗣同，庞太监似乎感觉自己可以雄起，自己的太监事业也可以传承，于是又买了一个儿子。
不管是买媳妇儿子，还是谋夺资产，在大厦将倾之时，这些食利阶层想的都是自己。至于国家危亡、社会公正、变法改革等等，食利阶层并不关心。
其次是帮凶阶层
这个阶层，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活的逍遥快活。
比如宋恩子和吴祥子，他们在大清当走狗，到了民国继续当走狗，后来他们的儿子也承袭父业，不过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一心一意的捞钱。
他们没有是非立场，只是钻营投机。在大清，他们就当大清的帮凶，在民国，他们就当民国的爪牙。当权者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当权者的是非观就是他们的是非观，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借助特权捞钱。
吴祥子有一句常看常新的台词：谁要是恨我们，那就是恨大清，谁要是骂我们，那就是骂大清。
宋恩子也有一句常看常新的台词：我们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们。大清 ，就没有办错事的时候。
他们嘴里的大清，当然可以随时随地的替换，他们身在何时就替换成何时，他们身处何地就替换成何地。
二德子、刘麻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和精神后代，都是这类人，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虽然缺德，但是他们挣得就是缺德的钱。
不过，秦二爷是个特例，虽然他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一员，但不愿意充当爪牙。他瞧不起腐朽的大清，甚至敢于面斥有权有势的庞太监。
他坚信实业救国，可是开办工厂的过程中，他要不停的面对敲诈勒索，最后经营了几十年的工厂，还被充了公。
心如死灰的秦二爷，痛心疾首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
最后就是牛马阶层。
三个时代的牛马阶层都很艰难，比如农民康六，被迫把自己的女儿康顺子，以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刘麻子，刘麻子转手以200两的价格又把康顺子卖给了庞太监。
还比如茶馆的掌柜王利发，他苦心经营茶馆，可是特务、巡警、兵痞接二连三的敲诈勒索，王利发不得不低头哈腰，谁也不敢得罪。
王利发有一句台词，特别的有意思：现在山上哪还有土匪啊，都下山进城了。王利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是个顺民啊，怎么总倒霉呢？
王利发想要的从来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老实本分的一生。所以当最终亲人散尽，他唯一的精神依靠——茶馆，也要被人夺走时，他选择吊死在茶馆里，这是他对时代的最后控诉。
茶馆的跑堂李三，同样勤勤恳恳，他也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冰凉，我还是留着我的小辫子，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底层牛马对变法改革不理解、不关心、不讨论，甚至讽刺那些知识分子的胡闹瞎折腾。
但也有特例，那就是常四爷，他对大清国忧心忡忡，他看不上假洋鬼子，也看不惯官差的爪牙二德子，他对着二德子说出了那句常看常新的台词：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不过二德子也回了一句常看常新的反问：我打不了洋人，还打不了你吗？
常四爷更看不得“乡妇卖女”，一时口快说了句：我看这大清国是要完哪！结果被特务听见，送进了衙门。
常四爷耿直了一辈子，可风烛残年的他连一个棺材也没有，黄泉路上唯一的陪伴，还是在别人出殡时捡的纸钱。他将死之时的那句台词，足以穿透历史的迷雾，叩问无数人的良心：我爱咱们的国呀，谁爱我呀。
茶馆的人来来去去，穷人卖儿卖女，恶霸良心丧尽，官差抢人抢钱。一边是实业家们的报国热情尽付风中，另一边是酒囊饭袋借风持权。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
话剧的结尾，几位老爷子聚在一起给活着的自己撒纸钱，凄凉而热闹地喊上了一句：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这一幕，让人唏嘘万分：生的无奈，走的也无奈。
1966年8月23日，老舍无奈的为《茶馆》做了最终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