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试图挽救沙俄命运的帝国宰相斯托雷平，喊出了一句口号：给我们20年时间，俄罗斯将变得让你们都认不出来。
斯托雷平被俄罗斯人誉为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仅次于彼得大帝。
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斯托雷平，抑或是现在的弗拉基米尔一世，其实都有过类似的表达。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似乎都有强烈的时间危机，他们似乎都知道，世界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
但遗憾的是，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宗教信仰或者民族性格，又让俄罗斯人始终找不到快马赶上的道路。
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如果撕开一个俄罗斯人的皮，你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鞑靼人。
从民族性格上讲，俄罗斯人的确与欧洲人不相干。当年，蒙古人占领基辅罗斯后，身高超过轮轴的男性均被屠杀，蒙古人对基辅罗斯实施了生物殖民，俄罗斯人的母系基因来自斯拉夫人，但父系基因却来自蒙古人，这一点从俄罗斯人的长相也可以看的出来。
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化、语言、服饰，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当俄罗斯人在面临失败的时候，便实行焦土政策，这正是蒙古人的传统操作。
农耕文明崇尚秩序，因为这样便于播种收获。而草原文明崇尚武力，因为这样便于劫掠。历代沙皇至今，俄国的专制传统和强人崇拜，都传承自蒙古的政治体制。
从宗教信仰上讲，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贵族们，纷纷跳入第聂伯河，集体接受东正教的洗礼。
这段历史无数次被历史学家们引用，因为东正教不仅塑造了俄罗斯的历史，还将关乎俄罗斯的未来。
东正教宣扬群体意识、压制个人思想，强调自我牺牲和忍耐，主张奉献精神，强调宗教式的爱国。
东正教影响俄罗斯最大的是弥赛亚情结。何谓弥赛亚情结，大意是他们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要向世界上的邪恶与黑暗挑战，要把上帝的声音传遍全世界。这样的宗教使命，自然而然便与征服与扩张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瞬间就成了俄罗斯的国教，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任何的不适。
因此俄罗斯人，实际上是信仰东正教的蒙古人。他们信仰的价值是征服和掠夺，这也是草原民族与生俱来的本能理念。理解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俄罗斯的困境从何而来。
沙皇忽然倒台，俄罗斯共和国突然被推翻，苏联骤然解体，缓慢温和的政治生态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狂飙突进才是常态。所以当现代思想的暖风吹进寒冷的西伯利亚时，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因此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并没有生存的空间，糅合了蒙古强人崇拜、东方专制主义、东正教扩张主义的大俄罗斯主义，很快便成了俄罗斯的思想主轴。
1993年，苏联解体两年后，俄罗斯的第一部宪法才姗姗来迟，结果这个宪法，确立的竟然是超级总统制，俄罗斯国家杜马仅仅是个高级花瓶而已。
与智利的休克疗法不同，智利是在市场法治体系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推行，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只是为了前苏联的官员落袋为安而已，因为他们转身就成了俄罗斯财界的贵族。
寡头经济、寡头政治与叶林钦的庸俗无能，让大俄罗斯主义彻底占据了主流意识。
2003年，俄罗斯重新开启了国有化。与之相伴的，是新一轮的利益分配，支持弗拉基米尔一世的三大派系，纷纷在这些国有企业中跑马圈地，划分势力范围。
一眨眼20年过去了，俄罗斯并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更加虚弱不堪。俄罗斯虽然还在世界经济的列车上，但只能勉强吊车尾而已。
在过去的20年当中，莫斯科当权者的生存原则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赚取外汇，就可以收买选民的忠诚，并压制民间社会和媒体舆论。除此之外，哪管它洪水滔天。
俄罗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并不创造价值，仅仅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赚取价值并在国内分配而已。相较于以竞争为前提的多元化经济体系，这种利益分配很容易被统治集团操控，因为他们掌握着分配权。
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俄罗斯的权力阶层只关注瓜分蛋糕，而不是分配蛋糕，更不是做大蛋糕。
但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科技革命的意义就在于突破资源的上限，也就是把蛋糕做大。从人类的博弈史来看，对技术制高点的争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以科技革命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能否迈入发达国家的标志，便是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红利，而抓住科技革命的因素非常之多，显然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并不满足。
因为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已经极其僵化，官场人人自危，社会噤若寒蝉，吸附在国家预算之上的食利阶层越来越多，民间企业的活力趋于归零。
归根结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链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俄罗斯人的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之前，并因此形成了路径依赖。也就是，如果权力阶层无法带给人民幸福，那就只能效仿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开疆拓土。
越是权力受到质疑，就越需要抓紧权力，而想要抓紧权力，就需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民族主义情绪越是高涨，扩张的路径依赖就越无法摆脱，并最终反噬自身。
回顾过往，大灾大变、忽起忽落是俄罗斯历史的标志特征，每一次对外扩张的失败或受挫，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剧变，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俄罗斯将变成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