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有一句著名的谚语：要么全部都有，要么一无所有。
俄国人的性格就像钟摆一般，从一个极端快速切换到另一个极端，无暇在中间停留片刻。
一方面，俄国人追求绝对自由，比如哥萨克现象。哥萨克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武力赫赫、作风彪悍，结果沙皇仅仅用了一个伯爵便完成了招安。
另一方面，俄国人崇拜政治强人，他们渴望由强人领导国家，他们热衷讨论国家大事，但毫不关心施政纲领，只是喜欢猜测继承人是谁。
俄国人就喜欢这样的二元对立，这样的极端主义。
第一、政治上狂飙突进。
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第一、对内而言，我们的革命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可以干任何事。第二、对外而言，为达目的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
俄国人的群体心理是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政治、过分崇尚斗争。俄国人的政治观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俄国人崇拜革命、憎恨妥协，宁肯选择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双赢。在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那些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
所以俄国历史上的渐进式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比如尼古拉二世实施君主立宪，但在二月革命中被迫退位，十月革命后又被枪决。以“解冻”改革闻名的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实施民主化改革的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被兵变软禁
第二、经济上非左即右。
1905年，末代沙俄的铁血宰相斯托雷平，由封建专制主义开启经济市场化改革。1913年俄国的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五，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忽然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强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取消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了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没有任何法治基础，甚至连宪法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冒然实施休克疗法，直接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结果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寡头手中。
第三、外交上忽东忽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苏来到了蜜月期。美国大萧条、产能过剩，美国支持苏联大量的工业设备，帮助苏联迅速完成了工业化。
1941年美国加入同盟国，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对外援助的22%投向了苏联。
二战结束后，美苏迅速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苏联解体后，俄国又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西方身上。
1992年初夏，叶利钦访美，在演讲中，叶利钦直言不讳地说：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的圣地。
但当改革陷入了困境之时，俄国人又把经济下滑、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挫折归咎于西方，迅速从对西方的憧憬变成了对西方的指责。
第四、社会上非黑即白。
俄国人常以第三罗马自居，但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只好秀肌肉，自诩战斗民族。俄国人崇拜西方的先进文明，但不懂得方法，只好走极端，自诩革命先锋。
《俄罗斯精神》一书指出：俄国人没有耐心，使得俄国不能经历自然酝酿的过程。叶利钦也曾说过：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
1896年5月，几十万莫斯科民众为了得到一个刻有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杯”来到霍登广场，由于组织不力发生踩踏事故，100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
霍登惨案是一场悲剧，但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沙皇顶礼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运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礼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
因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人数次颠覆了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从万民景仰的沙皇，到阶下囚；从全家被秘密枪决，到被册封为东正教圣徒。
俄国人的口号是：不要调和！俄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绝对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双方还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正是这种极端化的对峙状态，让专制有了生存的空间，因为只有专制能够强行结束对峙。
妥协、让步、协商、温和、法治，这些褒义词，在俄国竟然都成了骂人的话。光明磊落、宽容大度等等，这些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为俄国人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所以有人断定，无论哪种主义在俄国一开始都是乌托邦，但结果都是极端专制。
这就是俄国的悲剧所在，他们喜欢宏大的国家叙事、蔑视微小的个人权利，他们只瞄准国家的强大，却不顾个人的幸福。如此的极端对立，人命自然而然便成了构建雄图霸业的一块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