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致力于让全体国民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麻省理工的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他们的经济研究揭示了制度与繁荣的关系。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
对经济学不熟悉的人，一般持有人种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资源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第一次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奥秘，他贡献了分工原理，市场分工的扩大带动了经济增长。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又贡献了创新理论，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会让经济呈波浪式增长。
那么还有其它因素吗？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于2012年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诠释经济增长的新思维。
他们创造性的把各式各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并两两搭配形成了4种组合。
所谓攫取性制度，就是从多数人那里取得资源，然后输送给少数人，掌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而牺牲了大众利益。所谓包容性制度，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鼓励科技领域的投资，从而让更多人分享经济的增长。
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构成了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
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构成了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压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虽然可以带来增长，但不可持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曾在英国昙花一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无数个案例，比如诺加利斯市。诺加利斯市位于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两个诺加利斯市，在人种、地理、资源、气候、文化等等方面一模一样。然而，它们无论是在人均收入，还是在社会福利、基础保障等等方面，都犹如天壤之别。
通过无数案例的对比，两位诺奖得主犀利的指出，贫困不是因为人种，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资源，也不是因为文化，更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知道哪些经济政策能够让人民致富，而是恰恰相反。
比如：西德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居民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而东德则因为攫取性的制度，导致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经济机会和权利，从而陷入了贫困循环。
这样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所以两位诺奖得主强调，政治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有一个问题最惹人注意，就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为什么无法产生持续的繁荣。
两位诺奖得主认为，攫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当权者发展经济只是为了更好地攫取资源，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当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到统治稳定时，当权者通常不会改变攫取性的政治制度，而是选择改变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两位诺奖得主还认为，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权力运作处于黑箱状态，它们垄断市场，使得市场激励不足，产权保护不力，当经济发展到某个转折点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枯竭。
这个转折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技术创新造成。突破性创新必然会影响旧的利益集团。但攫取性政治制度，利益集团容易固化，权力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固有利益，往往会阻碍突破性创新的发展应用。
比如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由贵族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扩散则把资源从土地上吸走，还提高了人工工资，让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更高工资。所以旧贵族是工业化中最明显的经济输家，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扩散，他们不只是经济输家，还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所以这些贵族往往就会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从无数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两位诺奖得主得到了一个清楚的启示：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
二是利益集团矛盾激化。这是攫取性制度的根本性局限，随着经济的蛋糕做大，利益集团内部也会形成巨大的分配矛盾，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成为攫取者，这种暗箱中的权力矛盾，会引起市场和社会的巨大割裂，进而损害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是攫取性的制度，还是包容性的制度，是如何选择的，是人为设计的么？
过去，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伟人决定论，都很有市场。但两位诺奖得主却给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他们认为，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转型上，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1775年，瓦特给自己设计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他给父亲写信说，他获得了一项国会法案授予的财产权，希望这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事实上，瓦特也确实因为蒸汽机获得了大笔的财富。
倘若当时英国国会和沙俄皇室一样，直接命令瓦特上贡，那么英国和俄国显然就不会有后来如此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一次不同的国家选择，就可能走上不同的国家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