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赫鲁晓夫在向英国通报核试验记录时高调的宣称：英国雄狮一声怒吼便震撼一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话说的没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威震全球，英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不落帝国却变成了日不落联邦。
与赫鲁晓夫持同样观点的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帝国梦。
不过，军力足以毁灭世界的红色帝国苏联，如今早已成为历史，而怒吼一声无法令世界震颤的英国却尚在。而且，英国地位的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它并没有像其它大国那样从天堂掉进地狱。
直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最为强盛富庶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旧举足轻重。比如英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1963年5月，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坦言：从绝对意义上来讲，英国从未如此繁荣，从未如此强大。
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帝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那就是新兴的帝国，由兴到亡，时间均未超过80年。
为什么会这样？《帝国崛起病》一书认为，帝国梦是一种病，还是一种急症。
历史上，帝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法兰西帝国的历史经验显示，专制政体也可能富国强兵，兴盛一时、称雄一方，但专制政体有着致命的病症，虽然可能使一国如流星一样光芒耀眼，却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
主要原因是19世纪之后诞生的帝国与近代以前的帝国相比，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之后的新兴帝国，自诞生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的共和思想的冲击和挑战，最终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为什么说帝国梦是一种病？在一些人认知里，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幸福。
然而历史的常态却是：国家强大了，人民反而不幸福。因为历史的常态往往是牺牲个人的幸福去成就国家的强大。比如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苏联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一跃就成为军事强国，但这个伟大的成就背后却是无数人的累累白骨。也就是说，苏联军事强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是为了角逐世界帝国的王冠。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只是一个小镇上的杂货店店主，却曾自豪的告诉他的孩子：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成为其他大国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因为在一个帝国，统治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人成为原子，那样每个人就会孤苦伶仃。帝国病会给个体一种渺小感，一种面对强大国家体制的无力感，一个鲜活的个体只能淹没在虚幻的集体之中，可集体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甚至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当然，也有人会说落后就会挨打，所以要做帝国梦。
自罗马帝国之后，一些欧洲人就有一种帝国情节，无数杰出人物也曾做过帝国梦，他们企图复兴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帝国，从俄罗斯帝国到第三帝国，不外如是。他们把个人的野心，以及对外扩张和杀戮，包装成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一步步崛起，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还比如日本，日本的爱国人士就认为，一定要把日本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帝国，为了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人民的福祉，不惜与世界为敌，也不惜牺牲全体国民的生命。你能说这样的人不爱国吗？当然不能！但如此爱国却让日本差点亡国灭种。所以，现代日本社会有一个爱国贼的说法。
日本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不是因为落后，反而都是称雄一方的世界强国，他们的崛起过程恰恰是得病的过程，打人者成了挨打者。而那些弱小的葡萄牙、瑞士等等，反而比强大的德国更安全。
因为在靠拳头说话的野蛮时代，落后的确可能挨打。而在文明的时代，野蛮才会挨打。
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它们全部试图以国富兵强的专制政体，来替代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但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条不归路。
美国活过了80年，还成为了超一流的强国大国。美国有帝国病吗？
尽管我们常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但无论是从狭义上看，还是广义上看，美国并没有患上帝国病。
美国没有患病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华盛顿放弃做皇帝、放弃连任，宁愿回到乡下做一个农民。有这样的光荣传统，美国的国父们就构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共和防线，以预防帝国病。
比如说选举的防线，财政的防线，军权的防线，总统任期的防线，军官任命的防线，军费开支的防线，新闻自由的防线，司法独立的防线等等。有了这样一些共和政体才有的防线，就可以尽最大可能预防患上帝国病。
共和政体诚然并不完美，但它是迄今为止对人民而言最为安全的一种政体，有着国富兵强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和魅力。虽然实行共和不一定长命百岁，但近代以来，长命百岁的大国，无不是共和政体。
国运长久，唯有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