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有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就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要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联作协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在我们这里，某些人是否可能神经失常？答案是可能的。那些呼吁反对苏联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精神显然不正常，因为只有精神病人才会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未来。
赫鲁晓夫的演讲公开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那就是苏联严重的精神病疫情。
苏联有两大贡献，第一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政治笑话，第二便是无所不包的精神病。
苏联的精神病疫情，来源神秘、历史悠久。1836年，沙俄著名的哲学家恰达也夫出版了《哲学书简》，抨击了沙俄的农奴制，并号召逐步改良沙俄的社会制度。
可是没过几天，莫斯科市警察局便把他关进了疯人院，并告诉他：根据政府决定，你是一个疯子。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认为：精神病与疟疾不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概念。疯人院是权力机器运作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法律边缘的一种奇特权力，当权力与医学诊断相结合，疯人院就会成为权力滥用的场所。
苏联就是把这个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创造性的发展了精神病的研究。
苏联认为西方的精神病研究缺乏唯物主义的乐观精神，处处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腐朽思想。苏联的精神病研究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精神创伤，对困难生活的抱怨更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变态。
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发明者，他统治苏联精神病学界长达40年，深受苏联历届领导人的重视，获得奖章无数。
一个苏联人，如果对现实体制不满，自认为知道真理，从而表现出幻想改革，并屡教不改的追逐反动思想等等，这便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
最绝的是，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还指出，精神分裂症具有时间不定的潜伏期。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症状，都可能感染了精神分裂症。
对于这类人，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一般是被物理清理，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
但到了40年代末，这类人越来越多，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苏联的精神病疫情便开始蔓延开来。
比如在莫斯科，有一个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社会类精神问题，但实际上是研究如何把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确诊为精神病。他们还给这种操作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苏维埃电气化精神疗法。而且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病人的身心健康，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用治病的名义把一些不方便处理的麻烦处理掉，实在是再方便不过。既维护了法律的体面，又展现了人文的关怀，还绕过了司法的程序，更解决了社会的麻烦，可谓一举四得。
1969年，时任克格勃的头目安德罗波夫提出，要一次性清理掉反苏的异见人士，因此他颁布了一条法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险行为措施条令。
也就是医生有义务在社会上消灭精神病人，也有权力把混迹在群众中的精神病人揪出来，并让他们接受苏维埃的电气化治疗。
于是，苏联便诞生了世界精神病史上的奇观，苏联的医生化身为警察和法官，四处出击、钓鱼诊断，随时准备把一个正常人判定为精神病。
谢尔勃斯基研究所的军医伦茨，就曾得意的宣称：我说谁是精神分裂症，谁就是精神分裂症。
1967年，克格勃第5局的报告显示，苏联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案件，手底下的精神病院已经不够用，要求至少再划拨5个，当时第5局已经有16个，一次性可以收治80万人。
据圣彼得堡市市长披露，1978年苏联全境有450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当时苏联人口还不到3亿，感染率已经超过了乙类传染病。甚至到了1989年，苏联还有1020万人被登记为疑似精神病。
被当成精神病关进监狱的著名人士有：支持相对论的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反对亩产十万斤的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韦杰夫，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大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等等。
因犯罪被关进监狱，有时候还要经过审判，会有关押年限，但关押在精神病院可没有法律规范，只要医生持续证明“病人”精神异常，就足以把这些精神病人终身监禁。
而这些精神病人也没有自辩的机会，他们说的任何话都是疯话，都不足采信。
比如苏联的著名作家布科夫斯基，就被关在精神病院十几年！1961年，19岁的布科夫斯基，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苏联的共青团制度，文章刚刚出来，他就被诊断患上了“呆滞性精神分裂症”。1976年，在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下，苏联被迫释放了一批“呆滞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布科夫斯基运气爆棚才被释放，后来他移居英国在剑桥大学任教。
一个普通苏联公民，必须谨言慎行，才能避免被传染上苏联人特有的“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可以说，直至苏联解体，被精神病的疫情，这份恐惧和压抑一直笼罩在苏联人的心头。
如果不小心被强制送院治疗，也不是没有出院的可能。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自己对苏联的建设有利。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