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不择手段揽权。
苏布异化了改革一词，看似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只是为了揽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便独揽政治和军事大权。
1971年，苏布正式禁用“改革”一词，替换为完善。对改革回避式的态度，也侧面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为响应官员们的要求，勃列日涅夫扩大了拥有特权的干部范围，并增加了特权的种类，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官员集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享乐。
从此之后，苏布再也不关心民生福利，经济发展也停滞不前，特权阶层腐败混乱并尾大不掉，最终压垮了苏联。
第二、千方百计捞钱。
苏联金字塔上层的群体，知道苏联真实的社会情况，并能确切预知苏联的历史走向。但他们做的，只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尽最大可能谋求自身的利益，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会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捞钱、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离谱的是，这一时期，官职明码标价。莫斯科作为苏联权力的中心，官职自然是香饽饽，但关键职位都可以凭借关系运作。至于加盟共和国的职位，则是明码标价，比如阿塞拜疆的州委书记定价50万卢布。
最为恶劣的是，每一个局中之人，都知道游戏的最终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利用权力为自身攫取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矛盾。
第三、精英人人演戏。
苏联的垃圾时间有一个典型现象，那就是对苏联模式的主观抛弃，这并不是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苏联的官员集团，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首先就是被他们抛弃。
但由于共同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新衣式的神话。
真理报的一位编辑曾指出：苏布上上下下都不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一到了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鼓掌，重复着陈词滥调。
苏联的精英们，看上去都像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们一方面义正言辞的批评腐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苏联模式感到自豪，为自己身处权力集团而踌躇满志，为自己身处庞大的红色帝国而骄傲。一方面，他们很乐意向别人显示自己的思想开明，根本不信那套虚伪的教条。另一方面，他门又善于掩盖个人的观点，张口闭口都是宏大叙事。
这便是苏联垃圾时间内，特有的犬儒式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台前高唱赞歌，背后嗤之以鼻。
第四、底层人人躺平。
美西方的好处不多，但都看得见。苏联的好处很多，但都摸不着。
在苏联的垃圾时间里，尽管苏布的宣传机构依然高调宣传苏布的伟大成就，但社会底层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沉默与不信任。
在苏联的垃圾时间里，底层的苏联人逐渐看破了红尘，看透了特权阶层的本质。他们学会了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里则用笑话和隐喻的方式交流真实的想法。这种集体沉默的背后，是人们对个人安全的担忧和对苏布的不信任。
虽然少数人勇敢的发出了他们的声音，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苏布当局对这些人泼脏水，依然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这类人是当局的附庸，他们负责把不听话的人排斥于社会之外。这类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苏布的统治稳定，也延长了苏联的垃圾时间。
但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沉默。
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散。《解体岁月》一书中，这样描述了苏联社会当晚的情形：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除此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嚷嚷声、唏嘘声、咒骂声……一切都没有。
苏联解体后，有许多退休的国企工人和退役的军官，为了捍卫信仰，选择了自我结束性命。
他们捍卫的是信仰？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上世纪90年代独联体国家多次民调显示，有少数人对苏联解体表示了不满，但他们普遍来自体制内。当官员不再享有特权，当铁饭碗被打烂，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最为愤怒。他们呼唤过去，不是因为什么信仰，而是想拿回自己的铁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