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笑话有两个巅峰，第一个是20世纪初，第二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比如20世纪初的著名政治笑话。
一个小男孩问父亲什么叫政治，父亲说：以我们家为例，我挣钱回家，我就是资本家。你妈妈管钱，她就是政府。我完全掌控你们，所以你们是人民。我们的保姆是工人阶级，你裹着尿布的弟弟就是未来。
儿子似懂非懂，半夜他被弟弟的哭声吵醒，起床去敲父母的门，但他们睡得很沉。于是他走到保姆的房间，发现父亲和保姆正在床上光着身体相互撞击，于是他只能回到自己床上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父亲问儿子是否明白政治的含义。儿子回答说：是的，我理解了。资本家在压迫工人的时候，政府在睡觉，人民被忽视，未来一塌糊涂。
这个笑话，就是出自苏布之手。目的是为了讽刺二月革命之后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
可是1918年之后，苏布对待笑话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苏俄的笑话犯便横空出世。
有些人以为苏俄的笑话来源于美西方，但实际上，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历史悠久，早在18世纪就已经形成体系，并因此催生了言论审查制度。
1790年，俄国著名的启蒙主义作家拉吉舍夫，发表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记录了旅途所见的农奴生活，辛辣的讽刺了沙皇制度。叶卡捷琳娜看到之后勃然大怒，竟下令处死拉吉舍夫，并制定了言论审查制度。
苏俄的文学底色原本是现实主义，基调就是沉郁顿挫，风格类似于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但是言论审查制度出台之后，俄国文学便无奈的走向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幽默讽刺。
19世纪，俄国幽默讽刺文学大师果戈理，把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推上了顶峰。
《李卫当官》据说灵感就来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钦差大臣》讲了一个纨绔子弟去外省，被当地的贪官污吏当成了钦差大臣，然后闹出了一幕幕的笑话。
果戈理曾说过：我一直想描写现实，但现实不断给我“惊喜”，所以我不可避免的滑向讽刺。
到了苏联时期，苏联民众把这种笑话称为“厨房政治”，也就是在厨房中，跟亲密的朋友一起吐槽对特权的不满，来释放压抑的情绪。
苏联的笑话简短干脆、辛辣锋利。在一定意义上，它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这些笑话，有的是嘲讽物资短缺，有的是奚落特权腐败，有的是嘲笑官员的拙劣表演。
比如有人问：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答：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个字，不多久大半老鼠就会饿死，剩下的也会逃之夭夭。
还比如，书记问：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吗?。回答说：我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再比如：问：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回答说：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的生活?
实事求是的讲，笑话具有十分鲜明的警示作用。民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笑话中都会有明显而真切的表现。如果苏联当局能够及时警醒，并锐意改革，也不至于几十年就垮台。
但遗憾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与历代的沙皇相比，对待笑话的态度别无二致。
列氏说：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苏布监察委员什基里亚托夫在报告中指出：不要低估笑话对苏布带来的威胁，过去我们用笑话来削弱旧政权的威信，现在它被用来对付我们。
所以苏联建政伊始，便制定了“反革命罪”，随后又于1926年列入《苏俄刑法典》。比如第58条第1款至第10款就规定，任何进行宣传、煽动、传播、制作或收藏这类作品，都要被判刑或流放。
苏联人民戏称这是“笑话犯”，官方名称是“反动宣传罪”。
1990年3月13日，苏联安全委员会公布了1931年到1940年的“反动宣传罪”人数，竟然高达560675个。而到1953年，因反动宣传罪被判刑的共有370万人，其中 79万人被枪毙。因此俄罗斯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的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色的天理。
1953年之后，赫鲁晓夫释放了部分“笑话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氛围又开始严肃，民间的笑话也开始泛滥。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笑话最多，占据了25%左右。1966年，克格勃第五局成立，这个局专门负责监管民间言论。如果散布诋毁苏布和政治制度的笑话，轻则劳改一年，重则直接消失。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社会氛围开始放松，笑话也就失去了市场。
苏联笑话的大行其道，说明政治上的强制只能束缚人的身体，不能束缚人的思想，而且还会为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动力。
强制的社会氛围，恰恰锻炼了苏联民众别样的政治智慧，也为苏联民众编织笑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迫使民众学会遣词造词，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的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思想。因此，苏联笑话成了弱势民众手中为数不多的弱者的武器。
可以说，苏联笑话正是这样强制之下的产物。它是无奈、无能甚至无助的表达和情绪宣泄，是受伤心灵的自我抚慰，是苦难生活的自我救赎。同时也是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种形式，是民众获取社会力量、社会慰藉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
正如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借市长之口对台下的民众喊道：你们笑吧，笑的其实是你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