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叙事体系中，美国的政治充满了肮脏、黑箱、交易、血腥、无耻。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政治是现实利益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历史一再告诫我们，关于政治的讨论，都是权力说教的操弄技艺，或者宫廷政治的生存指南。就像余秋雨所说，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无独有偶，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之后，美国制度的设计者汉密尔顿，就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人类社会是否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181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公开了制宪会议的记录，将美国国父们的密谋公之于众。
第一、他们不相信人性。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曾经提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无赖假说”，也就是要使一个制度和规则有效，就必须假定所有的人都是无赖之徒。不纵容人性，才能设计出最不坏的制度。
美国国父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假设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是圣人的政治蓝图，毫无疑问是天方夜谭、千篇一律是胡说八道。
美国政治架构的逻辑起点之一就在于人性之恶。他们对人性从不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做坏事的能量会更大。
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间，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
麦迪逊的意思简单直白：普通人不是天使，统治者也不是天使，既然都不是天使，那就必须接受制度和规则的制约和防范。
第二、他们不相信权力。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这一论断，无数次回响在美国制宪会议的大厅里。“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边界的地方才停止。”
沿着这一思路，美国的国父们提出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野心才能对抗野心。
权力制衡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美国政治架构的逻辑起点之一。因为权力的诱惑几乎无人能够抵御，将国家托付于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的自律，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第三、他们不相信政府。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年的讲话中说他读过苏联的宪法，一些人可能会吃惊，原来苏联也有宪法。实际上，如果只看苏联宪法的文本，人民被捧到了天上，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
对比之下，美国宪法并无任何感人之处，那美苏之间的现实差异又为何如此巨大？里根总统一语道破了真谛：苏联的宪法，是政府告诉人民可以做什么。而美国的宪法，是人民告诉政府可以做什么，
正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所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的恶。美国的国父们不相信政府，所以政府做什么都要经过人民的授权。民授的就是民主，神授的就是君主，自授的就是专制，不授的那是土匪。
道理非常简单，只有主人才有权告诉仆人做什么？而不是仆人命令主人做什么！
第四、他们不相信国家。
美国的国父们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设计国家制度：纵向是联邦自治，横向是三权分立。
美国国家的制度设计，虽然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同时对州权做了非常高度的保留。
横向方面，他们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互相独立与牵制，是制约权力不被滥用的最佳保障。
纵向方面，他们不相信统一的联邦。他们支持州政府的一切权利，把州政府当作管理内部事务最有效的行政机关，以及抵制专制倾向的最可靠保障。
第五、他们不相信民主。
从启蒙运动中走来的美国国父们，应该认同民智，可他们却对这一理念嗤之以鼻，并毫不客气的指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那些野心家和贪污犯的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之人的蒙蔽，受那些巧取豪夺之人的耍弄。如果人民在如此之多的干扰下还不会犯错，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历史的经验告诫了美国的国父们：表面主张民权之徒，走的实为专制之路。颠覆共和的民贼，政治生涯伊始时，都曾讨好百姓。他们以蛊惑家开局，最终以专制者收场。
所以美国的国父们，借鉴了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思想，在各个政治因素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平衡联邦权与州权，平衡公民自由与政府力量，平衡人民主权与精英治理等等。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制定宪法都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甚至不客气的说，一个国家只有一次机会。一个民族能否把握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精英的政治能力。
美国的制宪时刻，就如同上帝把国家再造的机会交到了人的手上。1787年，美国国父们的密谋，毫无疑问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迄今为止，人类只要讨论制度的建构就无法回避它。
是沉溺于美轮美奂的宏大口号，还是开展切实可行的制度建构，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