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有这样一种理论：我们越接近胜利，敌人就会越多，阶级斗争就应当越来越尖锐。于是在“抓内鬼”的宣传鼓动之下，苏联的告密文化便开始大行其道。
1931年，12岁的苏联少年帕夫利克，揭发自己的父亲莫洛佐夫没有阶级立场，竟然同情富农阶级，还私下给他们一条生路。
面对父亲的疑问，帕夫利克自豪的说：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最终帕夫利克的父亲被流放，然后遭到枪决。
从此之后，帕夫利克竟然成了苏联的少年英雄。随后他的告密行为也更加夸张，村民都被举报存在所谓的反动言论，结果引发了众怒，最终不知何故被人杀掉。
1932年11月，因为涉嫌谋害帕夫利克，帕夫利克的爷爷、奶奶、堂哥等四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依然遭到枪决。
帕夫利克死后，苏联大张旗鼓的宣传他，并告诫所有的苏联少年：就算你的父母与你血浓于水，他们同样可能是你的阶级敌人，他们更不应该被放过。
彼时，苏联的少年争相加入少年队和共青团，不过不是因为信仰，而是想要有所作为，毕竟所有的少年都觉得自己天赋使命。但要想做一名少先队员，必经之路就是要在亲属和教师中举报“阶级敌人”，还要在学校里组织对“反革命分子”的审判。
在这样的告密文化之下，父母在家都只能背着儿女说悄悄话。正如一名医生的回忆：我们从来不敢当着子女的面，谈论政治话题，更不敢批评和质疑苏维埃，不然随时都可能有大麻烦。
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苏联人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甚至赫鲁晓夫都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时期他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因为内务委的枪决从来不需要什么证据，告密人的口供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那苏布的告密文化有什么特点？
第一、义务化。
1922年初，苏布宣布建立告密制度。苏布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在苏布全会上更是表态说，告密是每一个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
但“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所以古比雪夫把“告密”改为“报告”。从此之后，苏布以“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义务化。
古比雪夫说道：如果一个人告密，那么他即便有错，也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他拒绝告密，他即便没有错，也是我们潜在的敌人。
第二、合法化。
为何要鼓励告密，本质是因为无法通过法治体系治理。“告密”二字，值得探讨。告“密”并不等于告“罪”，他人的隐私和秘密并不等于触犯法律。告“密”不等于诉诸司法，而是诉诸权力。
因告密而使被告密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样的结果与法律的判决毫无关系，只是权力的迫害。
但苏布却故意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借助意识形态或宏大叙事来自我辩护，以此证明告密行为拥有更高的合法性。
第三、觉悟化。
苏布的理论认为，家庭的私人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是通往乌托邦社会的最大障碍。所以苏布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对私人生活充满敌意。
苏布的理论认为，倘若私人生活未被国有化，不受国家的监控，那么就极其容易变成孕育反革命分子的温床，所以从私人情感到夫妻生活都必须收归国有，彻底揭露和铲除一切对国家有害的思想，构建一个没有质疑的和谐社会，锻造一种忠诚纯洁的集体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否定良心、丢掉良心，因为良心是建立在对自己内心的叩问上。在苏布构建的伦理体系里，良心被觉悟取代，觉悟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级别的道德判断。
因此背信弃义、大义灭亲，虽然没有良心，但是有觉悟。所以在苏联，人们相互提防、相互防范，同时也会相互举报、相互背叛，既冠冕堂皇，又残忍无比。
第四、利益化。
苏布设立了最高的奖惩机制，那就是划分敌我。最高的奖励，就是被划到“我”这一方，然后就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革命权。而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被划到“敌”这一方，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对象。
在这套奖惩机制的影响下，苏联社会充满着背信弃义，充斥着势利之徒。
更恐怖的是，野心家可以借助告密平步青云，依靠揭发成为国家英雄，从而迅速地逃离黑暗、贫困和受压迫的命运，整个社会却反而因此陷入了被压制、被摧残、被扭曲、被征服、被杀戮的恐怖体系。
第五、人质化。
充满背叛的社会，令人窒息和惶恐。告密成风之下，人人自危、噤口不语。
不仅私人空间和私有财产在消失，思想和行为方面也走向了互相监督的集体监控。人们不仅需要隐匿过去的身份和自身的想法，纷纷校正自身的行为罗盘。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全，邻居一夜之间成为陌路，纷纷先下手为强，争先恐后加入告密队伍。此外，告密还成为了证明自己与过去决裂的最好证明。就这样，苏联人人都成了别人的人质，一套充满生命力的人质制度就这样完美的网罗了苏联所有人。
在这套人质制度之下，最可怕的是亲人之间的告密。亲人的被捕被杀，不仅没有让他们质疑，反而让他们坚定了苏维埃化的决心，进而努力改造自我，不断提高自身觉悟，积极向组织靠拢，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质制度。
所以，逆向淘汰的社会机制，并非仅仅是自上而下，更是全民参与的恶果，这样才能陷入恶性循环。
回顾苏联的告密文化，还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告密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反映了苏布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当一个社会告密盛行的时候，“天使”就会变成“魔鬼”。它们台前是“天使”，背后是“魔鬼”，而且“吃人不吐骨头”。因此，“人的社会”就成了“猪狗不如的社会”。但，最大的“伤害者”和“受害者”，其实都是大众自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