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才有家，还是有家才有国，这是一个近代以来才有的问题。
因为在古代，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夏传子、家天下。夏禹死后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从此便开始了家天下的王朝继承制度。
所谓家天下，它包括家国同源、家国同构和家国同体三个内容。也就是：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是兄弟关系。
所以治国便是治家，但家是讲感情、讲伦理、讲道德的地方，而不是讲法律的地方，即便讲法，也是祖宗家法。
如此一来，“以孝治天下”的伦理便应运而生。乌鸦有反哺之孝，羊羔有跪乳之情。孝道原本是动物本能。但在古代王朝中，统治者却把孝道异化成一种统治策略，这便是以孝治天下。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以孝治天下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多重的目的。
第一、维护政权稳定。
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儒家经典《孝经》，从侍奉父母出发，把孝道延伸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曾子将孝道引入到忠君：事君不忠，非孝也。意思是说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
孝道被儒家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貌似是在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意更在于维护君臣之间的纲常关系。
在儒家眼里，孝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更是一种权力和权术。儒家表面上是在说尽孝，实际上是在说尽忠。
从汉文帝开始，汉帝国正式打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旗帜。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孝道进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刚性制度，成为了皇权统治的基础伦理。
从此之后，“忠孝”两者不可分割，“忠孝”几乎都会一起出现，“忠”和“孝”的概念基本可以等同。父为子纲，所以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君为臣纲，所以臣在国要忠于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在家为孝、入孝为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不可逾越，从而构成了稳定皇权社会统治基础的基本准则。
第二、转嫁统治成本。
在古代王朝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军事开支、行政开支、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古代是小农经济，交通极其不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一个远在天边的庞大帝国，如果要进行统一的管理，所需的经济成本将异常庞大，古代王朝的财政基础根本无力承担。
因此，统治阶层只能转嫁统治成本。以孝治天下作为一种统治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一目的。
孝道是宗法制的核心基础，孝文化是一套完备的规定体系。孝之下有礼，这种孝礼结合的模式，充分赋予了父母、家族长辈、宗族长辈以绝对的权威。
宗法家族制度下，家族中的个体意识只能屈服和依赖宗法群体的权威性，个体自我意识被不断弱化。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要做到孝，就必须充分服从父母的意志。
为了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个体都会自觉主动地以宗法制为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日趋一致化，尊卑格局由此形成，孝的等级关系由此确立。
就这样，通过孝道所强调的忠诚和服从，统治者将社会矛盾隔绝在宗法家族之内，极大的减少了社会的反抗和不稳定因素，从而降低了统治成本。
第三、束缚民众思想。
一般来说，帝国由三个阶层组成。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的帝王。匍匐在下的，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居于中间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集团。
这三个阶层，都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一种主义，来宣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逆来顺受的草民，需要一个说法，来平衡自己被奴役的心理。安邦治国的官员，需要一套理论，来为他们的施政立法张目。
主义也好，理论也好，说法也罢，必须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君权天授，迎合了帝王的需求。儒家主张忠君爱民，满足了官员的需求。儒家主张尊卑有序，符合了草民的需求。
在这样统一的思想浸润之下，民众开始习惯等级化的社会，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却很少人去想自己的处境因何而来。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服从”“迎合”，因为这样才符合孝道。
忠孝是美德，哪怕愚忠愚孝。被异化的孝道，非常的神奇，它摧毁民众的思想，却不令人感到异样和痛苦，甚至还会自我标榜、津津乐道。
八王之乱，司马氏互相残杀，兄弟相残、祖孙相杀。公元311年，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汉赵的君王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竟然恬不知耻的回答道：为陛下自相驱除。
处处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帝王之家，却是人世间最不孝的家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