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被视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分野。同一年，美国民主共和党正式改名为民主党，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正是鼎立，这一年标志着美国现代政党制正式形成。
现代政党制起源于民主革命之后，在君主专制时期，只存在朋党，现代意义的政党并不存在，也不具备孕育出来的基本条件。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掌握了实际权力。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因为价值观和代表利益的不同，议员们开始主动或被动的划分成派系，并开始分裂融合，最终演化出辉格和托利两个大党，这便是最早的现代政党。
在大洋彼岸，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时，美国根本没有政党，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最初也不相信任何党派。他们期望建立一个充满和谐、没有党争的国家。
比如华盛顿就十分反感党派。他认为，政党维护的是派系利益，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甚至在1796年的告别演讲中，华盛顿还警告说，党派是共和最危险的敌人，将带来可怕的专制。
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必须奉行多数决原则，也就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绳。而多数决原则，就决定了多数人会主动或被动的联合，这就让党派的诞生无法避免。
通俗来讲就是：因为需要投票决定国家的政策，根据政治观点的差异和代表利益的不同，议员们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的派系。
其实在美国制宪之初，美国就已经萌生了党派。有一派人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强调联邦的权力，通过权力集中来维护北美的统一，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共和政体，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派则主张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强调公民的权利，通过维护州权和地方自治，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共和政体，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
在华盛顿卸任之后，两派人马开始支持不同的总统候选人，最终导致了两党制的初步形成。
1874年，美国著名画家纳斯特，分别以长耳朵的驴和长鼻子的象比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嘲讽他们一个愚蠢胆小、一个笨重守旧。没想到两党竟然欣然接受，并以驴和象作为党徽。民主党认为，驴子既聪明又有勇气。共和党认为，大象既威严又有力量。
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驴象之争的格局延续至今。如今美国的党派活动十分繁荣，在册的党派竟然高达430多个，当然主要还是民主共和两个大党。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曾经说过：公民权利与党派活动，犹如空气与火，去掉前者，后者就会消失。只要保护公民权利，就必然滋生党派。如果为了禁止党争，就扼杀公民权利，智者不为也。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麦迪逊悖论。麦迪逊认为，利益集团的出现来自于人的本性，来自人们对共同利益的维护，所以利益集团不可能消失，更不可能用强制的方法将其消灭。
麦迪逊认为，政府的作用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缓冲。因为利益之争不可避免，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协调利益集团的关系。如果温和的协调失效，那么内战就不可避免。二是控制。“多数利益集团”获得“权力”后，就会损害“少数利益集团”的权利，因此国家的制度设计就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比如横向的三权分立、纵向的地方自治等等。
于是，麦迪逊提出了利益集团之间“遏制与平衡”的理念，也就是用利益集团的野心，去对抗和平衡利益集团的野心，这就是现代党争存在的必要性。
从这个理念出发，现代政治必须保护不同党派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最关键之处在于不能让任何党派凌驾于国会之上。
也正如陈独秀先生大彻大悟之后的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1922年，苏布历经5年时间，彻底清理掉了其它党派，然后宣布其它党派都是反革命集团。而且苏布凌驾于一切之上，制宪会议更是被取消，国家的一切大事都由苏布内部一个小利益集团来做决定。随着权力的更替，这就导致苏布的小利益集团及其附庸，会遭到下一代小利益集团的无情打击。
苏布这样的治理模式，弊端显而易见，体制僵化、官僚腐败、经济崩溃等等，都如跗骨之蛆。所以苏联解体之时，就是苏布垮台之日。
以“文明冲突论”而享誉世界的亨廷顿认为，民主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党之间对民众手中的选票进行公平公开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党派竞争执政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国家体制可以不依赖政绩的合法性，因为糟糕的政绩只会归咎于现任政府，而不会归咎于体制本身。二是对现任政府的罢免与取代，可以让这一体制不断的更新和进化。因为不存在体制和历史的包袱，所以就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创新，从而尽最大可能避免体制的僵化。
比如台湾地区和韩国，曾经都是一党垄断，执政的合法性极度依赖于政绩。虽然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都取得了大小不等的经济成就，但当经济不再有8%的增长速度，失业、通胀等等经济危机都会带来社会的剧烈冲突。如果唯一的执政党继续抱残守缺，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1986年，面对社会空前高涨的变革呼声，小蒋说出了亚洲民主进程三句箴言的第二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语气轻微，却有如雷霆万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