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北美爆发了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评价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能够警醒当权者——一切权力源自人民。
杰斐逊毕生念兹在兹的皆是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他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质推动废除黑奴制的总统。
1807年，杰斐逊签署了联邦法律禁止进口黑奴，但同时却警告说：我们逐步废除黑奴制，只是出于自保，因为黑奴贸然做主人，会打乱我们的自由秩序。
为什么杰斐逊不怕谢司打乱美国的秩序，而怕黑人打乱美国的秩序？
印象中，美国的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上，美国的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上，美国秩序的原理与要件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了几千年。
美虽新邦、其命惟旧，正如一美元纸钞背面的拉丁文——悠久的新秩序。
1789年美国正式成立，彼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和割裂，而是继承了人类秩序的四大传统。
美国的秩序不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而是在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这四座城市才决定了美国的自由秩序。
第一、耶路撒冷的精神
耶路撒冷，确切的说是耶路撒冷的西奈山。美国国父们继承的自由秩序，不是希伯来人的人性品德，也不是他们的政治体制，而是西奈山上的一个瞬间。
神明在西奈山上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启示了超验秩序的原理。这就是圣约，上帝的律法，也被称为永恒法。
美国的国父们认为，上帝的法律不是惩罚人，而是指引人摆脱原罪。因为亚当一人堕落，全人类都有罪，这是基督教的原罪论。
在摩西听到上帝的喊声之后大约两千九百年，另一群漂泊者上演了另一场出埃及记。比起希伯来人，他们的路途更长，但行程却更快，他们便是向新秩序迸发的清教徒。
最初北美13州的美国人，不仅将自己比作希伯来人的12个部落，而且还以摩西十诫来建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神明的指引下，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与成就。
“我们信仰上帝”，美国人把这一信念刻入了灵魂。地上的耶路撒冷，或许从来不是一座雄伟的城市，但永恒的耶路撒冷，却是美国秩序的源头。
第二、雅典的民主
在许多人眼中，美国几乎是民主的同义词，然而美国的国父们，却不敢在公开场合讨论民主。原因无非是雅典的纯粹式民主，来的疯狂、走的也疯狂，而美国国父们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
因为民众的激情和短视，直接民主很多情况下并不可靠。因此美国国父们改良了雅典的民主，众议院和总统从人民中直选，但参议院不是。人民不能直接决定公共政策，但可以罢免议员和官员。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希腊的执政官。梭伦是雅典七贤之一，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带有明显的审慎与平衡特质，梭伦还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主动放弃独裁的机会。
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美国的国父们。因为这一幕，他们也重演了一遍。他们也制定了一部审慎又平衡的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 杰斐逊拒绝突破华盛顿的光荣传统。
第三、罗马的共和
美国国父们最高的共识就是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制。共和是美国秩序的政治标签。如果说民主起源于雅典，那么共和则起源于罗马。
美国国父们从罗马学到了共和，并在城邦共和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建立了复合共和，从而避开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辙。
罗马的共和传统，最核心的思想便是分权制衡，不论是个人的权力，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抑或是多数人的权力，都加以分立与制衡。
美国国父们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了美国的宪法，植入到美国的秩序。
美国宪法继承并改良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总统脱胎于执政官，参议院照搬元老院，众议院对应公民大会，联邦最高法院则类似于具有否决权的护民官。
古罗马的共和传统，对国父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罗和他的自然法思想。西塞罗认为：最高的法律来自神明，真正的法律必须是符合自然、顺应自然。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论是谁制定的，都是恶法。他的有序自由理论，正是美国国父们试图实现的自由秩序。
第四、伦敦的法治
美国秩序之源的四个城市，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是最年轻的城市。
英国与美国的秩序一脉相承。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将这些精华带到了一无所知的北美大陆。
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可以从英美传统这个合成词可见一斑。
伦敦对美国秩序的最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法治、代议政府、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等。
比如1215年英国签署《大宪章》，而北美1606年的《弗吉尼亚宪章》、1776年的《独立宣言》、1787年的宪法、1791年的《权利法案》，都贯穿了《大宪章》的政治理念。
永恒的必定是古老的。事实证明，美国的秩序是人类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雅典贡献了民主与胸襟，罗马提供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带来了法治、市场和私有产权。
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美国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国父们都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只是继承并发扬了人类最优秀的传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