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肯定听说过他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1834年，阿克顿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3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阿克顿承袭男爵。6岁时，母亲改嫁到英国。国际化的生活经历，让阿克顿从小就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四门语言。
求学时代，阿克顿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多林格，多林格鼓舞了阿克顿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并将“学术自治”的原则刻入了他的灵魂。
阿克顿特别尊崇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19岁时，他像托克维尔一样，开始到美国和欧洲各地游学考察，他认真总结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民情社会。他认为，美国人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由，而不是为了追逐进步或者权力，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一个人不应该受到公共权力的压迫。
阿克顿回国后，先后担任下议院议员、杂志主编等等。1895年，他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他在剑桥大学讲述法国大革命史和近代史两门课程，1899年开始编撰《剑桥近代史》这一历史巨作，并耗尽心力而死。
2002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了阿克顿商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但阿克顿最重要的遗产并非这些东西，而是他以审慎超然的姿态，居于各种纷争之上的思想洞见。
比如他的历史观。阿克顿认为，比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历史思维，如果想要在未来活得自由，就必须对历史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然而，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的人诉说真相。
还比如他的政治观。阿克顿认为，君主制容易变成专制，贵族制容易收缩为寡头制，民主容易扩大为数字至上。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自由观。乌托邦的掘墓人哈耶克曾经感慨，现代的学者很少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并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第一、自由的标志。
阿克顿认为，自由是历史的共同主题，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者各种阶级。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
阿克顿认为，自由具备一些典型的标志，比如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陋习，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制定抚恤救济的法律，对独立性的自我驾驭等等。
阿克顿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基石。自由意味着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权威、风俗、舆论、和多数人的影响。
第二、自由的威胁。
阿克顿认为，每个时代，自由和常识都面临四大威胁：第一、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第二、穷人对财富不平等的怨恨。第三、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第四、无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阿克顿认为，不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力，只是暴力。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直到遇上更神圣的原则。因此对权力的限制，就必不可少。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分立或者多元的权威，是一个好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
第三、自由的障碍。
阿克顿认为，自由的本意是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是驾驭他人。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自由的最高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享受而缺乏精神上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阿克顿认为，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守和服从某些法则之后，自由才真正出现。除了依靠法律，自由的存在还需要很多支持，比如道德、知识、良知。而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财产权观念不明确的民族，都是自由的障碍。
阿克顿的思想，传承于保守主义之父伯克，又与托克维尔相同。他们都认为，自由在于权力分配，政治在于权力制衡。法律必须同等地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财产和生命安全，使穷人免受压迫，使富人免受嫉妒，把自由纳入法律的框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