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轴心时代投下的影子，横亘东亚两千多年，无论在道德、教育，还是国家治理、意识形态，乃至经济结构上都留下了深远影响。然而，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尊崇，也使孔子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甚至假的不能再假。
历代尊奉的孔子，并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的孔子。真正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
《论语》中有一个名段：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路和冉有主张强兵富国，公西华主张以礼治国，但孔子对他们三个都只是稍作点评。
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显然更接近老庄的逍遥游，不同于孔子的积极入仕，孔子却非常喜欢曾皙的做法。
他们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跟随孔子学习多年，却学出了三条不同的路线。为何会这样？因为历史长河上的孔子本来就有三个。
第一个孔子，是现实主义者。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孔子还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如果国君昏聩，咱就摆烂躺平，实在不行就去外国，不露脸、不说话。孔子对待乱世的态度很现实，同流合污他不肯。但挺身而出，他也不干。
第二个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克己复礼、梦回西周，通过礼治实现社会大同，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思想的理想。可是，若君不君、父不父，又能怎么办？遗憾的是，孔子并未提出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解决之道，无论是以人推人的“仁”，还是以心及心的“恕”，归根结底还是人治。
第三个孔子，是国家主义者。《论语》一书，从来不讲谋生，一心一意是为了做官拿俸禄。所以荀子作为儒家的集大成者，竟然培养出的是法家代表人物。学而优则仕，这是孔子思想的遗产，也是儒家异化、儒法合流的根源。
孔子不是神，也不是圣，只是人，而且还是一个出身卑贱的人，不过他本人却能以贵族精神为立身标准。《论语》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直来直去，一点都不虚伪。书中人物，孔子也好，学生也罢，嬉笑怒骂、毫不遮掩。
谁说伟大导师就要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孔子师生在一起，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无拘无束、自由快活。
现实中的孔子，有学问、讲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满腹道德学问，无权无势，还敢批评当世权贵。
理想中的孔子，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他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礼，让天下人各安其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何谓周礼？一言以蔽之，宗法而已。据儒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周礼的宗法制度非常之全，遍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权力通过礼法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礼法，管天、管物、也管人，正如司马迁所说，礼能宰执万物、役使群众。在周礼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透露的却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这是周礼的实质。
所以当了官的孔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少正卯。因为少正卯主张废除周礼的奴隶制，实施依法治国。孔子毫不犹豫的诛杀少正卯，还给少正卯扣了5顶大帽子。这也是孔子的遗产，人类轴心时代唯一钳制思想的万世之恶例。
后世中的孔子，是至圣先师，就连他的学生都成了圣人。春秋战国和秦代，孔子只是个普通人，名气虽大，却只是众多学者和批评家中的一个。让孔子真正走上神坛的是汉代的董仲舒。
因为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不管用，所以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结果是法家做大、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结果是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
所以到了汉代，董仲舒异化了孔子，把孔子推上了神坛。不过，董仲舒尊孔，也只是拿孔子当意识形态的招牌。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是为了笼络庞大的儒家信徒，通过统一思想，让天下知识分子尽入彀中。二是利用儒家的等级制度，将其异化为三纲五常，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
汉代尊孔，懂得包装、重塑内核，更与法家狼狈为奸，外儒内法、儒皮法骨。外皮是礼乐、是道德、是学问，内骨是刑罚。皇家有礼仪，百官靠道德，儒生做学问，而百姓只有刑罚。
虽然孔子成了圣人，但圣化往往就是妖化。最初孔子还是服务于政治，也就是治统，这是汉儒。后来扩大到社会道德，也就是道统，这是宋儒。最后竟然成了全民宗教，儒家成了礼教，孔子成了泥塑木雕，这就是明儒和清儒。
天大地大，不如儒家大。爹亲娘亲，不如孔子亲。
孔子去世2000多年后，清代吴敬梓写了一部《儒林外史》，里面除了我们熟知的范进中举之外，还刻画了数十个儒教信徒。其中一位马二先生，对孔子的认知颇为到位，他认为，孔子若是活在今天，也要学会做八股，不然也没有官做。
只是不知孔子亲自答辩论语，能不能中举。因为做了官的孔子，和不做官的孔子，不是一个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