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叫湖东的村庄

     在淮河左岸不远的沿淮平原上，有着数量众多的后缀为“湖”的村庄。或许，在很久以前这些地方曾经是沼泽或湖泊，后来日渐干涸成了陆地，最终成为沿淮平原的一部分。有些地方至今仍然是湖泊或湿地，是当地盛产鱼虾河蟹的地方。而那些干涸的湖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成为外来移民的容身之所，地名多以最早期移民的家庭姓氏作为当地的名称。

      在我的记忆中，就有众多这样的地方。比如李湖、高湖、汤湖、姜湖、韦湖、陶湖、钱湖、丁湖、年湖、蒋湖等，只要通过地名就可以晓某个地方的族姓是什么。

     “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四年春至一九七六年春，我家曾在一个叫湖东的乡村居住过两年。湖东是一个生产大队，由几个自然村组成。我家就住在临近年湖村的小学校里。年湖整个村子的人基本上都姓年。其具体家族历史我没有考证过，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某一时期从某个地方迁徙而来，在此繁衍生息，最后成了村落。我的一个小学年姓女老师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她的父亲当时是湖东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她兄弟姐妹九人，两个兄弟曾经参军离开村庄几年，退伍后又回乡务农，只有她一个人走出这个村庄当了公办教师，其余的兄弟姐妹均在家务农。

    湖东所在的地方相当偏僻，和外界基本上处于半隔绝状态，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外面的世界。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灯。村民知晓外面的讯息靠的是村口的广播喇叭或者挂在家里的“小广播”，绝大多数人家没有收音机，一年之中除了县里的流动电影放映队下乡来放映几场电影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京沪铁路就在四五公里外经过，平常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蒸汽机车喷出的白烟，但许多人却从来没有坐火车出过远门，甚至没有近距离见过火车。县城离村子二十多公里，大部分村民都没有去过，村民们一般只去过几公里之外的张店小镇。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田里劳作，收获之后卖出农副产品再买回生活日用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里的村民非常朴实，在他们的身上汇聚了中国农民的所有优点。但是，在那样的年代，贫穷是中国农民的普遍写照，湖东自然也不例外。

     我记得，我家搬到湖东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七四年春。只因为这个地方极少有外来客光临，所以我家搬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观看”，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品头论足。我母亲在这里的小学当教师，当时，这个小学没有一名正规院校毕业的教师，全部是“民办教师”。我母亲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教师，主要因为她教课水平高，上课用普通话，和村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声音一样。时间不长，我母亲就成了村民们敬重的人物。在当时的湖东，百姓对他们尊重的有文化的人，包括教师、医生，甚至那些在乡村做迷信活动的“大仙”，一律尊称为“先生”。于是，我母亲也被他们称为“先生”。由于方言的影响，他们发“先生”音不是“xiān sheng”而是“xuānsheng”。母亲下课或者休息日出门遇见当地村民，他们都会老远就停下脚步，笑容可掬地叫一声“xuān sheng”。有时候，他们还会把自家“自留地”里采摘的蔬菜等农副产品送给我们，母亲也会以一些学习文具相赠。偶尔他们也会来我家里聊天，只是他们看到家里整洁的样子似乎不太习惯，一般来过一两次之后就不再进屋了，宁愿站在门口闲聊。

     距离我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有五六间土坯房，用土墙围成了一个院子。院子里居住着从上海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且全部是女知青。男知青集中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这个知青点曾经住过近二十个上海知青，我家搬到这里时，这里仅剩下五六个知青。据说大部分知青都以“病退”的办法返回了上海，而剩下主要是一些没有门路或家庭成分不好的“知青”。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低潮，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停止，留下来的知青抵触情绪较大，大多不安心农村劳动。一些感觉无望回城的知青更是采取多种极端方式试图改变命运，自残、自杀、装病等现象普遍存在。后来，毛主席给福建李庆霖的信公开发表之后，知青的待遇有了一些改善。当地公社和大队必须保障知青的生活，即使他们不出工也要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的口粮，这让当地的老百姓意见很大。

     当时的上海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当地老百姓眼里如同仙女一般，主要因为这些女知青皮肤白嫩，又懂得穿着打扮，说一口吴侬软语，让当地老百姓羡慕不已，也成了一些有“较高学历”的农村青年追求的对象。

     年湖村里有一位上过高中的年轻人，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高中毕业后因无法继续升造只好回乡务农，但又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就业余钻研照相技术，买了一架老式照相机四处走乡串镇给百姓照相，还在家里搞了一个专门的暗室。他也因此赚了一些钱，个人生活条件比一般村民要高。在当地农村，能读到高中毕业已属凤毛麟角，因此，这个年轻人就算是村子里“高级知识分子”。他自恃有文化，不仅对公社和大队的工作评头论足，对生产队的干部更是不屑一顾。为此，一些大队领导对他有成见和看法，但是又抓不住他的“辫子”，对他也无计可施。

      自从上海知青来到村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千方百计和女知青套近乎。或许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缘故，也可能他懂得只有城市青年才玩的摄影，女知青们就敞开房门接纳了这个年轻人。以后的事情是从村民口中得知的。这个年轻人后来和其中一个女知青谈起了恋爱。在那个禁欲的时代，城市或乡村的男女青年对于性知识知之甚少，在当时的乡村也没有必要的避孕措施和条件，没多久，这个女知青就怀孕了。怀孕之后的女知青和这个年轻人茫然不知所措，这件事情终于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他们为了借机整这个年轻人，就到县知青办告这个年轻人强奸。县知青办的领导得知此事后，为了表明他们响应毛主席关心下乡知青的号召，就组织专门的调查组到了知青点，以承诺让这个女知青返城为条件，诱逼她承认是被强奸。最后，女知青终于按上级的要求告这个年轻人强奸。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年轻人被逮捕入狱，据说，被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这个年轻人蒙冤入狱后，村里百姓非常气愤，尽管那个怀孕的女知青已经离开了村子，但从此百姓对未走的知青恨之入骨，不时在夜晚采取各种恐吓手段吓唬这些知青，女知青们从此生活在“夜不能寐”和胆战心惊中。公社及大队的领导担心再大事，只好将这几名知青合并到其他知青点去。

       在距我家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就是湖东大队部所在地，大队部里也有一名上海下乡知青，名字叫傅明都（音），当时二十多岁，大家都叫他小傅。

     小傅是“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勤奋好学，上级领导对他都比较认可。可能是家庭成分的原因，几次在推荐上大学和招工时他都名落孙山。时间久了，他也有些怨气。后来上级安排他当了大队会计。我家搬到湖东不久，我就认识了他。尽管他比我大十多岁，但是由于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和我聊文学，聊儿时的事情。有时候他还会带些上海产的“大白兔”牌奶糖给我。他对我像一个大哥哥，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向我描述了一个天堂般的上海。他还恳求我父母同意在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回家探亲时带我去上海，可能父母怕给他添麻烦就婉言谢绝了。他春节探亲回来后给我带回了许多小人书，让我惊喜万分。我们的友谊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一九七六年春，我家从湖东搬走的时候，小傅来给我们送行，分别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

      离开湖东后，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他被招工去了淮北市，开始时还有书信往来。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许多年后，我托人打听过小傅的情况，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调回上海后就没了消息。仔细算来，我们已经分别了三十八年，他也差不多六十多岁了，曾经髫年的我也已进入中年，昔日的小傅也应该幸福美满、儿孙满堂了吧！

      湖东尽管并不富裕，但老百姓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那个时代，他们并不奢望儿女能够进城或上大学，他们只希望儿女能够“识字”和“有点文化”，不要做“睁眼瞎”。他们的孩子一般上学较晚，通常八九岁上学，也有十多岁才上学的。因为母亲是教师，也为了方便照看我，我五岁时，母亲就让我和一年级的孩子一起上课，这也算是我读小学的开始。当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我家搬到了湖东，我就跟着母亲继续在这里上学。和我同班的同学年龄普遍比我大三四岁，少数孩子要比我大六七岁，比我高大强壮，也比我成熟。和年湖村相邻的村子叫“崔家村”，整个崔家村几乎都姓崔。这个村庄里的许多孩子都是我的小学同学，能记得名字的有崔海波、崔海光、崔海兰、崔海英等。这些同学都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勤劳和质朴，也非常聪明。尽管他们平常要帮助家长做农活，但学习成绩都挺不错。其中，崔海波的钢笔字非常棒，基本上可以作字帖。我曾经跟他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书写，可是最终没有得其要领，只好作罢。崔海光则是一个小个子，眼睛有点毛病，总是眨个不停。但他心灵手巧，制作出的手工艺品让我叹为观止。崔海兰和崔海英是两位女同学，当时比我高出许多，是校篮球队的队员，经常出去参加公社组织的篮球比赛。在课余时间，他们时常讲一些家乡的趣事，特别是田野间的趣事，让我向往不已。

       那个时代的乡村缺乏文体娱乐活动，到处赶场看露天电影是一大乐事。我是一个电影迷，于是就在他们的带领下到处赶场看电影。看电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也是一件苦差事。由于交通不便，也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前往，目的地往往在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之外的地方。为了能在放映之前赶到，经常不吃晚饭或随身带点干粮和水就上路。看一场电影三四个小时（一般一场电影放两部故事片），来回走路的时间往往也要三四个小时，半夜十二点后回到家里是常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乐此不疲。我去看电影时经常跟这几个同学一同前往，在两年多时间里看了超过十场电影。一九七六年春，我家搬离湖东，他们又和我在一个初中上学，但结伴赶场看电影则从此结束。

    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家搬离小镇。离别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相约写信并保持联系。由于当地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一般人家只能供子女读到初中毕业，而且农村中学的教学水平普遍较低，升入大学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他们大都在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等待他们的是结婚、嫁人、生儿育女，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继续在土地上耕作，终其一生。刚开始时，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时间长了，他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写，渐渐地信件来往就少了，直至最后中断了联系。

      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打听过他们的消息，遗憾的是，得到的消息既不完整也不确切，慢慢地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

      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回到湖东的时候，曾向当地的村民打听他们，只可惜当地的村民只知道“小名”，对“大名”或“学名”则对不上号，我依然一无所获。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会时时想起那个叫湖东的地方，还会想起那个蒙冤入狱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今天的你还好吗？

      还有我的那些同学，也应该都五十多岁了。今天的你们还好吗？你们的家庭还幸福吗？你们一切都还好吧？

     岁月已经远去了，我在遥远的地方，你们也在遥远的地方。我想念你们，想念那些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