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我的“文革”记忆
记忆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向“文革”中被批斗和迫害的北京八中老领导和教师进行公开道歉的消息引起了我的关注，也不禁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文革”。
谈论“文革”，我没有多少发言权。虽然我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代，但由于年龄太小，即使有一些“文革”中、后期的零星记忆，也是间断和不清晰的。因此，要真正谈论“文革”经历或者记忆仍然缺乏说服力。长期以来，我的脑海中不时有“文革”的记忆闪现，这些零星和片段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积累着，时常会跳出来，警醒着我，让我对一些颇有“文革”遗风的举动和表现充满了警惕。特别当我系统地阅读相关文献和耳闻了“文革”中种种劣行之后，对所谓的“文革”深恶痛绝，更希望这样的灾难能够远离善良的人们。
严格地说，本文中所谓的“记忆”并非我的记忆，尽管我是“亲历者”，由于当时的我尚处幼年，所谓“文革”的“记忆”主要来源于我的母亲和姐姐。
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好像是春节期间，很多亲戚在一起聚会聊天。不知是谁将话题引至“文革”的话题上，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一些年龄较长的人大都选择沉默，只有年龄较小的晚辈们七嘴八舌。其中一个堂弟还放言，如果他生在那个年代，也要去当一个“红卫兵造反派”，似乎那是个风光无限的差使。
母亲突然说话了。她说了一件“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时间大约是一九六八年的冬季，“文革”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母亲是一名教师，不属于任何派别，也没有参加串联活动。学校已经停课，一些教师也和学生们一道“造反”去了。母亲带着幼小的姐姐和根本不记事的我去探望我的舅舅。那个时代，交通很不发达。舅舅的家在淮河左岸靠近洪泽湖的一个偏僻乡下，没有火车和汽车，只能坐船或者步行。那个时候，淮河上有定期班轮，正是这些轮船将外面的世界和偏僻的乡镇联系在一起。探亲后踏上回程的我们乘坐轮船返回。船票是晚上的，大约要经过一夜的航行才能到达一个叫蚌埠的城市。许多年之后，我开车从舅舅家前往这个城市，尽管只是一般的柏油公路，也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由此可见那个时候交通条件的不便。
被俗称“小火轮”的客船并不大，我后来年龄稍大的时候也随父母乘坐过多次。船上没有卧铺，只有座位，还有一些乘客根本没有座位，只能或躺或坐在走道和甲板上。那个冬夜的晚上，我和姐姐早早地进入了梦乡，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和看管行李，只能坐着熬夜。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乘客们被吵嚷声惊醒了，轮船也停了下来。轮船停下来的地方，不是码头，而是荒无人烟的岸边。据母亲说，那是一群要进城造反的红卫兵因一时找不到交通工具，最后只能采取在河道上拦截客船的办法。由于人数太多，为了能够让尽可能多的“革命小将”前往城里，这些红卫兵强行将所有旅客赶下船。母亲当时很年轻，但抱着幼年的我，牵着只有四、五岁的姐姐，还背着沉重的行李，这对于母亲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其他旅客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们登上坝顶。之后，旅客们都先后各奔东西，轮船也带着一明一暗的灯火远去，只剩下我们孤独的母子三人。尽管我没有任何记忆和感受，但在母亲叙述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她当时绝望的心情。姐姐说，尽管当时年龄很小，但这件事却是她脑海中童年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我们母子三人只能坐在淮河的坝顶等待天明。严寒中，时间过得很慢，情急之下，母亲把行李中的棉被解开，裹在我们身上，以免我们被严寒冻伤。天亮了，一个好心的赶早的农民发现了我们母子，问清缘由后，回到家中牵来了牛车，把我们母子送到十多公里外的下一个码头，以便让我们搭乘下一班轮船。这次遭遇并没有结束，在我们到达蚌埠乘火车离开的时候，车站以及火车上到处都是赴各地造反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他们依仗着年轻力壮挤进车厢，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列列的火车离去。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的状况完全是无助的，那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也注定是混乱的世界。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母子的情况被一个女性红卫兵看到了，她用强壮的身体挤开一条通道，我们母子三人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才挤进了车厢，并且在火车走道上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当时整个列车上的乘客几乎和逃难的人群一般，不仅走道上挤满了人，连厕所、行李架甚至座椅下面都是人，不要说吃饭，就连上厕所都十分困难。
母亲说完这件往事的时候，很长时间里，再没有任何人搭话。或许，每个人都在回想所谓的“文革”带给当时的中国和中国民众的究竟是什么。
从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时常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想起那场祸国殃民的所谓“文革”。特别是前几年，某地如火如荼的“唱红打黑”运动，其中的许多表现和场景都让我感受到了“文革”遗风。
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怀念“文革”的。因为一部分人可以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把任何他们眼中的“高高在上”的人或物踩在脚下，可以自由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怨气。但是，在那样一种混乱的社会氛围中，除了极少数“野心家”和“阴谋家”之外，其他人都不可能真正从中受益。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民族，那都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灾难，整个社会则在灾难中开始了一场道道地地的大倒退。
有时候，我想起“文革”会不自觉地问：是什么让人们变得如此疯狂？在现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文革”？
在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逐渐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化。或许，这正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文化糟粕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和环境下发酵而导致。似乎，真正的原因可能又远非如此。
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曾经高声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一百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们似乎还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