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九月十日是中国的教师节。教师节是老师们的节日，也是国家对他们所从事职业的褒奖。
每当这个节日来临，我也会不自觉地想起我的老师。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着众多的老师，在众多的老师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第一个小学老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在国家助学金的资助下毕业于师范院校，本该留校当教师或在城里工作的她无怨无悔地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然后来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当时小镇上的小学还没有公办教师，基本上都是民办教师，在教学上谈不上教学质量。母亲到这所学校任教之后，承担起多个年级的教学任务。小镇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煤油灯下，母亲除了备课以及批改作业之外，还要辅导我读书识字。我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天天长大，也在这所学校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当时的小学校长是本地人，属于民办教师，名字叫张兴为。尽管是校长，也要承担教学任务。我三年级的时候，张校长成了我的老师。张校长当时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身体健壮，表情严肃，学生们都非常怕他。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违反校纪的学生处罚非常严厉，甚至会体罚。
我是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常因为一些事情与同学发生矛盾甚至动手打架。我也害怕张校长，只要他上课，我都会老老实实地约束自己，因此被张校长训话甚至体罚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直至一次体育课上，因和同学争夺篮球动起手来，恰好被外出归来的张校长抓个正着。张校长把我和打架的同学带到教室外的墙根下，用食指和中指点着我俩的额头严厉批评，并要求我俩做检查。由于手指离额头太近，我本能地躲闪，结果头碰在身后的砖墙上，痛得龇牙咧嘴。从那次以后，我违反校规以及调皮斗嘴的事情明显减少。多年之后，我仍然经常回忆起当初被体罚的情景，有时候还会哑然失笑。
大约是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二〇〇八年，张校长来北京看望我的父母，我又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他已经六十多岁，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公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和他聊起当年被他体罚后变乖的往事，他早已记不起来了。此时的他，脸色祥和而亲切，神情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在回忆中，他的微笑幸福而满足。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校调来一位女老师，教我们语文。女老师叫年秀兰，家就在不远处的湖东大队，她的父亲是湖东大队的支部书记。年老师中学毕业后，被推荐到师范学校上学，毕业之后到小镇小学当教师。
年老师虽来自农村，气质以及衣着差不多和城里人一样，长得也漂亮。她还有文艺天赋，会拉手风琴，会弹风琴，还教学生唱歌和表演，深受学生们欢迎。年老师对学生非常和蔼可亲，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她。
年老师调到这个学校后，就成了我家的邻居。当时还单身的她经常到我家里吃饭，偶尔她家里来客人时也会邀请我父母参加。年老师很关心我的学习，经常在业余时间教我写字和朗诵。那时候的沿淮农村，贫困伴随着乡村的百姓，上学的孩子交不起学费的现象每个学期都会出现，辍学现象也时有发生。年老师（也包括母亲在内）每学期都会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一些极度贫困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对于一些辍学的学生，年老师会不辞辛苦地一次次家访，劝说辍学的学生家长让孩子继续读书。年老师的嘴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过去不曾听过的。在她的故事里，我知晓了美与丑，善与恶；知晓了外面世界的博大；知晓了人间的悲欢离合。
可惜，这样的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一九七四年春，我家搬去更偏僻的乡村，做年老师学生的日子从此结束。好在所去的乡村是年老师的家乡，她每次回家探亲，都会顺道去看望我父母和我。
一九七六年春，当我家搬回小镇时，我已经上初中一年级，我的小学时代结束了。我家住在小镇的北头，年老师的家在小镇的南头，相距并不远，我能够经常见到她。每一次见面，她都会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学习，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去了遥远的城里。差不多同时，年老师也离开教育岗位，被调到邻县的粮食局工作。一九八七年，我曾见过来省城开会的年老师，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十几年前，听我的父母说，年老师已经退休了，她的两个孩子也早已工作。她还时时关心着我，只要见到我父母总会问起我的近况。
记得二〇一四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听后非常感慨。在回首间，我的小学时光已经离去四十多年，我的小学老师们也已经全部退休。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那样亲切而朴实，是那样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让我们这一代人接受启蒙，接受教育；让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睁眼看世界的权利；让我们知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可敬又可爱，他们是中国最普通知识分子的缩影，是真正的园丁，是“燃灯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才有传承和未来。
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一路走来，并且还将继续向前走下去。我会永远记着我的老师，特别是我的小学老师们。
我祝他们健康、平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