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店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它只是沿淮平原上一处普通的乡村集市，最多算是一个小镇。据说，这个小镇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存在，是周边十里八乡的农副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从名称上就知道，张店这个地方的族姓以“张”姓为主。
小镇建在一处南北长两三百米、东西宽四五十米至七八十米的高土台上。一条南北向的土路将小镇一分为二。这条路被称为“街”，“街”两旁是供销社、店铺、手工作坊、医院、裁缝铺、修车铺、信用社以及民居等。
小镇每十天有四个集，逢五和十为大集，逢三和七是小集。平常不逢集时，“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当地居民。逢集时，“街”两旁则是售卖农副产品的市场。集市一般到了中午时分就陆续散了。平常日子里只有供销社、医院、裁缝铺等照常营业，其他卖农副产品和蔬菜的商贩则基本上没有了踪影。
小镇的北头曾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庙宇。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被日本人占据并改建成屯兵的据点，四周还挖了深深的壕沟，只留下南面一条不宽的道路和小镇相通。解放后，“破四旧”时，寺庙部分被拆毁；“文革”初期被全部拆除，只留下一座高高的庙台基座。后来，县城里的“一中”部分迁往小镇，成立了一所中学，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小镇的南头在解放初期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乡政府撤并之后留下的房屋被改建成一座小学。
一九七一年，我家搬到小镇，住在小镇南头的小学里。一九七四年春，我家搬离小镇；一九七六年春，重新回到小镇时，暂时住在小镇北头的中学里。 “文革”后期，原在中学任教的当年从城里下放来的教师基本上陆续被调回城里，只剩下几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教师在中学继续任教。我家搬来之后，就成了他们的邻居。后来，又陆续分配来一些新教师。我记忆中当时中学里还剩下三四名“老”教师。这几名教师均是独自一人被“发配”到这里，没有家属和子女随行。除一名教师四十多岁外，其余教师的年龄都已超过五十岁。在那个年代，在张店这样的偏僻乡镇，这几名教师成了当地独有的“风景”。他们平常穿着整洁的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眼镜，说话有条不紊，引经据典，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和当地百姓基本上不打交道，到集市上买菜或农副产品也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讨价还价，基本上看好了就买。当地百姓普遍认为他们是那些受了冤屈的人，也不欺骗他们。
成了邻居之后，可能同是知识分子的原因，也可能有着相似的命运，我父母很快就和他们熟悉起来，我也和他们熟识了。其中一位葛姓老师较年轻，四十多岁，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床到操场上打太极拳。在当时的小镇，老百姓还不知道太极拳为何物，看着葛老师一招一式的样子，时间久了，在当地百姓中就有了葛老师是“武林高手”的传说，经常有早起的当地百姓到操场上观看并试图拜师求教。范老师是语文教师，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框宽边眼镜。据说，当年因为他在“大鸣大放”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被划成“右派”，“文革”中被下放到小镇中学。范老师讲课抑扬顿挫，引经据典，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他仍然改不了“信口开河”的“毛病”，经常在课堂上针砭时弊，曾经被人告到上级部门，也被批斗过数次。只是他秉性难改，每次被批斗后会消停一段时间，时间不长，又会“旧病复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发配到这个中学之后多年没有能够被调回城里；另外一个老师姓李，曾经是音乐老师，在师范学校里教授音乐，后被划成“右派”。只因为他特别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就被人诬告“里通外国”而被下放。李老师有一台唱片机，也收藏了许多唱片。当时小镇还没有通电，他只能自制干电池装置，用来带动唱片机工作。那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音乐，后来在李老师的启蒙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唱片机中播出的乐曲。我经常赖在他的宿舍里边听音乐边听他讲述音乐的内容和背景。直到今天，我还受用于当年李老师的影响。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李老师的神情就变得异常专注，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这个时候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我的家就在被拆毁庙宇坍塌台子的南面，是一排平房。每天一出门就能看见坍塌的台子。尽管经过多年风吹雨打，庙宇的基础以及碎砖破瓦还是随处可见。
在中学南面不远的地方是卫生院。卫生院十分简陋，医护人员也不多，据说其中一些医护人员还是所谓“赤脚医生”。在周边众多的乡村中，这里是条件最好的卫生院，承担着周边老百姓的卫生防疫和医疗任务。卫生院的院长姓蒲，据说也是因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从城里被下放到小镇。蒲院长系正规医学院毕业，医术较高，经验也很丰富，长得相貌堂堂，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也很有亲和力。我家搬到小镇不久，蒲院长就和我父母成了好朋友，经常聚会聊天。我母亲当时身体不好，多亏蒲院长的关照和医治才逐渐恢复了健康。我父母和这些“下放”的知识分子经常聚会聊天，也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只是在议论时政时会变得谨慎小心，以免隔墙有耳，惹来麻烦。
在小镇的中间位置有一个信用社，平常人很少，只有逢集时才会有人光临此处，或存钱，或取钱。信用社里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并不忙。这个只有一名办事人员的信用社，被当地人称为“银行”，办事人员被称为“行长”。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我家刚搬到小镇的时候，恰好信用社调来了一个新的办事员，当地人都叫他杨行长。杨行长个子不高，五十多岁，经常穿着一身旧式军服，冬天则喜欢披着一件军大衣。杨行长言语不多，和当地人没有多少来往。后来，我听父母谈起杨行长，才知道他的经历。解放前，他是中共潜伏人员（俗称地下党），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潜伏多年，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在临近解放的时候，他的“上线”和“下线”均被捕牺牲了，他的这段历史便无人证明。解放后，党组织从其他渠道证实了他的功绩，为他安排了工作，他也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在省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揪斗和揭发，被打成“叛徒”遭到批斗并撤销职务，后又被发配至小镇。日子久了，我父母和杨行长也成了朋友，我母亲还把他请到学校为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杨行长可能很久没有机会吐露心底的冤屈，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自己的遭遇，面对着众多师生失声痛哭，不能自禁。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一九七六年的小镇也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三个伟人”的离世和唐山大地震。为了防震，大家只好在家门口搭建“防震棚”。由于材料和条件所限，我家和学校里的教师们只能凑合住在一个大的“防震棚”中，每一家的中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每到夜晚，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就会聚在一起，倾诉他们的担心和忧虑。大家期待着“地震”快点过去，也祈祷着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改变。
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后，我一直没有再回去。直到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回到小镇，回到我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中学早已搬迁去了其它地方。让我吃惊的是，那个寺庙原址的高台子已经被推平，上面竟然建立起一座基督教堂，我家曾经居住的房屋被改建成牧师居住的宿舍。操场也被废弃了，种上了杨树。春天里的杨树已经长出绿叶，微风吹过，发出飒飒的声响，好像要向我诉说点什么。
我家曾经的邻居也早已经离开了。中学最后几名“右派”老师，也在“文革”结束后陆续返回了城里，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如今，我想他们应该早已退休安享晚年了吧！
蒲院长也在“文革”结束后回到城里，继续做了多年院长后退休。只有杨行长回城后的情况没有人知晓。我想，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和八〇年代初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也应该早已平反昭雪了吧！
“文革”远去了，小镇也离我越来越远。那些曾经在小镇生活的人也远去了。但是，我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是极“左”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后来的人们反思和警醒。
我记忆里的小镇远去了，我怀念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