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我的“文革”记忆
记忆往往以一个重要的事件作为始点。
我最初的“文革”记忆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当时，我们全家已经搬到淮河左岸沿淮平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
小镇十分闭塞，也非常落后，交通不便，与外界基本上处于半隔绝状态。当地的百姓获知外面的消息基本上依赖悬挂在树上或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或家里的有线小广播。广播里播送的内容也主要是“革命样板戏”或者各种会议通知，其次就是定期播放的“最高指示”。机关和学校一般都订阅报纸，但由于交通不便，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三、四天之前的消息。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直到成年之后才慢慢地清楚和了解。当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高层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采取保密措施，后来才逐步自上而下传达下来。当普通民众知晓“九一三”事件时，差不多到了十一、二月份。
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对身边之外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平常除了吃饭穿衣和上学之外，每天就是无忧无虑地到处东游西逛。
一天上午，我正闲着无聊，忽然听见大喇叭里高喊开会的声音，看到周围的村民纷纷走向麦场地，我也好奇地跑过去看热闹。场地上已经搭起了一个简易台子，两边挂着标语，林彪的名字上已经被打上叉，他的肖像被画成了漫画，也被打了叉。会议开始后，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大人走上台大声控诉林彪的罪行，每次发言结束时必定高举右手呼喊“打倒林彪”或者“打倒林秃子”的口号；也有人在控诉林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后，高喊着“绝不走回头路”以及“绝不再吃二遍苦，绝不再受二茬罪”的口号。有几个控诉者在发言时还声泪俱下。大人们的举动和发言，也让我从心底里痛恨林彪。不过，心中又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我家里一直张贴着毛主席和林彪的合影，还有许多穿着军装手举“红宝书”的林彪图片；家里桌子上还摆放着林彪的石膏像。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批林”之后，就是“批林批孔”运动，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并且深入到最偏僻的乡村。各种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和基层，编排了各种“批林批孔”的节目。尽管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内容，但由于乡村缺乏文娱活动，大凡有这样的演出，我也会跑去凑热闹。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也会在这个时候跑来。因此，我认识了许多附近村子里的孩子，还学会了他们口中的童谣：“小板凳，四指高，开大会，斗林彪。林彪林，怪叶群；叶群叶，怪他爹；他爹说，别怪我，就怪你儿子林立果。”这些童谣都是当地老百姓自编的，而且有一定的韵律，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下来。
到乡村演出的人员都是各个大队（包括公社所属机关部门）抽调出来的文艺骨干。很多人平常就是农民，一般到逢年过节才被组织起来，而这一次主要是为了“批林批孔”。这些演员基本上没有演出服，演出时，只简单地使用一些化妆颜料。扮演正面人物，一般把脸涂成红色；扮演反面人物，就把脸涂成白色或黑色，类似京剧脸谱里的人物造型。演员们的表演极其夸张，演反面人物时，特别丑陋龌龊，即使如此，仍能赢得喝彩和掌声。童年的我并不知道，那时候的百姓生活十分困苦，除了在一年里可以观看几场下乡流动放映的电影外，基本上没有其它娱乐活动。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通电，演出时必须使用汽灯，燃料是煤油。使用时要往里人工充气，点亮时非常耀眼，不用时只要把气放掉，灯就会自动熄灭。
“批林批孔”运动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在这场运动中，我不仅知道了林彪，还知道了“孔老二”。那个年代许多建筑物的墙壁上以及张贴的批判大字报上都有他们“丑陋”的身影。他们或被工农兵攥在巨手里，或被踩在脚下。按照当时的语言，就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那个时候的广播里播出的内容似乎基本上都是“批林批孔”的文章和消息，“梁效”是我听到次数最多的名字，“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听到最多的词语。那个时候听到的最难懂的名词是“形而上学”。上小学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个名字叫“形而”的人“上学”又有什么值得大说特说呢？
这里的乡村原本十分闭塞，平常难得有外来客到访。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生活贫苦，总体还算平静。自从开展“批林批孔”以后，不断有各种大小批判宣传队来到这里演出，偶尔还会到田间地头。村民们倒也并不反感，反正都是替生产队和大队干活，能够歇歇也是惬意的事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演出的人十分卖力，又唱又跳；观看的百姓或站或坐，有的抽烟，有的打盹，有的妇女还趁机回家奶孩子或料理家务，最后变成了演出的人比看演出的人还多。负责文宣的领导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觉得没有太大教育意义，渐渐地也就不来了。但是广播里的内容没有减少，反而增添了一些。例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十年八年要再来一次”等等。但是，无论广播的声音有多大，也不管广播员的声音多么字正腔圆，老百姓流露出的都是与己无关的麻木表情。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对此一般都是保持沉默，除了开会时要求发言以外，大家好像并不关心这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父母在和他们的同事议论什么，似乎是说“邓小平又出山了”。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邓小平是谁，但从父母和他们的同事谈话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这个邓小平是他们喜欢的“大人物”。
在“文革”后期，我并没有看到成年后从史料中才知晓的“文革”初期发生的大规模“串联”以及武斗现象，也没有大规模的揪斗行为。但是，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以及小型的批斗会还是经常能够看到。那个年代，逢年过节都要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活动，请苦大仇深的老农民到学校来给学生们做“忆苦”教育，目的是“不忘阶段苦，牢记血泪仇”，“不要重回旧社会的老路，以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还要吃“忆苦饭”。可能是食堂的师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忆苦饭”，往往做出的“忆苦饭”被大家吃了以后觉得比平常的饭还好吃。为此，食堂的师傅多次被领导批评。
可能是在学校里受到“洗脑”的原因，也可能是受到当时被收录在小学课本中的课文影响，在我和当时绝大多数孩子的心中，地主既可恨又可怕，每个地主都是“周扒皮”和“刘文彩”，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每当重大节假日来临或重要会议即将召开前夕，全国各个地方都要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进行管制和批斗。当然，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也不例外。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就会被组织起来去观看批斗会。批斗会有时候比较严厉，不仅要把被批斗人捆绑起来，还要挂上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被批斗人的名字；有时候也会比较宽松，只是把被批斗人带到台上，不捆绑，也不挂牌子，头要低下来，接受一个又一个“积极分子”上台大声呵斥和批判，有时候也会被推推搡搡。
一九七四年春，我家搬到一个更加偏远的叫湖东的乡村。村庄里人口并不多，并且基本上都是一个族姓，姓年。时间稍长，这个村子里的百姓和我父母基本上都认识了。他们见到我父母会很客气地打招呼，有时候年长的村民还会把他们随身带的旱烟袋递给我父亲，我父亲不抽烟，所以客气一番也就作罢。其中有一个乡村兽医，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一脸的和气。有时候在路上遇见我会很亲热地打招呼，只是当我知道他的成分是地主之后就不再理睬他。这个地主家是兽医世家，医术在当地非常有名，据说也偶尔给人看病。因为他家祖辈几代都是兽医，医术也不错，所以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在解放前置买了些土地。只是不亲自耕作，主要是租给佃户，每年收租。解放后，成分被划为地主。由于没有血债，只能算一般地主，但是他依然没能逃脱在历次运动中被批斗的命运。在批斗会场上，挂着大牌子的他满脸羞愧，不断地咒骂自己，还有一次甚至抽自己的嘴巴和脸。其中一次批斗会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大队干部让民兵把他押来批斗，在他家里没有找到他，最后在他的儿子家里找到。原来，他的儿子发高烧，他去给儿子配药并且照顾儿子一个晚上。民兵把已经十分疲惫的他押至会场进行批斗，由于时间太长，我看到晃晃悠悠的他几乎要倒下去。批斗会进行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他生病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会场，并且冲到台子上，“啪啪”地打了他几个耳光，紧接着就是愤怒的声讨，还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在人群雷鸣般的掌声中，地主歪歪斜斜地倒在台子上，批斗会也到此结束。我惊诧于他儿子的表现，在他倒地的那一刻，我吓得躲出去很远。
当人群散尽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生病的地主儿子偷偷地回到台上，把他的父亲扶起来，然后背在肩上。可能是生病的原因，下台子的时候，两个人不小心一下子摔倒在台下，倒在地上的父子俩终于忍不住抱头痛哭。他们悲痛的哭声让我记忆了几十年，每当我想起这个场景，都会不寒而栗。
大约是二〇〇七年的春天，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湖东。村子里除了砖房多了一些之外，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简易的乡村公路已经通到了这里，有了电灯，也可以接收到手机的信号。我家曾经居住过的房屋还在，已经由当地的百姓居住。我把车停在村外，一路走进去。村里已经没有人认识我，他们打量着我这个外乡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些年纪稍长的村人还记得我的父母，当他们知道我是谁的时候，依然非常热情，端茶倒水，忙个不停。在寒暄一番之后，我忽然想起了村里的那个地主，还有他的儿子。于是，我试着问他们的情况。“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他的儿子也死了。你看，那就是他的坟。”顺着老乡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可以看见村东头不远处的麦田里有一处矮矮的坟茔。
春天的田野散发着浓郁的春的气息，大片绿油油的麦田向天边延伸着。我沉默着向那座坟茔走去。坟茔前没有墓碑，我随手采摘了一小捧麦田边生长的野花，俯身把花束放在坟前。这些花儿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曳着娇小的身姿。它们似乎要告诉沉睡在地下的人们，春天已经来了。
我的目光越过田垄向村庄望过去，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好像睡着了似的。我该走了，就在我沉默着向这块土地告别的时候，忽然惊奇地发现，覆盖着灰褐色泥土的矮矮的坟茔上面，已经开出了星星点点的不知名的花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