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困惑的浪漫:创造社与郁达夫

文摘   2024-09-12 22:39   山西  


困惑的浪漫

——创造社与郁达夫

文 | 南冥






上篇


知觉,想象,创生——创造社的流变



一、知觉


创造社历来被视为“异军苍头突起”[1]的中国本土“浪漫主义”文学高峰而与文学研究会并峙,与后者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相对,前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艺术功利主义,高扬文学自律的“全”与“美”,主张生命感受与文学创作的合一。如成仿吾所说:“真的艺术品能使我们沉没在作品的世界之内,把作者与读者构成的世界完全忘了”[2];“至少要能使我们把我们的世界完全忘了。”本着对艺术本真性的执著态度,创造社成员自然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不仅介绍了大量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流派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团体形象上极力向浪漫主义靠拢。


陶晶孙曾说:“《创造》在发刊时,沫若说要把新罗曼主义为《创造》的主要方针。”[3]毋庸置疑,创造社的文学风格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有许多共通之处:西方浪漫主义据以区别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是个性主义,而郭沫若正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4]。浪漫主义者以自由独立的内在经验为创作源泉,创造社成员同样也把“内心要求”作为创作动机和灵感的来源。然而,这些说法都只是根据主观的外部印象所做的推测和联想,要在承认合理性和共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内在细节与差异,则需要对这些笼统的说法进行澄清。


关于创造社的宗旨,郭沫若曾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5]郑伯奇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本质的看法:“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6],而且“是自我的最完全,最统一,最纯正的表现。”由此可见,创造社的真正主张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自我表现”而创造,其文学创作乃出自无世俗功利和宏观背景考虑的自我纪念,以及人格意义上的自我抒写。由于自我表现的方法始终是现实感受的抒发而非纯粹艺术理念的外化,因此创造社的“浪漫意向”或“浪漫姿态”与西方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有着根本差异后者长于对超现实世界和理想、幻想的构造与描摹,具有崇拜自然、重视全体和谐的泛神论倾向,前者则更多关注主观感受和对外部世界的感应,幻想或理想仅仅为现实体验服务,与自然一道作为表现内心的手段。突出浪漫主义手法对表达“现实”的辅助作用,体现了这种浪漫意向强烈的实用色彩,让人联想到文学研究会宣言中一段著名的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治文学的人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7]早期创造社对待文艺的态度似乎与文学研究会有相似之处,浪漫表象下的现实考虑和务实心理实际上揭示了创造社早期观念中的诸多矛盾。


视灵者之梦
Non coerceri maximo, contineri 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 为学以实之。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