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直觉 ——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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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直觉

——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闫缜尔

观察社会现实，与进行理论思考，貌似两件不相干的事，实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后者的训练和习惯，前者观察到的是一地碎片。如果没有前者的介入和印证，后者想象到的一定是梦呓。这是打开这部书立即专注起来产生的第一个直觉。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行色匆匆，或者伏在案头上处理文牍，所谓的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在延续？所谓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激荡，在我们的思想世界里有多少被吸纳？我们的文化自信有多少依赖于，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的文化自觉？在现实的生活场域中，如果做不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同到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上，是没有资格言及先进性的。

该书的总论部分提到，尼采在讨论大卫·施特劳斯的文章中，批判“有教养的市侩”。在尼采看来，在当时赢得普法战争的德国人，他们终究还是市侩，“因为他们是模仿者、抄袭者，永远是自己眼中的‘经典文化’的小学生，兢兢业业地要使自己有教养，学习起来孜孜不倦，但其实只是在找一种小办法、小形式、小套路让自己变得‘有文化’，不在高雅的场合丢人现眼，满足某种虚荣。”这话听起来，仿佛是历史的回音，响彻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换位思考，抽去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场景，同样能令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文化领域里仍然是“一个模仿者、一个小学生”的自己感到汗颜。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足以引发对“守正创新”极端重要性的认知。而守正创新不是一个可以人人随便喊几句的口号，它必须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砥砺而行的文化性格。这是读者从中悟出的第二个理论直觉。

作者指出：“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场实验，一个‘项目’，一个由此及彼、目标明确的过程，它还有另外的涵义和更高的目的性。”作者的优思在于：“如果我们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没有一种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己的意志和想象力，我们就无法超越变动，而在变之上把握住一种不变的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而是自我否定过程中内在的自我确认、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当回顾这些年来，我们从致力于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心路历程，是一条多么富有预见性的路，而且在这样一条轨道上，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实践。这是读者从中悟出的第三个理论直觉。

作者在分析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对其超越的黑格尔辩证哲学时指出，西方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制度安排，有其“史前史”的积淀和“属于法学之外”的东西支撑的，而曾一度的所谓“西化”主张，恰恰忽略了或者并未考虑到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点和“先前的东西”。它的要害在于要“把别人的‘已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出发点搬过来。它想要别人的法、别人的权利，但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正视别人的法的‘史前史’。”这就是脱离本国国情而照搬西方的哲学上的乌托邦。换言之，中国道路应该符合中国国情。这是读者从中悟出的第四个理论直觉。在这里，涉及到黑格尔一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作者认为，“他的意思是，合理的东西一定会在历史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定会冲破种种阻力和压制，或以和平改良，或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到来，而现实中的变革因素是挡不住的。”也就是说，“你只有意识到自己是特殊的、有限的、同时又是自由的，你才能把自己的历史作为普遍的东西来理解，或者说，才能把一般的、无限的东西作为‘实体’，即作为自身矛盾的具体展开来对待。”在黑格尔看来，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一与多、同与异的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的辩证过程。“这就是否定性推动辩证法的运动。”由此，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过程与前景。

我们通常讲，爱国是一种精神。而在黑格尔看来，爱国是一种自由。何以见得？在黑格尔的前辈康德那里，国家的概念还只是一个抽象原则，而个人的道德和市民社会的契约是绝对的。而在黑格尔的时代，他认为“国家绝非建立在契约之上”，更不是“本于一切人的任性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是绝对的，是独立于个人意志的总体意志和理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我的实体性和特殊的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我，这就是国家。“在利益和目的当中，因此这个他者对我来说不再是他者，而就是我的内在规定，而我有了这种意识，我就自由了。所以爱国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更高的自由状态。因为你意识到你的利益体现于国家，和国家不是一个我和他的关系，而是我和我的关系。”爱国是自由的，这是布尔乔亚思想自我意识“内在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如此，在资产阶级成熟和发达阶段依然如此，读者从中悟出的第五个理论自觉是：我们不要总是以为中国人在爱国。放眼世界，爱国是一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

“事非经过不知难。”通常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历史、政治，实则也充满着哲学的智慧。在黑格尔看来，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一部“争取承认”的历史。在他看来，人首先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但最后人要变成自为的存在，变成有自我意识，并且又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意识的“概念实体”。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断吸取别人的、异己的、外在于我的东西来丰富其自我意识，但这样做却是为了自我的确认，为了得到他人的承认；只有得到他人承认的自我才是主体。总之，没有“承认”就没有“成人”，只有被另一个自我，被他人承认的自我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是读者悟出的第六个理论自觉。这里有一个“主人与奴隶”的隐喻。“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自为”的存在；“奴隶”，我们可以理解为“自在”的存在。主人和奴隶都受制于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奴隶劳动者的产物，而不是主人战士的产物。如果没有主人，不可能有历史。这仅仅是因为如果没有主人，就不可能有奴隶和劳动。“由于奴隶的劳动，奴隶能改变自己原来的身份，也就是说，最终不再是奴隶。劳动是双重意义上的教育：一方面，劳动改变和改造世界，使之人性化，使之适合于人；另一方面，劳动改造、培养和教育人，使之人性化，使之符合人对自己形成的观念。”这种文化劳动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政治实践。

尼采这位仁兄，在世人的眼里他是个疯子，在哲学家的心中他是个天才。他的“超人”概念源于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齐名的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位哲学家），而他的“权力意志”，则来源于叔本华（在大学校园里与黑格尔分庭抗礼的哲学教授）。尼采被视为颓废时代的英雄。他“狂放不羁地痛斥这个阶级在其颓废和虚无主义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奴气和衰败。”可是，在卢卡奇眼里，这是小骂帮大忙，因为尼采所做的一切都在召唤一种具有叛逆和颠覆倾向的思想激情，一种超越市民阶级——基督教道德秩序的本能和生命意志；而这种“颠覆”和“价值重估”的批判，最终都指向现代西方这个文化主体的根本性的自我重建，指向它的“永恒的复归”。由此，读者感悟出第七个理论直觉。在多元化与碎片化的语境当中，所谓的“躺平”之风日盛，多么需要思想的力量。而这种思想的力量，又多么需要起到振聋发聩和引领千军万马的恢宏气势。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尼采作为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广为接受的人物，他影响的并不是大众，而是那些影响社会风气的“道德精英”。

尼采发现，现代人通过崇拜历史，把历史神秘化，把历史变成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把自己和当下看成是这个过程的末流。因此，他对这种“历史主义”展开批判。他认为这是自我意识的堕落。他认为，“历史的过于饱和”对于人生是危险的，它损弱了人格，稀释了道德、正义，阻碍了个人的生长成熟，使人甘于作为后生和末流的信仰，陷入犬儒主义的情调。由于陷入到这种“历史病”，现代人一方面博闻强记，长于学习，想通过知识把一切时代的精华尽收眼底，可同时他们却又神思恍惚，没精打采，无所适从，因为我们已经迷失在“知识”、“学术”、“信息”和“历史”的符号迷宫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历史的重负也是一种道德的重负，让当代人在行动的时候瞻前顾后，失去了勇气和力量。尼采进而指出：这种“历史的重负”，是由“纪念碑式的”、“好古的”和“批判的”历史态度造成的。由此，尼采得出的结论即是“文化意志的超越”。尼采的历史观，是由他总体的哲学观决定的，但他所指出的现代人或当代人精神的迷失，倒是切中恳綮的。于我们而言，历史并不是包袱。历史是巨人的肩膀，我们不应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尤其是不能割断历史的脐带，只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的自我意识不能因历史而堕落，而应该因历史的厚重而更加清醒和坚定。这是读者悟出的第八个理论直觉。

紧接着便有了第九个理论直觉。如同尼采的发问，德国军事上的胜利是不是也意味着文化上的胜利？当我们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同样达到了这种程度？尼采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爱国背景并没有影响他的观察和判断。“他首先看到的是，巨大的胜利里面往往包含着巨大的威胁，而人类天性承受胜利要比承受失败还难。”德国现代史是随着法国人的进入而开始的。“歌德和黑格尔等进步思想家甚至半公开地同情拿破仑统一德国的行动，认为这在替德国清除封建残余。”历史也恰恰证明了一个国家文化是如何主宰民族命运和悲剧的。“随着德国统一和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德国社会内部矛盾和英法美代表的‘西方’的冲突也日益激烈，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两次世界大战。”而在这样的历史演变之前，“如果说尼采在他对德国文化的乌托邦憧憬中感受到一种隐藏着的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那么他在现实中则始终高度警惕那种‘忐忑不安地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因为后一种东西可以窒息前一种东西，使它变形、萎缩、枯竭。他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现代的‘有教养的市侩’。这是‘一群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什么东西的人’。”现代文化的颓废和衰弱，现在德国之所以没有希望，就在于现代人都各就其位、真理在手；都觉得自己站在“历史进程”的顶峰，左顾右盼，沾沾自喜。尼采则指出，德国文化如果真的灭亡了，就一定亡于这种自负。在尼采眼里这一方面是文化的时代病，又是时代的文化病。尼采所说的价值重估具体所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跳出这个东西，这不单纯是德国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腐蚀。“有教养的市侩”！仿佛一声巨大的轰响，令人芒刺在背。希望这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

我在接续阅读张旭东教授这部长篇讲座时，正是2024年11月6日的早晨。许多人都在内心焦灼地等待中午将分晓的美国总统大选。在许多人看来，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哪一个当选，对中国都会是一个德行。诚然，这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但是通过对尼采对西方“市民——基督教世界”道德秩序的颠覆理论来看，似乎大选的结果早已注定。我敢笃定特朗普是赢家。第十个理论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站在全球化时代的视域里，晓知目前在世界范围里，那个阶级是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不仅代表着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而且还代表着“新质文化力”。这个阶级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超越尼采“神话”论的那群人。简单地说来，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激荡中，渴求“变”而打破“僵化”格局的人气在日益上升，而他们所要寻找的代言人，即便特朗普不是最佳的人选，也是不二的人选。这种预测是否准确，几个小时后便会分晓，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如何在西方的压力、传统的结合、理想的整合中，保持我们真正的集体认同和整体的归属感、方向感。

尼采对艺术的推崇，集中体现在他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推崇上。在他看来，艺术并非人生的战斗本身，而是“战斗前和战斗中的休息”。当我们疲倦时翩然而至，帮助我们恢复精神和勇气的梦。“个人所遭受的巨大的痛苦，人类认识的不一致，最终认识的不可靠，能力的不平等，这一切使个人需要艺术。”因为“艺术的伟大和必不可少正是在于，它唤起了一个较为单纯的世界、人生之谜的一个较为简明的解答的外观。”它使我们在事物的普遍认识与个人的灵性和精神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严重的时候，弦并没有因此而崩断，因为我们有艺术。由此，悟出的第十一个理论直觉是：当我们面对外部压力而不能中断战斗和工作时，读书可以让我们暂且得以舒缓。我想到毛姆将读书作为一个人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说的就是同一个道理。思想者是痛苦的，但思想者需要通过思想来缓解这种痛苦，而这种缓解能够落到实处，便是理论作为中介，这就是读书沐浴理论的深层动因。

韦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广为人知。他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叙事：“现代性对德国和西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们的新教本身包含并开启了资本主义伦理，勤奋地工作，觉得生活的意义在于劳动、生产，在于资本的积累。这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生活方式。而这生活伦理正好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无情的机器社会、金钱的社会、官僚体制的社会的要求一拍即合。这个历史，对我们新教徒来说，不是外在的。所以我们的历史没有断裂，我们的文化和自我认同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连贯中。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但这不可能是中国人、日本人或印度人的历史。非西方人想要现代就得放弃自己的非西方的价值认同，只有西方人才唯一地能够把现代世界内在化。对于非西方人来说，现代世界是外在的，内与外是分开的、对立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它是内在的，内和外是打通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西方人，而身为佛教徒或印度教徒，那你若要现代就必须放弃做佛教徒或印度教徒，因为只有基督教新教徒才能够真正地现代、发自灵魂的现代。”这段话从另外一个角度，使读者悟出第十二个理论直觉：中国式现代化只能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据。我们要构建出自身的面向世界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韦伯在他的作品中提出这样的设问：“你以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社会达尔文的思维就是：谁经济上更强，谁生产技术上更好更进步，谁更会做生意，谁就是一个更伟大的民族，谁就是最终历史意义上的胜利者吗？不是。”首先，高等民族经常被低等文明打败。工业革命之前往往是这样的。实际上，当代人面临同样残酷的生存竞争，只不过这种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现在变成了经济竞争，后来变成政治制度的竞争，再后来变成一种全民文化的竞争。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培植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他说，如果我们德国在西方大国的压力面前分崩离析，分成十个小国，大家过的说不定可以更好。“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素质。”这是一个所谓的价值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人的问题。“经济政策、国家政治、文化生活，归根到底，都走到这个问题里来了，这就是我们决定做什么样的人。”他希望德国中产阶级有抱负、有理想、有作为、有道德担当和行动的勇气。这个思想，给读者的第十三个理论直觉是：我们在强大自身的经济的同时，如何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升华。经济上去了，精神下来了，那必将注定是失败的。一百多年前的韦伯先生讲道：“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他在这里的论战对手是那些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生存空间”和“自由空间”，指的是版图、经济活动，再下一层的是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和价值空间。至于哪个更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2024年11月8日

读写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