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视域中的知识分子
——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闫缜尔
导言
爱德华·W·萨义德（1935~2003）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家，生于耶路撒冷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哈佛大学博士，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名校。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代表作之一。本书提出：“知识分子应该特立独行，不应该与当权者妥协，誓行独立的角度提出批判。”中译本于200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译者单德兴。本书是作者于1993年，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思系列讲演，向英语世界大众传播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见解的一部合集。
为什么要阅读此书呢？首先，“知识分子”的题目本身就具有诱惑力。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沾边。其次，西哲的思维与我们的固然不同，却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因为是讲演的形式，自然减少了许多晦涩难懂的成分。这对于学术之外的读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再次，浮泛地阅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难免有“碎片化”之嫌，但反躬自问，当下的人们又有谁不是生活在碎片化的文化语境之下呢？哪怕是吉光片羽，只要有助于思考。便具有足够的阅读意义。
（一）知识分子：一种寂寞的处境
萨义德说他系列讲演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人、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他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的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
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这个主题在他对知识分子的说法中扮演重要角色。知识分子没有定则可以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对于真正世俗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没有任何神祗可以崇拜并获得坚定不变的指引。知识分子面对一套具体的选择，他在演讲中所要刻画的正是这些。首先当然就是这个观念：所有知识分子都向他们的阅听大众展示着什么，而在这么做时也向自己展示了自己。
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局外人角色时，他心目中所想的是：“社会权威铺天盖地而来的强有力网络——媒体、政府、集团等等——挤压、排除了达成任何改变的机会，使得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经常感到实在无能为力。执意不隶属于这些权威，在许多方面是无法促成直接改变的，而且可悲的是，甚至经常被贬抑到目击者的角色，来见证这些恐怖，否则就无人记录。
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状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既没有职位要守护，又没有地盘要巩固、防卫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因此，自我嘲讽多于自吹自擂，直言坦白多于吞吞吐吐。然而，不容回避的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默然处世的状况要好。
（二）知识分子的代表：处于孤寂和结盟之间
萨义德说：身为知识分子，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它们，也关系着自己作为尝试促进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这些形诸言辞或笔墨，是因为经过再三省思后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很复杂的混合——一方面是来自我的经验的个人的历史、价值，写作、立场，另一方面是这些如何进入社交世界，人们在其中辩论、决定有关战争，自由，正义之事。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总之，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共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我的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我在阅读萨特和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以为籍籍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
今天的知识分子代表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最佳、最诚实的答案之一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认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决定。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三）为民族与传统设限：个人的利害得失在所不计
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宇宙的本质、对于掌握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希尔斯后来又说：知识分子站在两个极端，不是反对盛行的准则，就是以某种基本上调和的方式存在着，以提供“公共生活中的秩序和延续”。
然而，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么高声抗议，都无法超越联系个人与家庭、社群、民族的有机关系。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
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述、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在公众意识中，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而这些都可用于持续不断的斗争或投入战斗的社群。反之，人们在批评一个社群的恶行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被社群内的派系归为错误的一边，有时是其他团体动员起来发难。知识分子的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知识分子总是很容易且经常落入辩解和自以为是的模式，对以自己族裔或国家社区之名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虽然那最会惹人反感，但知识分子仍需发言反对那种集群的习性，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则在所不计。
（四）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在萨义德看来，流亡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的情境。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和，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
《道德的最低限度》一书的作者阿多诺说：严格说来，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据说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陈腐的契约为代价。有一种说法叫作：“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对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知识分子基本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滩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着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意味着从来不以孤立的方式看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流亡者”，你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失去的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直呆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经历失落曾经拥有的事物，更不必去体验无法返回过去生活的那种折磨人的回忆。
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五）专业人士和业余者：专业性的奖赏与业余者的良心
萨义德说：19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倾向于强调个性，知识分子经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是个独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顺服社会，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会定见的反叛者。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是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其实，知识分子既不该是没有争议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为友善的技术人员，也不该试着成为专职的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虽能预言却不见信于人），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悦，而且无人理睬。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的约束——不管社会如何自由开放，不管个人如何放荡不羁。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该为人所听闻，实际上应该激起辩论，可能的话更要挑起争议。完全的沉寂和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
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这些人主要是为了学术上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它只从文化银行中提款，而未作任何投资。”
萨义德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萨特说过，知识分子在被社会包围、劝诱、围困为下，要求成为这样或那样时，更成其为知识分子，因为惟有在那时和那个基础上，才能建构出知识分子的工作。他1964年拒领诺贝尔奖，正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行事的结果。
在萨氏心目中，挑战知识分子的机谋和意志的压力是普遍可见的。但可以用他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这些压力中的第一个就是专门化。专门化意味着越来越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越来越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陷入专门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
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做法是战后世界中更特殊的压力。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为合格。这些权威指导你说正确的语言，引用正确的权威，局限于正确的领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图的知识领域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专业态度的第三个压力就是其追随者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六）对权势说真话：最大的善，导致正确的改变
萨义德认为，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这些诱惑，还就某个程度而言，我们全都如此。没有人能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你也做不到。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杂志，也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我一向乐于到大学演讲，却总是拒绝其他方式的邀请。我认为自己并不受限于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并不因为只有教授现代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正式资格，而把自己排除于公共政策之外。我所说所写的是更广泛的事物，因为身为十足的业余者，我受到各式各样的献身的激励，要跨越自己狭窄的职业生涯。
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典型例子就是19世纪的杰出法国知识分子托克维尔。他以人道方式抗议美国胡作非为，却以他所谓的国家尊严之名来纵容法国的殖民主义。他们生活在困惑的时代。我们必须能说，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
（七）总是失败的诸神：因为知识分子的世俗性
每位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宣扬、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意识形态，当然期望它们能在社会发挥作用。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20世纪的大作家热内就说过，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写文章或发表意见。
《失败的上帝》的作者克罗斯曼在该书序论的结语中，以强调的神学语气写道：“魔鬼一度住在天堂，没有见过魔鬼的人遇到天使时也不大认得出来。”知识分子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间并反驳权威，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毫不质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的最大威胁之一。
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和方法指令行事。既能成功地达到那个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觉、扎实——任何感受到这种欣喜的人，将体会到那种融合是何等的稀罕。但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或权威来引导之间选择。对于世俗的知识分子而言，那些神祗总是失败。
结语
萨义德在接受中文译者访谈时指出：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一点是我特别要说的。我的重点在于不负责规划、制定政策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顾任何艰难险阻。在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理念重要，还是批评更为重要。而我采取的立场是：批评更为重要。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成为我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并且拥有一官半职。
我已经学会如何和疾病相处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学会如何不一直去想它。那是最大的教训——能够只集中于眼前所做的事，活在今天，而不去担忧明天——“我明天会怎么样？我明天能做这个吗？”诸如此类的事。因此，我学会了一种新纪律，而这是必要的。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觉得乐观，我觉得沮丧。我的意思是说，我会死，但当然每个人都会死，能够坦然面对是一种定力。
2025年1月1日
读写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