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事实说话——读《文心雕龙》事类篇第三十八
闫缜尔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设若雄辩，再加持事实，犹如猛虎下山一般。这说的是事实在言辞表达中的重要性。
“事类”篇论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典故以证明今事。刘勰认为，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说明意义，这种作法可追溯到周文王演绎《易经》的卦辞。这种手法，是经典中经常运用的通则。到了东汉以后，更是如此。“捃摭（音郡直）经史，华实布濩（音户），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文章是才学的结晶。才是里，学是表。“表里相资，古今一也。”刘勰用了一段精美的文字，阐明才与学的关系，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他说：“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音谆毡）于事义，才馁者劬（音渠）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导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
人的才力是天分，虽然勤能补拙，但想要有神奇造化，显然也十分地艰难。如果人的学识贫乏，通过后天的努力，勤而用功，是比较容易补足的。而且，学识的补足，也能够有助于才力的开发。那么，怎么办呢？“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音高）也。”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典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nòu），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从汉代杨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有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
“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庶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音俊）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博学识需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
正如三国时代刘劭在《赵都赋》所说∶“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斥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同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同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一般。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笑话。比如曹植、司马相如、陆机等人都出现过张冠李戴的错误。那些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总之，儒家经籍深精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森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出自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作为文章的基本手法，实则在《文心雕龙》诸篇中都有完美的体现，可见刘勰是善用事实说话的高手。今人作文章，要善用事实说话，一则须到历史中挖掘典故，借助古人的言与事，来论证今天的事理。二则须到现实中发现故事，用生动的事例和广为人知的道理，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正如刘勰所强调的，用典引文必须准确，不是为了引用而引用，而是“有如出自其口”，不能出现“文章殆同书抄”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不能成为书呆子，也不能成为“书袋子”，而是要通过旁征博引，来涵养和体现作者的书卷气。
2025年1月7日
读写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