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第一性是在充分了解原因和后果的前提下，明确表达和参与集体选择的能力。
——华康徳
（摄于盟军博物馆，柏林，图为冷战时期美国指挥官官邸的糖果模型）
作者：Besnik Pula
博克曼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一部思想史，一部冷战时期经济学领域的社会学著作（特别是通常被国民经济分析所忽视的跨国流通和互动），以及一部关于潜在未来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这些可能性在 1989 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凯旋中消散。
博克曼有力地指出，新古典主义传统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它比新自由主义所依赖的狭隘且主要是规范性的假设更广阔、更多样、更开放地接纳非资本主义形式。通过对新古典主义传统的讨论，博克曼旨在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放任/中央计划和市场/国家二分法。
经济学家之间在市场与计划系统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就经济效率和/或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言）方面存在着分歧和分歧，尤其是在战前时期。正如博克曼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经济中，计划，作为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协调机制，取代市场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由来已久。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瓦尔拉斯早在 1860 年代就承诺了社会主义的愿景，正如他在 1896 年的一份声明中所解释的那样，“奴隶制、劳役和无产阶级 [涉及] 同一问题的三个经验阶段，即财产和税收，或社会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继瓦尔拉斯之后，帕累托宣称市场和国家计划模型在理论上是等同且可以互换的。博克曼指出，帕累托的“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概念仍然是经济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帕累托利用这一概念论述一个假想的社会计划者在理论上可以有效且成功地管理一个没有自由市场价格的“生产部”，实现完全的帕累托最优。在博克曼的叙述中，更重要和更具影响力的声音是帕累托的同事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他开发了两种计划经济的替代模式，“一种是集中式的，国家组织生产，没有消费者的投入；另一种是分散式的，公民选择他们的消费和职业”。
（Enrico Barone的维基词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新古典主义传统所固有的，并非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无论经济学家的政治立场如何，纯粹的竞争市场和中央计划社会主义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新古典主义理论是一个“星系”，允许多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包括可能的非市场体系。甚至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也可以被解读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版本，因为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批判经济学”，而奥地利学派则被认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 1950 年代及以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东西方经济学家共享的术语和认识论框架。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东西方经济学家在“米兰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等场所重新建立沟通渠道，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双方沟通的语言，允许他们对经济制度进行正式比较，并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效率和最终效用进行辩论。例如，在西方，这一时期形成了比较经济制度的分支学科，它主要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源于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辩论”。在东欧，新古典经济学被用来发展和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和权力下放模式，其中一些显然受到了巴罗内和兰格著作的启发。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广泛影响相比，新自由主义（主张较小的威权国家、自由市场以及等级制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一种非常小众的政治立场。
在 1960 年代大部分时间直至 1980 年代末，东欧的改革辩论中，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的规模和企业权力下放（即工人自治）的程度，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一位主要经济学家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等级制企业和自由市场。博克曼用一则轶事来说明这一点，这桩趣闻涉及南斯拉夫出生的（后来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拉尼米尔·米拉诺维奇（Branimir Milanović）和杰弗里·萨克斯。1990 年，萨克斯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书店偶然遇到米拉诺维奇，便请他在自己的新书上签名。米拉诺维奇在献词中写道：“献给杰弗里·萨克斯，他正在努力拯救社会主义。”看到献词后，萨克斯十分震惊，他回答道：“我不想拯救社会主义；我想埋葬它。”显然，1989-90 年间东欧经济学家与当时主导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米拉诺维奇和他的东欧同事仍然坚持认为 1989 年是“拯救社会主义”的一年。
在博克曼的评估中，当时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包括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匈牙利的科尔奈和贝拉·契科斯-纳吉（Béla Csikós-Nagy）、捷克斯洛伐克的克劳斯、俄罗斯的盖达尔、南斯拉夫的布兰科·霍瓦特（Branko Horvat）、约热·门辛格（Jože Mencinger）和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ar Bajt），以及世界银行（在 1987 年发表的一份政策报告中），设计了多种摆脱中央计划模式的道路。这些想法多种多样，比如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引入价格竞争，重建中央计划系统，以及完全权力下放，最终实现工人自治企业的权力下放（南斯拉夫或“伊利里亚”）模式的愿望。在博克曼看来，所有这些都代表了 1989 年后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可行替代方案。
然而，声称 1980 年代末改革派经济学家的种种设想代表了可行的历史替代方案是可疑的。博克曼没有完全解释为什么许多东欧经济学家，甚至是她引用的那些经济学家，突然转变了立场，接受——甚至提倡——迅速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和迅速瓦解旧体系的必要性（在博克曼的视角中，他们无异于集体叛变）。也许他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学术经济学家？或许是因为她忽略了中央计划失灵造成的改革紧迫性、苏联局势和国内局势的突然变化摧毁了计划经济的政治基础、 1990 年东欧工业遭受的重大外部冲击（取消与欧洲共同市场的贸易壁垒以及苏联突然决定停止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验真的可能在各个国家经济中发展吗？
博克曼注意到，在经济学学科的历史上，存在着各种相对完善的（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替代性模型，例如市场社会主义、伊利里亚模型（从真正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中抽象出来的完善模型）、企业家社会主义、合作社等等，然而，熊彼特曾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社会主义经济）逻辑的合理性，能够使任何人转向社会主义”。然而，她将改革时代的政治分析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无法解释苏东地区奇迹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因何而发生。
（作者的官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