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在 1989 年转型之际，对‘人民’怀有深深的怀疑，他们知道人民根本没有应有的责任感或文明素养。这种深深的怀疑，而不是西方顾问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提出的转型战略——即‘休克疗法’——的特殊之处”
——出自本文的注释
（冷战时期美国指挥官官邸，柏林）
关于政策选择的传统观念，即国家与市场二分法，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正如华康徳所说，新自由主义是一项重塑国家的政治工程。
跨国右翼在新自由主义中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强调。然而，华康徳、大卫·哈维等学者都承认，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可能在新自由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助力作用。斯蒂芬·科利尔直指跨国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角色，认为我们不仅要思考“对右翼政治的熟悉批评”，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左翼政治”。科利尔警告我们不要过早地认为“我们知道谁是坏人（新自由主义者）；我们知道谁是好人（那些遭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苦的人，或抵制这些改革的人）；我们知道正确的政治承诺是什么（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多的团结、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正义）”。事实上，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有着令人惊讶的政策偏好和政治立场——例如詹姆斯·M·布坎南对正义和再分配的支持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国家的支持。
然而，尽管学者们现在认识到右翼的多重且往往相互矛盾的计划，但他们并没有正视左翼的多重且往往相互矛盾的计划，后者的这些计划通常被理解为对狭隘的国家导向计划的支持：通常是回归凯恩斯主义、支持普遍的国家干预或过去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国家与市场的二分法掩盖了左翼和右翼的多重计划。
博克曼的核心论点是全球激进社会主义运动所创造的扩展政治和公共领域无意中为精英阶层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扭曲和分化这些运动并拉拢其成员来实践新的剥夺式积累形式。因此，这些非新自由主义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塑造了新自由主义本身。过往学者聚焦于专家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博克曼的视野扩展到了 广泛的跨国社会运动。
博克曼认为，资本家和右翼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动的，他们只是在应对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创造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是精英阶层将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作为复兴的源泉，整合到资本主义本身。然而，我进一步认为，精英阶层不仅将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整合到资本主义中，还将批判社会主义的观点，乃至“新公地（new commons）”（它们由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所创造且之后被关闭的），整合到资本主义中。
在与新自由主义的残酷进行对比的时候，学者们美化了凯恩斯主义时期，由此忽视了这两个时期都存在的对穷人的家长式管束、市场化、中产阶级化和城市更新。在吉姆·克劳时代的美国或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福利国家具有排他性和惩罚性，对政治和经济参与同时加以限制，并抛弃了某些种类的居民。
针对福利国家的排他性，第二波女权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将经济、文化和政治正义诉求整合为系统分析和激进社会变革方案，并在 1970 年代在华盛顿特区等城市得以实现。激进黑人权利的倡导者制定了经济赋权方案，创建了新公地，并实现了新的所有权形式。他们创建了新颖的所有权形式（住房合作社、土地信托）、资本形式（小额信贷、信用合作社）和劳动形式（工人合作社），这些形式可以与既有的公共财产形式和其他国家法规共同发挥作用，这些法规也是新的政治空间。
激进社会主义运动要求包容并建立新的赋权机构，但它们使用的术语往往被误解为新自由主义：反国家的共产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自助、权力下放、参与式民主和文化认同。最著名的是，在苏联将南斯拉夫逐出东方集团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拒绝了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一般的“国家主义”。南斯拉夫官员试图建立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通过结束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分散国家职能、建立工人所有和控制的公司以及创建自由市场，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stateless communism），但显然没有成功。南斯拉夫政府与不结盟运动合作。不结盟运动追求“自力更生”和“自助”，尽管是以集体意义来理解的。为实现自力更生，国家应脱离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基本需求方面实现自力更生，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合作（从而建立集体自力更生），实施国际经济新秩序以重建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并通过改变国内阶级结构、分散生产和扩大参与来实现地方自力更生。1967 年的《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倡导使用合作社和国有化：“国家所有的主要生产和交换手段必须通过政府机制和合作社由农民控制和拥有”。因此，不结盟运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社会主义、全球黑人民权和女权运动以及许多其他运动都寻求新的经济所有制形式、权力下放、直接参与和文化认可，以此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方案。该方案各方面的实现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和新的公共领域。
在整个 1980 年代，东欧人试图实现非国家的社会主义（non-state socialisms）。东欧政府将国有企业移交给工人，希望实现企业自治、工人控制和国家的退场。到 1980 年代末，工人自治管理在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各地盛行，尽管并非在所有企业中都存在。在波兰，“员工委员会在 1988 年和 1989 年得到了振兴……1989 年团结工会与执政党之间的圆桌谈判重申了工人自我管理的权利”。重申的权利“巩固了工人关于企业属于员工的意见。因此，工人认为私有化意味着正式的所有权将直接转移给他们，或者至少他们在重组的规划和实施中应该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在 1987 年至 1988 年，苏联的改革赋予了集体更多的权利，鼓励合作社和将资产租赁给集体。到 1991 年 8 月，苏联有超过111000家合作社在运营。在整个东欧，经济学家也呼吁租赁国有企业，并由非国有实体拥有这些企业。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改革将为市场竞争、企业自主权以及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创造必要条件。
如今，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对国家、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以及这种对自助、自力更生、权力下放、包容、民主和市场竞争的呼吁，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激进主义者将这些呼吁和以他们的名义创建的许多机构理解为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广泛系统性变革的一部分。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的新机会是 1960 年代激进左翼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猛烈抨击带来的结果。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批判运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而是因为这些批判及其相关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这些政治项目以被拆解和重新利用的形式，塑造了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