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李卜克内西应该进疯人院，罗莎·卢森堡应该进动物园。”
——马克斯·韦伯
（罗莎·卢森堡之墓，衣冠冢）
注：原文是基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罗莎·卢森堡”一文的读书笔记，有着过于鲜明的立场性，不够客观，整体来说是一篇无条件称颂卢森堡的战斗檄文。而我想做的无非是基本背景的介绍，因此对本文进行了大幅删减，甚至添加，但仍然无可避免地保留了文章底色。
我也看过阿伦特的这篇文章，并于上周日参观了位于东柏林的社会主义者公墓：在一个水晶状的纪念碑下，几位国际共运和东德政府的重要人物（如恩斯特·台尔曼、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墓碑呈环形围绕，如众星捧月，占据最显眼中心位置的便是罗莎·卢森堡之墓。晚饭过后，我们去巴比伦影院看了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该影院坐落于罗莎·卢森堡大街。
（社会主义者公墓全景）
罗莎·卢森堡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自由永远是持不同想法的人的自由。”这句话出自她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后对列宁及其党派的一篇同志式批评，是在她因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服刑期间写的。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我们都应该通过仔细阅读她的话语并冷静考虑她的处境来纪念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曾说“在（杰出政治家的）完整传记里，历史不是被视为一位著名人物生平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相反，它就好像历史时代的白光从一位伟大人物的棱镜中穿越并被他折射，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光谱中，就能获得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和世界。”阿伦特问到：“如果我们透过罗莎·卢森堡的生活和工作的棱镜去观看的话，历史是否将呈现不同的面目？”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 1919 年末德共 (KPD) 的共同创始人，并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周。他们希望德国革命能够挽救俄国革命，使其免于孤立，甚至掀起整个欧洲和世界的革命浪潮。欧洲各地确实发生了激烈的劳工斗争，世界各地也成立了左翼政党；但革命浪潮退却了，在德国，革命左派被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领导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密切合作所粉碎。
这些事件印证了卢森堡的信条：没有哪一群革命者，无论他们多么有远见，能够简单地从头开始“制造”一场革命。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卢森堡的观点。资产阶级媒体很快就在头条新闻中宣称：“柏林秩序井然！”1919 年 1 月 15 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秘密逮捕并被杀害。
1918 年末，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出狱，一头扎进了德国革命的风暴中。革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开始了，尽管后来在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下，他们的名声被粉饰一新，但这一事实却昭然若揭。他们的左派理想主义追随者即使在今天也可能忘记这一事实。然而，作为道德见证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因此降低，即使把他们还原成人类的尺度，把他们还原成已经被狂风和闪电笼罩的景致中的人物。必须了解事件的时间线，虽然其中一些事件必须像串在一根绳子上的单颗珠子一样被叙述，但现实更像是许多溪流奔涌而出，汇入一条大河。
（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墓，衣冠冢）
与卢森堡相比，李卜克内西更像一位公众人物，部分原因是他既当选了普鲁士州议会的公职，又当选了德国国家立法机构——国会——的公职；部分原因是他在革命期间扮演了更明显的公众角色。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民党的民选官员，这一事实使他在议会场合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谴责引起了整个德国的共鸣。他的勇敢异议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包括尤金·德布斯和美国社会党，甚至还引起了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的注意。
（尤金·德布斯的维基词条）
他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威廉·李卜克内西曾是马克思的朋友和传记作者之一，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1875 年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领导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斐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的合并。
（斐迪南·拉萨尔的维基词条）
对于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年出生）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成立）的起源从未跨越过一代人，因为他只比这个政党大四岁，而这个政党的创始人就坐在家里的餐桌旁。他的父亲多次被捕入狱；创办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前进报》并成为其编辑；在晚年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最杰出的成员。他于 1900 年 8 月 7 日去世，数十万人跟随灵柩，送葬队伍从他居住的夏洛滕堡到腓特烈斯费尔德墓地花了五个小时，之后这个墓地便称为“社会主义者公墓”。因此，小李卜克内西将反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家族遗产继承了下来。卡尔·李卜克内西与他的兄弟西奥多一起从事法律工作，并为被指控将非法社会主义文献走私到俄罗斯的激进分子辩护。
（倍倍尔广场）
另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年轻时曾是一名木匠学徒，后来成为车工和纽扣制造师傅。在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后，他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撰写了一部关于女性和劳工的经典著作《女性与社会主义》。这本书甚至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书中对婚姻制度的分析冷静客观，具有历史维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对婚姻进行了类似的处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对此进行了简要的阐述。）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当选为国会议员，惟有他们没有投票支持 1870 年与法国开战所需的军事补贴。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了文章，呼吁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与本国的敌人，即各自国家的统治阶级作战。1872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叛国罪被判处堡垒监禁（Festungshaft）。
所谓的普法战争（在法国有时被称为 1870 年战争）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领导的标志性战役之一，旨在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统治权扩展到所有德意志的州和公国。因此，战争成为实现德国统一的一种手段，尽管俾斯麦本人永远不会如此公开地阐述这样的政策。德国赢得了 1870-71 年与法国的战争，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归还法国。《法兰克福条约》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签署，当时正值巴黎公社时期。
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的首任首相，他的名字与“现实政治”一词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虔敬派新教徒，但显然无视虔敬派和平主义的潮流。他是一位君主主义者，喜欢像下国际象棋一样移动君主。他也是有限的福利国家的先驱，甚至试图从德国社会主义者手中夺取这一领域。他有时对国会行使强大的否决权。俾斯麦在 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策划的反天主教活动和《反社会党人法》涉及严重的警察滥用职权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反天主教活动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 的一部分，最初得到了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尽管这场运动最终加强了天主教中央党的力量。《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稳步崛起，尽管他们的集会被官方禁止，他们的出版物经常必须在德国境外印刷，他们的国会候选人必须以表面上的独立人士身份进行竞选。德国新闻限制确实允许报纸报道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的演讲。
（天主教中央党的维基词条）
德皇威廉二世年轻时曾以俾斯麦作为导师，然而他最终摆脱了俾斯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如何处理社民党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威廉二世只有在一个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即他承认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在德国行不通，必须与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达成可行的妥协。1888 年，俾斯麦提出了一项法律，要求剥夺社会民主党人的公民身份，但该法案在国会被否决。俾斯麦回顾巴黎公社，决心绝不让柏林发生类似的事情。然而，德皇在宣称自己拥有神圣的统治权的同时，却将目光投向了大企业的管理政治。在这方面，威廉二世正在实践他自己的现实政治，1890 年，俾斯麦在德皇的直接压力下辞职。同年，《反社会党人法》在德皇的允许下失效，社民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近 20% 的选票。然而，议会制度仍然远非民主。贵族和容克在许多地区受益于拜占庭式的“三级”投票制度，工业巨头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理人。妇女直到 1919 年才有投票权。
议会中，工业巨头和贵族地主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然而，这两个统治阶级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铁与黑麦”的统一战线来对抗工人阶级。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开始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事业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而对成为人民代言人的兴趣则减少了。至于社民党的官方革命意识形态，它仍然是安息日和社民党传单上的福音，但也已成为镀金的偶像。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刚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并最终于 1899 年 3 月移居柏林时的政治背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仍然处于古老帝国的法律形式之下；而国际社会主义的旗舰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现了裂痕，后来演变成公开的分裂。作为一位女性、一位犹太人、一位波兰人、一位残疾人、一位新秀，她被才华平平的男性长辈们所憎恨，而她却赢得了最有能力的对手们的尊重。早在 1898 年，她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次会议上面临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的批评，她回应道：“福尔马尔严厉指责我，因为我是一名年轻的新成员，却试图向老兵宣讲……我知道自己还必须在德国运动中赢得我的肩章；但我想在左翼做这件事，那里的人们与敌人作斗争，而不是在右翼做这件事，那里的人们寻求与敌人妥协。”这引起了观众的骚动，她继续说：“但当福尔马尔反驳我的事实陈述时，他说‘你这个新手，我可以当你的祖父了’，这向我证明了他的逻辑论证已经行不通了。”以这种“辩证”的方式，她不仅在左翼结交了正确的朋友，也在右翼结下了真正的敌人。
（福尔马尔的维基词条）
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因为它建立了一个适合被资产阶级社会吸收的政党，并且放弃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理论和实践。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其缺点是什么，至少提供了一个公共论坛，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辩论，这比单纯的偶像粉碎要有用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修正主义的著名辩论被视为是一场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经典论战。这场辩论起初在福尔马尔和倍倍尔之间展开；但这场辩论对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无疑是因为它是由这两位后来的主角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在如此高的水平上进行的。
两人都对彼此表现出了讽刺的礼貌，但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论战则更加尖锐。她觉得，这关系到比正式政党的未来更重要的事情。卢森堡愿意（正如伯恩斯坦指出的那样）批评马克思学说的过时部分，但她也努力维护任何严肃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斗争的动态世界观。这种斗争不会一劳永逸地在革命的闪电中一蹴而就，只能通过全世界工人的自我启蒙来实现。（她去世后，伯恩斯坦指出，尽管卢森堡已经投奔“幻想家”阵营，即那些愿意使用“暴力政策”的人，但他一直对她怀有“隐秘的柔情”。）
1896 年至 1898 年，伯恩斯坦（曾因《反社会党人法》而流亡瑞士和英国）为党报撰写了一系列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1899 年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这本书在英文中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进化的社会主义》。
（截自豆瓣）
1898 年至 1900 年，卢森堡在一系列以“社会改革还是社会革命”为题的文章中回应了伯恩斯坦。
（截自豆瓣）
1898 年 10 月 4 日，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总结了这场理论斗争的实际意义：
“然后是伯恩斯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言论：‘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而这个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工人阶级不能采取哲学家的颓废立场：‘最终目的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不，恰恰相反，如果不把运动与最终目的联系起来，那么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最终目标才是一切。”
（截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尽管卢森堡当时初出茅庐，但她之后对卡尔·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疲劳战略（strategy of attrition）”的批评或许更为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挑战的是一位甚至被俄国革命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皇”的人，而考茨基起初曾欢迎卢森堡作为反对伯恩斯坦的辩论盟友。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承认的那样，卢森堡是第一个意识到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改良主义实践一致的人，无论其理论在形式上多么革命。
（截自Revolution or Attrition: Reading Kautsky Between the Lines一文）
1910 年，卢森堡与卡尔·考茨基断绝了友谊，而她与考茨基妻子路易斯的友谊则通过交谈和通信而加深。卢森堡去世后，路易斯出版了一本卢森堡的书信集，并在序言中明确阐述了两人政治上的分歧：
“凭借她热情、鼓舞人心的个性，她很快就从党内激进分子的队伍中聚集了一批追随者，这些人竭尽全力试图加快革命发展的步伐。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迄今为止与考茨基联系在一起的团体中，左翼和右翼正在形成。或者，更简洁地说，罗莎和她的追随者现在构成了德国运动的极左翼。考茨基因此被迫进入中心，而右翼则保持了其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性质。从那一刻起，罗莎不再像往年那样与考茨基并肩作战，而是开始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
工人们需要一种革命的世界观，不仅是在改革如李子般落入他们手中的美好时节，而且在他们面临更冷酷的气候、所有反动的冰雹都砸在他们头上时，他们也需要一种革命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卢森堡如此努力地反对在理论层面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运动需要最好的理论，而这种理论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获得的。对卢森堡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知识意味着什么？理论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记忆，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当下时刻总结过去，并指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愿意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引用斐迪南·拉萨尔——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的话来捍卫她“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
“对工人最粗鲁的侮辱和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这样一句话：‘理论争论只适合知识分子。’拉萨尔曾经说过：‘只有当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的对立两极合二为一时，他们才会用钢铁般的手臂粉碎一切阻碍文化发展的障碍。’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都依赖于理论知识。”
批评者指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政治浪漫主义者，这种指摘或许适用于处于革命时期某些短暂关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而不适用于卢森堡。在革命期间，李卜克内西太急于在每一道涟漪中寻找波峰。在一次冒险行为之后，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争论，卢森堡在争论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卡尔，这是我们的纲领吗？”如果卢森堡真的是一个固执的自发性信徒，她就不会费心提醒李卜克内西要遵守党派纪律。公平地说，李卜克内西更多时候在街头和公共集会的最前线，因此承担了更大的行动风险和负担。在革命期间的分工中，卢森堡是《红旗报》的主编，有时也是主笔。这项工作也很危险。事实上，在一次对报社的突袭中，一位被误认为是卢森堡的女同志受到了殴打，卢森堡最终意识到，如果她继续在报社工作，就太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了。
......
1919 年 1 月初，马克斯·韦伯开始了巡回演讲，当时革命还在摇篮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仍然作为革命者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战。韦伯说：“李卜克内西应该进疯人院，卢森堡应该进动物园。”在他们被杀之后，韦伯指出，卢森堡呼吁“街头民众”，却被暴徒践踏。然而，在韦伯看来，工人阶级政治几乎与暴民政治没有区别，除非受到统治精英的严格管理，否则一切政治走向终结。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韦伯传》中讲述了她丈夫对鲁登道夫将军说的话：“在民主国家，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
无论如何，卢森堡的主张既不同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民路线，也不同于以列宁式政党的不惜代价夺取权力路线，她的学说可有继承人？真的能够照进现实么？她的幽灵何处藏身？
（截自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 47 页）
注：原文链接如下（https://www.truthdig.com/articles/rosa-luxemburg-and-the-libertarian-le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