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读书笔记基于Tobias的同名论文。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和选题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性。
该文的行文逻辑如下：
1.
1. 在现代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常被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和威权体制的支持者定义为：“盎格鲁-撒克逊强加的反国家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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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近年来思想史家和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更为合适的定义是：强调利用强国家（strong state），有时是国际治理，以及法律和货币安排来创立和捍卫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使其免受潜在的反自由主义的民主多数的掣肘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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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如何在强国家的帮助下创建和保护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的观点，那么早在苏联解体和西方顾问到来之前，苏联知识精英中就已经出现了值得冠以"新自由主义"称号的思想——虽然当时没有被如此称呼。
苏联主要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小团体，从苏联经济系统运作和政治体制条件的思想碰撞中生发出“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这些学者最初不仅与西方隔绝（虽然在苏联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与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持着一些网络和联系），而且往往彼此互不相识。
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让这些学者能够更公开地交流。在苏联各大城市独立形成的亲市场学者非正式团体，如今可以举办研讨会来分享彼此关于经济改革可能性的设想。1986 年，大约五十名青年（25-32岁）亲市场派在蛇山度假树林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其中一些人宣扬了自己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可以合理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几年之后，他们成为了后苏联——新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这些苏联学者不仅是外国思想的翻译者，也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者，他们在与全球新自由主义辩论和网络建立联系之前，就已经在当地创造了新自由主义。
4.
4. 因此，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 1990 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舶来概念，也不是西方在俄罗斯衰弱时期强加给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认定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思潮在 1990 年代给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始终有限，相反，他们致力于加强国家能力，以便在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时期实施自己的改革理念。
文章的第一个主体部分自然是有关第3点思想史的考证，尤其是学术传统的历史纵向脉络和学者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论证的逻辑架构如下：
1. 沙俄帝国强大的经济学学术传统最初在十月革命中幸存下来。俄罗斯经济学家在 1920 年代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国际辩论做出了贡献。直到 1920 年代末，关于商业周期，乃至固定价格和非货币经济的不可能性的著作才得以发表。
2. 由于 1930-50 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外流和对经济学家的大规模屠杀几乎终结了这一学术传统。
3. 斯大林死后，经济学研究惊人地复兴。1960 年代，由于不断尝试的经济改革以及政治决策者对经济专业知识的迫切需求，众多新的经济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的分院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是莫斯科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TsEMI）。这些机构的多数研究均为借助数理经济学和控制论模型来优化计划经济体制，尤其大量借鉴了 197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心得主康托罗维奇的工作成果。
4.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柯西金改革一次又一次的流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和要求改革的呼声无法上达天听。与此同时，一群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在各大研究机构刚刚开始职业生涯，他们从老师们那里继承了关于计划经济运作原理和根本弱点的知识，但对老一辈的数理优化乌托邦乃至社会主义愿景充满了怀疑。“房子着火了，他们却在讨论更换油漆的颜色”（语出Vitaly Nayshul，之后成为了丘拜斯智囊团的一员）。
因此，一些具有批判性的经济学家转而非法自行出版自己的著作，寄望于启蒙社会民众。这些著作的论点包括批评计划经济的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黑市”，在资源分配方面运行低效，不过是干部体制维护现有秩序的手段，因此认定市场社会主义只是空洞的说辞，进一步提出建立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放弃国家垄断、私有化（例如Vitaly Nayshul）。其中一些异见经济学家因事发而被克格勃逮捕。
分散在苏联各地的青年研究小组虽然彼此独立，但是对苏联经济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其中，苏联欧洲地区（莫斯科-列宁格勒）的结论源自学者对早期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研究和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学习，而西伯利亚地区的结论则源自学者对阿尔泰自治州农业的人种学研究。
（Altai Republic的维基词条）
1986年的蛇山会议，让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在会上，Yarmagaev重提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盖达尔于 1970 年代曾在南斯拉夫生活，会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讨论过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变体，包括正在进行的和业已流产的。与阿甘别吉扬或博格莫洛夫(Oleg Bogomolov)等苏联老一辈精英学者(当时他们怀揣着对布拉格之春式愿景的憧憬，正为戈尔巴乔夫的起草改革方案)相反，蛇山青年小组公开谈论东欧改革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缺点：效率低下、外债积累，以及南斯拉夫的高失业率。但就眼前现实而言，他们的共识是，这类改革是在当前政治框架下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中国在他们的讨论中完全缺席（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则对中国有所关注）。匈牙利受到的关注最多。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官网 https://en.inecon.org/about/history.html）
如果说科尔奈为莫斯科-列宁格勒小组提供了与西方的间接知识联系，那么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小组则完全从当地经验生发出对经济计划的激进批评。1983 年，一份关于苏联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新西伯利亚报告”引发了阿尔泰地区的社会学大调查。出席蛇山会议的Petr Aven，Viacheslav Shironin和Simon Kordonskij，都参与了经济社会学家Tatyana Zaslavaskaya组织的这次考察，他们向这些同道中人报告了自己关于“实践中的计划”的经验：在莫斯科策划的计划、理论和数学模型，几乎对当地的经济现实没有影响。各级地方官员定期聚集在省会城市，就当地制定的价格、产出和投资进行谈判，而非执行出自国家首都的命令。所有这些经济行为者都尽力表现出(不一定是真的)生产力，因为他们的工资、装饰性命令和自由都依赖于此。他们总结道，这不是计划经济，这是一个扭曲和低效的行政市场。
（Tatyana Zaslavaskaya的维基词条）
一年后，在类似的会议上，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研究院Nayshul根据亲身工作经历，得出了和新西伯利亚经济学家非常相似的结论：官僚们没有遵循命令与服从的结构，他们谈判和交易，即使明面上处于领导和下属的关系。
（Novosibirsk Report的维基词条）
Nayshul提议要用商品和金融市场代替行政市场，解除价格管制，国有资产全面私有化，而这种货币化和私有化应该通过向每个成年苏联公民发放平等和可交易的代金券来实现。他的方案最终在 1990 年代付诸现实，但在当时被大多数与会者以“完全脱离现实”为由拒绝。一些与会者甚至怀疑Nayshul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特工，被派来用如此激进的方案来煽动这群青年参会者。
缺乏证据表明这些异见经济学家的激进思想是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学者大多提及阅读西方计量经济学和管理文献以及美国苏联学家著作的经历，而非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著作的经历。蛇山会议的核心人物——盖达尔——回忆到：“是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书，他们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权威性，但都离我们的国内现实太远。”对于计划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等更具体的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著作是“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