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读书笔记基于Tobias的同名论文。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和选题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性。
该文的行文逻辑如下：
1.
1. 在现代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常被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和威权体制的支持者定义为：“盎格鲁-撒克逊强加的反国家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2.
2. 然而，近年来思想史家和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更为合适的定义是：强调利用强国家（strong state），有时是国际治理，以及法律和货币安排来创立和捍卫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使其免受潜在的反自由主义的民主多数的掣肘破坏。
3.
3. 如果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如何在强国家的帮助下创建和保护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的观点，那么早在苏联解体和西方顾问到来之前，苏联知识精英中就已经出现了值得冠以"新自由主义"称号的思想——虽然当时没有被如此称呼。
苏联主要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小团体，从苏联经济系统运作和政治体制条件的思想碰撞中生发出“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这些学者最初不仅与西方隔绝（虽然在苏联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与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持着一些网络和联系），而且往往彼此互不相识。
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让这些学者能够更公开地交流。在苏联各大城市独立形成的亲市场学者非正式团体，如今可以举办研讨会来分享彼此关于经济改革可能性的设想。1986 年，大约五十名青年（25-32岁）亲市场派在蛇山度假树林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其中一些人宣扬了自己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可以合理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几年之后，他们成为了后苏联——新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这些苏联学者不仅是外国思想的翻译者，也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者，他们在与全球新自由主义辩论和网络建立联系之前，就已经在当地创造了新自由主义。
4.
4. 因此，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 1990 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舶来概念，也不是西方在俄罗斯衰弱时期强加给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认定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思潮在 1990 年代给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始终有限，相反，他们致力于加强国家能力，以便在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时期实施自己的改革理念。
文章的第一个主体部分自然是有关第3点思想史的考证，尤其是学术传统的历史纵向脉络和学者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论证的逻辑架构如下：
1. 沙俄帝国强大的经济学学术传统最初在十月革命中幸存下来。俄罗斯经济学家在 1920 年代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国际辩论做出了贡献。直到 1920 年代末，关于商业周期，乃至固定价格和非货币经济的不可能性的著作才得以发表。
2. 由于 1930-50 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外流和对经济学家的大规模屠杀几乎终结了这一学术传统。
3. 斯大林死后，经济学研究惊人地复兴。1960 年代，由于不断尝试的经济改革以及政治决策者对经济专业知识的迫切需求，众多新的经济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的分院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是莫斯科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TsEMI）。这些机构的多数研究均为借助数理经济学和控制论模型来优化计划经济体制，尤其大量借鉴了 197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心得主康托罗维奇的工作成果。
4.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柯西金改革一次又一次的流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和要求改革的呼声无法上达天听。与此同时，一群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在各大研究机构刚刚开始职业生涯，他们从老师们那里继承了关于计划经济运作原理和根本弱点的知识，但对老一辈的数理优化乌托邦乃至社会主义愿景充满了怀疑。“房子着火了，他们却在讨论更换油漆的颜色”（语出Vitaly Nayshul，之后成为了丘拜斯智囊团的一员）。
因此，一些具有批判性的经济学家转而非法自行出版自己的著作，寄望于启蒙社会民众。这些著作的论点包括批评计划经济的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黑市”，在资源分配方面运行低效，不过是干部体制维护现有秩序的手段，因此认定市场社会主义只是空洞的说辞，进一步提出建立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放弃国家垄断、私有化（例如Vitaly Nayshul）。其中一些异见经济学家因事发而被克格勃逮捕。
分散在苏联各地的青年研究小组虽然彼此独立，但是对苏联经济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其中，苏联欧洲地区（莫斯科-列宁格勒）的结论源自学者对早期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研究和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学习，而西伯利亚地区的结论则源自学者对阿尔泰自治州农业的人种学研究。
（Altai Republic的维基词条）
1986年的蛇山会议，让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在会上，Yarmagaev重提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盖达尔于 1970 年代曾在南斯拉夫生活，会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讨论过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变体，包括正在进行的和业已流产的。与阿甘别吉扬或博格莫洛夫(Oleg Bogomolov)等苏联老一辈精英学者(当时他们怀揣着对布拉格之春式愿景的憧憬，正为戈尔巴乔夫的起草改革方案)相反，蛇山青年小组公开谈论东欧改革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缺点：效率低下、外债积累，以及南斯拉夫的高失业率。但就眼前现实而言，他们的共识是，这类改革是在当前政治框架下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中国在他们的讨论中完全缺席（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则对中国有所关注）。匈牙利受到的关注最多。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官网 https://en.inecon.org/about/history.html）
如果说科尔奈为莫斯科-列宁格勒小组提供了与西方的间接知识联系，那么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小组则完全从当地经验生发出对经济计划的激进批评。1983 年，一份关于苏联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新西伯利亚报告”引发了阿尔泰地区的社会学大调查。出席蛇山会议的Petr Aven，Viacheslav Shironin和Simon Kordonskij，都参与了经济社会学家Tatyana Zaslavaskaya组织的这次考察，他们向这些同道中人报告了自己关于“实践中的计划”的经验：在莫斯科策划的计划、理论和数学模型，几乎对当地的经济现实没有影响。各级地方官员定期聚集在省会城市，就当地制定的价格、产出和投资进行谈判，而非执行出自国家首都的命令。所有这些经济行为者都尽力表现出(不一定是真的)生产力，因为他们的工资、装饰性命令和自由都依赖于此。他们总结道，这不是计划经济，这是一个扭曲和低效的行政市场。
（Tatyana Zaslavaskaya的维基词条）
一年后，在类似的会议上，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研究院Nayshul根据亲身工作经历，得出了和新西伯利亚经济学家非常相似的结论：官僚们没有遵循命令与服从的结构，他们谈判和交易，即使明面上处于领导和下属的关系。
（Novosibirsk Report的维基词条）
Nayshul提议要用商品和金融市场代替行政市场，解除价格管制，国有资产全面私有化，而这种货币化和私有化应该通过向每个成年苏联公民发放平等和可交易的代金券来实现。他的方案最终在 1990 年代付诸现实，但在当时被大多数与会者以“完全脱离现实”为由拒绝。一些与会者甚至怀疑Nayshul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特工，被派来用如此激进的方案来煽动这群青年参会者。
缺乏证据表明这些异见经济学家的激进思想是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学者大多提及阅读西方计量经济学和管理文献以及美国苏联学家著作的经历，而非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著作的经历。蛇山会议的核心人物——盖达尔——回忆到：“是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书，他们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权威性，但都离我们的国内现实太远。”对于计划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等更具体的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著作是“圣经”。
Part 2 “新自由主义”的“新”意味着什么
1980 年代，一些苏联青年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竞争和私营企业的必要性的激进观点。在其中一些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加入“新”的前缀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将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与如何在政治上建立自由市场并在必要时捍卫它的观点相结合。
数十年亲身经历的强权迫害，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非常清楚他们的改革计划将面临来自上层（根深蒂固的官僚精英）以及下层（大部分民众）的阻力，并据此思考对策。
具体来说，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被阿甘别吉扬压了下来，而“500天计划”又被在任期的最后两年逐渐保守化的戈尔巴乔夫拒绝。与此同时，苏联青年经济学家担心大部分民众的心态，民众期望国家养活自己，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将企业活动视为盗窃和剥削”的观念。
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政治观念，最初并非来自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是根植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无知大众、民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历史性恐惧。在 1980 年代的公开辩论中，关于1917 年二月革命后软弱的自由主义政府失败的探讨比比皆是，一些革命前的自由派被重新发掘出来，后者在重要的《地标》（Vekhi）中主张法律和秩序，结束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沙皇激进主义，因为“我们应该畏惧人民......让我们为这个政府而祈祷，只有它的监狱和刺刀还在保护我们免受人民的愤怒”。
（《地标》的维基词条）
更进一步，苏联青年经济学家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源于列宁主义经济政策”（Vasily Selyunin语）。他们谴责列宁建立了一种惩罚经济上的成功者的制度，并得出结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基础。相反，民粹主义的社会平等承诺可能导向威权统治：“给我免费的公寓，给我廉价的黄油，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然后让这个决心自食其力、现在生活过得比我好的邻居在我眼前消失，这个狗娘养的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了列宁主义经济制度所造就的普通俄罗斯民众的心态。
（Vasily Selyunin最著名的文章《起源》）
既然苏联青年经济学家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民粹主义，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将反威权运动建立在群众民主基础上”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对丧失理智的人民主权也兴致索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Vadim Belotserkovskij直言不讳地声称：“工人始终是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支柱......在未来的俄罗斯......让他们拥有电视和其他美好的事物，但要让他们留在下层（keep them down below）。
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念，最初同样并非来自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是来自以下三条路径：第一，他们回顾了俄罗斯经济学家在 1920 年代社会主义计算大辩论中的贡献，如布鲁茨库斯（Ber Brutskus）的著作，后者是布尔什维克之前俄国自由派政府的顾问，他在被驱逐出苏联前曾提出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假说。第二，他们研究了当代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度，并将其与通货膨胀、福利制度的高昂成本、增长率和竞争力下降联系在一起。第三，他们指出第三世界以市场为导向的威权政府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参见作者的另外两篇文章读书笔记 | 皮诺切特公式——苏联解体前后的皮诺切特仇恨和皮诺切特崇拜（1970-2000）和鲁普雷希特 | 皮诺切特在布拉格：1980-2000 年 东欧经济改革和国家的铁腕愿景
（Ber Brutskus的维基词条）
1988 年和之后一年，Piyasheva 和 Pinsker（他们是Vasily Selyunin的学生）发表了可能是苏联范围内最早的向读者介绍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哈耶克对中央计划和致命的自负的批评）的文章。他们认为，依靠表面上万能的科学，苏联领导人以社会经济乌托邦的名义忽视了无数世代所积累的经验和传统，最终通往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完全控制的致命尝试。基于“规划是一条死胡同”的认知，Piyasheva 和 Pinsker 呼吁个人应怀有谦卑之心，削减和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及其对人民所作出的无法实现的承诺。Pinsker 认为，“权势者和产业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是由福利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巩固的”，为此需要打破这一联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法律对国家的限制，“而非议会或人民（对国家作出限制），因为两者和其他人一样，经常受制于幻想和盲目的恐惧。国家必须服从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在最大程度上将其活动范围限制于监督和执行法律。”
在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共同体中，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后几年里享有一定的声望，但他们并不是该集团世界观的主要来源。这些外国思想家只是为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形成的本土性认知提供了合法性，他们如今可以引用备受尊敬的西方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精英主义辩护。1990 年 7 月，《新世界》（Novy Mir）终于印刷了哈耶克于 1944 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的部分内容，尽管它详尽地证实了改革者对大众民主的怀疑，但它并没有就如何真正克服计划经济以及如何向自由市场过渡提出建议。
（Novy Mir的维基词条）
关于有关过渡模式的更具体的辩论在 1988 年展开。政治科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在科学院的庞大网络中与经济学家交流过，他们同意蛇山小组的许多人的观点，即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只提供了有限的指导，相较之下亚洲（台湾、新加坡、韩国、大陆）和拉美的发展型威权体制更具启发性。
政治学家 Igor Klyamkin 在一次备受争议的采访中说道：“如今，我们大谈民主，却只字不提如何实现民主。我们大谈市场，但对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保持沉默......这种转变只能通过结构性方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不了解这一点......有一种想法认为‘西方一切都很好’，我们应该努力像西方那样。但是西方的民主形成了几个世纪......我绝对相信，向民主的过渡只能(通过威权主义)实现。”
他的同事 Andranik Migranjan 在同一次访谈中说：“我们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Igor Klyamkin再次表示“民主与改革相对立......我完全同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未与民主化同步实现过。政治变革之前总是有或长或短的威权主义时期。14 世纪到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苏联青年经济学家也同意这一点。与表面上的新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狂热或“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仅民众对再分配的要求难以克服，而且苏联的国家能力也过于软弱，无法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改革。Vitaly Nayshul通过对行政市场的观察，不仅推断出这是一个效率极低的经济体系，而且还推断出中央计划国家机关缺乏实际执行莫斯科命令的权力：“我们失去了对事件的控制。今天，美国的经济比我们的经济更受中央控制”。
第一批蛇山小组成员预测苏联将于 1988 年内爆（implosion），但并不将此预兆视为好事。在改革期间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法律结构，但是需要加强国家能力，以便能够切实保证法律的执行。到1990年，蛇山小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权力真空中工作”。因此，向市场经济转型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盖达尔后来回忆说，这需要“政治领导而非技术性专业知识来解决”。正如上文所说，如何克服这一问题的灵感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历史上的苏联政府（新经济政策）和如今的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引导的市场化改革。
Selyunin指出，在 19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中，自由市场和威权主义的结合提供了社会秩序并加强了法治：“它证明了在几个月内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性改革的可能性。Nayshul在访问了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后声称“自由主义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随着 1990 年苏联的国家体系和经济的崩溃变得越来越明显，一群来自列宁格勒的不知名经济学家，罕见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并公开要求：“我们必须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快速制度化做好准备……尽管有任何不受欢迎的措施，也要进行全面的、合乎逻辑的改革。”
Part 3 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苏联的前市场改革派——自由派异见分子、蛇山青年经济学家小组和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的改革计划是“新自由主义”的。对他们来说，西方始终是与苏联进行比较的重要陪衬，但他们不过是在苏联解体的短暂前夜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之所以成为转型期的流行读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可能进行的改革提供了具体建议，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合法性，而这些思想是俄罗斯的改革家们在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以及当地的思想传统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然形成的。
尽管如此，将其中一些人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反对控制论计划，强烈倾向于自由市场，倾向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限制人民主权以创造和捍卫自由市场，这些确实与西欧新自由主义者早先提出的观点相似。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俄罗斯的一些亲市场的改革者自 1980 年代末便能轻而易举地、畅通无阻地融入全球新自由主义网络和智库。
从 1987 年开始，彼得·阿文（Petr Olegovich Aven）在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Vienn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工作期间与西欧和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Petr Olegovich Aven的维基词条）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维基词条）
丘拜斯和希罗宁（Viacheslav Shironin）在 1988 年与匈牙利的英国经济事务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搭上了联系。
(http://shironin.com/english/)
在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Nayshul成为了朝圣山学社的备受欢迎的座上宾。Pinsker创办了Catallaxy出版社，其名称取自哈耶克经济秩序的术语——“交换制度”（希腊语词汇，catallaxy），并为俄罗斯读者翻译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作品。
（出自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原理》，1966年，https://www.sohu.com/a/487252178_121123920）
在西方的协助下，一些（新）自由主义机构在莫斯科成立：莫斯科国际经济转型研究中心由盖达尔领导，之后则由Vladimir Mau领导，他是已知的两名俄罗斯朝圣山学社成员之一。
（Vladimir Mau的维基词条）
The Heritage Society则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并协助创建了一个自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学会，虽然直到 2002 年才成立。
然而，不应高估西方新自由主义在 1990 年代后苏联时期对俄罗斯的影响：国际新自由主义智囊团成员在与俄罗斯同行初次见面后，往往承认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俄罗斯同行的，但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却很多。
作为莫斯科新的强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试图将苏联的机构和官僚系统转变为他指挥下的俄罗斯当局。从计划官僚手中夺取对苏联经济的控制权，是他政治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权力的过渡不可逆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他早在一年前就在《消息报》上宣称，“会使整个行政指挥系统变得多余，它实际上会消亡。”叶利钦的心腹Gennady Burbulis为他引荐了蛇山小组的一些成员，后者的“年轻”吸引了叶利钦：“我特意选择了那些在苏联时期经验最少的人，他们没有精神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盖达尔和丘拜斯分别在不同时期担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 1990 年代初担任副总理。
人们常常认为，在那个时期，自由放任的狂热意识形态驱使着盖达尔的团队。但是，在一个国家机构和公共秩序已然持续崩溃的时期，支撑他们政策的似乎不是反国家主义，而是绝望地试图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一种不可逆转的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正是由于他们观察到计划经济中央控制的局限性，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低下的认知，以及他们恐惧根深蒂固的官僚精英和无知的大多数民众的抵制，因此他们拒绝了任何国家主导的渐进转型或混合经济的建议。“这是彻底的混乱”，盖达尔后来回忆起1991年底的情况，“只有病床上的白痴才会在此时谈论中国-匈牙利式的渐进改革。”
将新自由主义思想转化为政治有其局限性。
首先，在青年改革者们看来，无论是否果真如此，中央政府从未强大到足以真正实施复杂的改革计划，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迎合（accommodate）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所抱怨的不是国家过于强大，而是国家的软弱无力。
第二，亲市场派总是依赖于政治领导人的善意，然而，政治领袖只在有利于自己的议程时才会支持这些亲市场派，并且可以随时驳回他们的经济政策建议，乃至驱逐他们。
盖达尔最具争议的措施是在 1992 年 1 月结束物价管制，当时他刚刚出任财政部长几周。前一年，苏联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提高计划价格和取消私人储蓄来稳定经济，这不仅压垮了许多苏维埃公民，也未能遏制过度的需求，因为政府屈服于民众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食品价格持续走低，给国家预算带来沉重负担，阻碍了生产，并催生了不断扩大的黑市。当西方在 1991 年底开始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时，一些地区将粮食走私到国外以换取硬通货。到年底，在盖达尔上任之前，官方供应系统已经崩溃。最初，盖达尔将基本食品、住房、能源、交通、通讯和药品排除在了价格自由化政策的范围之外，但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允许各地区取消大部分控制，因为预算中没有更多的钱来支付高额补贴。价格自由化之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这不仅是因为之前受到行政手段压制的通货膨胀暴露出来了，而且还因为青年改革者未能控制中央银行和打破卢布区，这使他们无法叫停货币的投放。
这种“休克疗法”的灵感来自东欧和历史上的榜样。二战后的西德货币改革在俄罗斯亲市场经济学家群体中被视为模范。一些人还指出，十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政府维持了物价管制，这导致了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劳工骚乱，并最终导致了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1990 年，几个苏联经济学家代表团前往波兰，学习波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正在进行的解除经济管制。他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价格自由化是迈向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为之后的大规模私有化创造必要的金融稳定。“新自由主义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也被指责推动俄罗斯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但这种影响只是间接发生的，通过俄罗斯政府模仿波兰的转型，而不是由于任何外部压力。当俄罗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批顾问蜂拥至莫斯科时，决策早已敲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整个 1990 年代对俄罗斯的政治决策影响甚微。它的建议经常被忽视，它既没有参与价格改革，也没有参与随后的私有化。
将苏联工业和服务业的巨额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是 1990 年代初经济改革中另一项颇具争议的措施。在这方面，一个常见的指摘是，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导致了过于草率的激进主义：据称，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在乎谁拥有资产，只要不是国家就行，这导致了短期的利润增长、大规模的非工业化和经济衰退。一些根植于本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确实在苏联解体后得到了实施。Nayshul的代金券私有化方案最初受到争议，其目的是将全体人民变为股东，从而克服民众对市场化的怀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计划似乎取得成功后，Nayshul于 1992 年实施了该计划。Piyasheva，Pinsker和 Selyunin 曾在 1990 年撰写过一份类似的私有化计划，但建议将小企业免费交给员工。1991 年底，他们在莫斯科市政府中找到了支持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市政府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将商店和餐馆拱手相让，而这些商店和餐馆最终往往落入非法的企业家手中。
然而，与价格自由化的例子类似，快速私有化背后似乎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狂热，而是市场改革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让那些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前苏共精英从私有化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利益，是改革者为其市场化方案争取必要支持的方式。大多数苏联公民对股东经济并不了解；他们把代金券廉价出售给公司经理，或将代金券投资到许多很快破产的企业中。1990 年代中期，通过“贷款换股票”的操纵性计划，第二波私有化浪潮加强了随之而来的资本集中。寡头们获得了对俄罗斯经济大部分资产的控制权；作为交换，他们将为叶利钦的连任提供支持。 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学，而是紧紧抓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创造和捍卫市场，并绕开俄罗斯人中明显的民主多数，因为这些人如今会投票给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 Nayshul将“俄罗斯的皮诺切特”的希望寄托在总统候选人、深受欢迎的前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身上，他在 1996 年总统大选前向列别德提出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但后者最终竞选失败。
(Alexander Lebed的维基词条）
大多数其他市场改革派继续支持日益专制的叶利钦：当叶利钦通过炮轰苏联时代的议会大楼来平息叛乱时，他们曾欢呼雀跃。1996 年叶利钦竞选连任时，他们勉为其难、不情不愿地支持了叶利钦；丘拜斯甚至作为主要战略家参与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起初欢迎叶利钦任命的总统继任者，因为他似乎延续着由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捍卫自由市场的路线。直到 2012 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最高经济职位一直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担任。虽然 “被管理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消除了任何有意义的反对声音，但他们维持或引入了低关税、消费税、可兑换货币和自由资本流动。俄罗斯经济在公司层面实现了西化，西方咨询公司重新调整了商业文化。
然而，俄罗斯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威权统治一直是俄罗斯的常态，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者教猱升木。普京对实行财政纪律或 "紧缩政策"的坚持，与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因为他曾多次目睹金融危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在苏联末期，在无法偿还外债的东德，以及在 1998 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产权，它利用经济政策来达到地缘政治的目的。青年改革派中剩下的部长和顾问们相继被军队和特工人员取代，最近又被普京的朋友们取代。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认为与疯狂的民粹主义相比，普京的罪恶较小，但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公开的、往往是流亡海外的反对者。
（观察者网报道的一篇关于丘拜斯离开俄罗斯的新闻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9_13_708417.shtml）
在如今的俄罗斯，正统主义、欧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所覆盖着的东西，本质上是裙带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然而，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的转型时期，新自由主义影响着俄罗斯部分知识分子和许多掌握政治权力的经济学家。这种新自由主义是关于如何在强大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和保护自由市场制度的观点，形成于苏联最后几十年。它们基于对计划经济运作的观察和对普通苏联人心态的假设，也基于对往往由威权体制领导的全球现代化模式的解读。西方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参照点，西方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制度对一些人来说是值得珍视的理想。然而，西方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就如何实现向西方“市场社会”的转型提供什么建议。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著作确实成为了转型期的流行读物，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合法性，而这些思想形成于俄罗斯的市场推动者们与苏联经济政治现实的碰撞、对俄罗斯思想传统的接续，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