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Alya Guseva, Heather Mooney. 2018. "Time, role of the past and varieties of fictional expectations: comments on Jens Beckert’s Imagined futures." 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ume 19, Issue 3, pp. 336 - 340. https://doi.org/10.1080/1600910x.2018.1502089
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的这本巨著基于其早期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经济学（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经济行为时的局限性，以及不确定性在经济生活中的突出作用。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未来在解释经济行为上的作用，而是从过去和现在——社会网络的结构、组织安排以及制度、规范、道德等——出发。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理论看到了未来，但其视角也存在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行为的动机是未来效用的最大化。然而，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在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未来是偶然的，未来事件的概率无法计算。假装不确定性总是可以还原为可计算的风险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却是经济模型的惯用把戏。尽管社会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认为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计算的内在逻辑都是如此。而贝克特的立场则是，未来是“开放的”：变幻无常、不确定且富有活力的。正是这种开放性和“不安其分”是资本主义创新和变革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的区别所在。贝克特的核心概念是虚构预期——经济行为者创造并共享的未来愿景，这些愿景塑造并促发着当今的经济行为。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探讨了虚构预期在资本主义的几个核心领域中的作用：货币、信贷、投资、创新和消费。其中的每一种情况都要求行动者共享虚构预期和想象的未来，以此作为维持有意义的、协调的和可预测的经济现实条件。在最后一部分，贝克特谈到了“预测”技术和经济理论；他认为，这两者都是创造虚构预期的工具。预测很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影响问题本身。预测要有效，就必须可信，但预测在经济中的真正作用不是真的提前知道结果，而是通过提供对未来的共同想象和克服不确定性来协调行动。因此，预测具有表演性、创造性和政治性。它们也是话语性的，而非纯粹的量化。它们是关于未来的叙事，其要素之一可能是宏观经济模型。
贝克特试图将未来描述为开放的，这便回到了社会科学中长久以来的结构-能动经典辩论。行动者有多少自由意志？他们只是遵循社会的规定，还是遵循理性选择的“一意孤行”的逻辑？格兰诺维特对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都感到不满，并由此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与他的观点类似，贝克特也提出了虚构期望，作为自己对类似争辩的解决方案。与结构性解释不同，虚构期望具有前瞻性；与理性计算不同，虚构期望最接近的不是经济理论和数学，而是文学分析。与文学中的虚构小说（fiction）类似，虚构预期需要悬置信念，就好像它们是真的一样（译者注：比如我们相信福尔摩斯住在贝克街221B）。因此，虚构预期基于人类社会想象和构建未来替代方案的能力，影响着当今的行为和干预措施。贝克特证明，虚构预期对经济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经济行为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不再怀疑，使他们能够放心投入资源和协调决策，但当想象的未来无法实现时，虚构预期也会使现代经济陷入危机。
虽然本书的副标题表明作者专注于经济领域，但他的论点很容易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对社会变革、社会公正和政策至关重要：教育、住房、医疗保健、移民、家庭等。
本书将未来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动力来源和社会科学的解释视角，这使得两个重要问题未得到充分探讨或理论化。第一个问题涉及过去在形成未来预期中的作用，另一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贝克特指出，虚构期望之所以能够推动创新和变革，是因为它们面向的是“开放的”未来，而不是已经发生、因而已经“固定”的过去。但未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开放”的？过去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要的？这就是争论变得模糊不清的地方。
贝克特经常引用布迪厄的观点，他认为布迪厄是未来取向的社会学中最出名的贡献者之一。然而，贝克特似乎也对布迪厄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布迪厄淡化了“未来是开放的”这一观点的理论后果，反而认为未来的开放性可能带来的想象中的自由从属于对行动者施加权力的结构性力量。事实上，布尔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种“结构化的结构”，这表明我们想要什么、能够想象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贝克特对分层研究也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期望所产生的创造力，没有考虑到行动者想象偏离现有规范和理性化的未来并创造‘反常’的世界的能力”。
这一论点难以准确界定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未来，并从而提出一种解释。贝克特一度指出，过去并非不重要，只是过去不能成为唯一的解释。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预期是由过去和现在塑造的：“经济中的预期不是自由浮动的幻想：对未来的展望以及基于这种展望的行动方针受到社会的制约，制约的方式包括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认知框架、网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及规范性义务"。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的期望会比过去所承诺的更进一步？它们又能飞跃多远？在结论中，贝克特再次在两种立场之间摇摆：（1）未来是无限开放的（“如果未来是不可预见的，那么预期必然是偶然的；因为没有人能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可以想象的可能情景的数量是无限的”；（2）想象是由过去塑造的，并非一切皆有可能。
那么，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种梦幻吗？还是更像一种植根于过去的经验并受制于当前的资源分配的计划？在这里，未来和过去的恰当组合是什么？此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未来的预期才具有可操作性？一方面是前瞻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是受制于过去和现在的实用主义观点，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权衡：创造力越强，未来就越“开放”，但实用主义的倾向越强，未来才越有可能真正实现。
此外，某些行动者是否比其他人更容易编织这样的“梦”？（贝克特引用了布迪厄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可能会有完全不切实际的想象，这些想象与客观现实毫无关联，而那些受过更多教育、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则不同）。
我们的第二点是关于虚构期望在时间中的地位。时间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例如，投资和消费（贝克特用来解释虚构期望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两个例子）中的时间因素是不同的。在消费中，消费行为实现了对享受的虚构期望，因此未来被视为时间轴上的一个离散点（译者注：例如即使是同一天，人们的数次消费行为也可能是毫不相关的）。而在时间跨度较长的情况下（例如，在技术、金融或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未来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展开的过程。许多购买行为既是消费也是投资，如教育和房地产，这使得虚构能够得到更长期的维持，因为它们不会立即受到“未来正在成为现实”的考验。事实上，长时段的不确定性可能是经济行为者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来源，而确定未来的时间范围可能是未来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对其内容的争论一样。
我们还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虚构的预期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吗？毕竟，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一种“光明未来”的理想化愿景，经常被用来为过去和现在的牺牲辩护。更为相关的是，对前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但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礼物馈赠、互惠和易物交换制度，难道不也需要培养和维持共同的未来预期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虚构的预期难道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吗？除了虚构的预期之外，行动者难道没有其他动机（如习惯）的驱动吗？在关于货币与信用的章节中，贝克特指出，“资本主义信用货币只有在存在对其价值稳定的虚构预期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信心到底是面向未来的预期的结果，还是根植于过去的惯例？如果存款由国家提供保险，我们还需要信任单个的银行吗？有些制度（比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其他规则和保障措施）就可以产生信任，从而促成行动。也许自相矛盾的是，制度的存在就再让信任变得不必要，因为它们减少了不确定性，使未来看起来更像是预先确定的，而不是“开放的”。当然，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产生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美国政府的信任。但是，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经济危机的人能够想象美元会贬值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倒闭吗？他（她）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过去会周而复始地发生吗？
事实上，在书的其他地方，当提到Carruthers和Babb时，贝克特似乎同意最后一点：“对货币稳定性的信念，就像对其他制度的信念一样，如果行为者没有意识到其动摇的可能性，那么这种信念是最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货币的稳定性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考虑到这一点，虚构预期是否只在危机时期才重要呢？因此，尽管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即金融危机表现为信任危机，但是否也可以说，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援引虚构预期去解释经济行为是不必要的，而过去——惯例的来源——可能已经完全足够了呢？
其次，由于预测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提前知道真相，而在于协调与正当性（它们 “将不确定性转化为虚构的确定性”），因此它们可能导致同构，并作为惯例运作（我们还了解到，宏观经济预测者往往过于乐观）。难道约定俗成与 “开放”的未来概念不是相悖的吗？此外，贝克特认为，“如果预测要达到其真正目的，其功能特征就必须保持不为人知”。毫无疑问，贝克特在本书中的目标是揭示预测和经济理论的真正本质。但由此产生的透明度难道不会损害它们的可信度，从而损害它们的目的吗？
总之，本书开启了新的令人兴奋的研究可能性。贝克特提出的虚构期望理论是与理性选择理论——一种基于未来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理论——相对立的。但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比，虚构期望理论面临着更高的要求。理性选择并不区分个体行动者和组织行动者者，因为假定这两类行为者都具有相似的处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理性选择也不需要解释个人行为者的行动如何导致协调的集体行动，因为理性的个人行为只是在宏观层面上聚合成市场均衡。与理性计算不同的是，虚构预期千差万别：有些是针对自身的，是主观的、情感性的（如追求美国梦），有些是针对公众的（如股票市场分析师的预测）。后者必须与类似的预期竞争，以协调个体行动者的行为。未来的研究应通过考虑预期的来源（即个人行动者、专业行动者、企业行动者）、预期的受众（自我与他人）以及不同预期争夺受众注意力的工具（政治权力、声望、财产资源、修辞术等），进一步探索虚构预期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