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 MILLER的个人网页）
首先，米勒详细揭示了苏联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方式感兴趣。几位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如 F. Burlatski）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改革。前两章论述苏联专家和政治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戈尔巴乔夫钦佩西方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但他也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对不平等和贫困深恶痛绝。亚洲四小龙和正在崛起的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让他相信，“文明正在向太平洋（而非大西洋）发展”（第 28 页）。由于中国曾是苏联的门生，因此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崛起让苏联的决策者和民众产生了钦佩之情。1980 年代中期，一位苏联记者在街上问莫斯科人，提到中国，除了 “长城”和 “北京”，他们还会想到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改革”（第 52 页）。戈尔巴乔夫钦佩北京的政策，但仅限于一点：他批评中国式的“威权现代化”（第 177 页）。19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他在北京对听众说：“除非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否则经济改革不会奏效”（第 2 页）。
其次，作者基于利益集团斗争的范式阐释苏联权力体系的运作，他认为这比将苏联归为极权模式更能解释社会主义的历史。Gordon Skilling和其他“修正主义”东欧问题专家在 1960 年代末发展了这一范式，最著名的代表作是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1971）。为了理解改革期间的苏联政治，我们应该考虑权力精英中强大利益集团——尤其是农业、工业和军事集团，它们都将其代理人置于苏共权力结构的最高层，主要是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主要的斗争对象便是这三个利益集团。为了满足利益集团，戈尔巴乔夫承诺为现代化提供资金，这反过来又给预算带来压力。米勒称这些支出为“庇护和腐败的飞来横财（gravy train of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第 143 页）
苏联经济的一些问题是外部因素造成的，例如全球油价：只要油价高，对作为供应国的苏联经济有利，领导层就不会关心细节。有一次，当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向勃列日涅夫介绍经济问题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告诉他，他的报告包含了“太多的数字”，并下令将其束之高阁。1980 年代前半期，石油价格下跌导致整体出口收入急剧下降，进而加剧了预算赤字。为了填补财政真空，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因为他的政府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削减开支，否则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同意放宽货币政策，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米勒将通货膨胀和赤字称为 1980 年代“最痛苦的（苏联）遗产”（第 173 页）。
另一些问题则由内因造成。始于 1930 年代的大清洗和相关暴力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作用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激励机制类似；两者都确保了“工人和管理人员努力而有效地工作”（第 56 页）。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采取了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取消了这一 “提高经济效益的杠杆”（第 56 页），米勒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最终导致了 1970-80 年代经济增长的下滑。中情局无意中夸大了苏联经济能力，直到 1988 年，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还将苏联的 “偿还外债能力”排在 112 个国家中的第 21 位（第 147 页）。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三大利益集团的阻挠。对戈氏改革的批评之一是在改革初期缺乏足够的农业改革。戈尔巴乔夫深知农业的重要性。在列宁-斯大林集体化时期，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多达一半的人口死于饥荒，其中包括他的一些亲戚。1988 年，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如果能改革农业，那么改革所面临的 80% 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第 137 页）。因此，他试图用合作社取代 6500 个无利可图的国营农场。米勒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差异，这使得通过效仿中国改革来拯救俄罗斯经济成为不可能。与中国不同，在苏联，"工业巨头和集体农庄对经济决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第 149 页）。
军方是另一个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最强大的干部就是军队。1991 年，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拥有 “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第 155 页）。他知道，“即使提到（削减军事预算），也意味着自己立即下台”（第 59 页）。1982 年，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要求当时的一把手安德罗波夫查看国家的年度预算，却被告知“你的要求太过分了。预算对你来说是禁区”。到 1987 年，官方公布的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16%，而实际上这一数字接近 4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即 1500 万人。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时说，苏联需要“以一种不会引起军队哗变的方式削减军备”（第 168 页）。米勒写道，与苏联军队有关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是苏联经济困难的“原因”，因为它们是“从补贴中获益的机构，而这些补贴正在使政府破产”（第 171 页）。因此，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局面，即“最需要改革的经济部门也是最有能力阻碍改革的部门”（第 180 页）。
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围绕着以下问题：“强权政治能让苏联避开后共产主义的混乱吗？”米勒强调，他的分析基于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局的记录档案，“这些资料可以改变我们对改革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理解”。
后斯大林时代精英阶层的准多元化结构限制了形式上大权在握的第一领袖。米勒还解释了为什么在斯大林时代利益集团对领袖权力的阻碍不那么有效：“通过保证精英的流通......杀害党内高级官员可以防止形成可能反对斯大林决策的派系”(第 56 页)。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出现的精英准多元化结构改变了局面。利益集团力量的上升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终失败。
在结论部分，米勒总结了他的主要发现：“认为苏联应该效仿中国模式的说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苏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试图实施中国式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仔细研究了中国的贸易、工业和农业政策......苏联与中国走向殊途的原因在于强大的利益集团阻碍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第 178 页）。
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政治改革，是否可能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民主在经济上是否有必要？他毫不怀疑：“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这种观点误解了苏联的现实。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的”（第 177 页）。“苏联经济利益集团的巨大权力——他们紧紧抓住特权，阻碍效率——是苏联政治两极分化和国家崩溃的关键因素......由于这些利益集团主导着苏共，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选择将苏共作为改革的工具”（第 180 页）。戈尔巴乔夫曾试图通过民主化剥夺这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但失败了。Archie Brown（1996. The Gorbachev Factor.）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其领导初期表现得像一个开明的列宁主义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本身自有其价值。
（书评作者之一，Dr. Payám Foroughi）
（书评作者之一，Prof. i.R. Dr. Dieter Seg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