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善于自我管理？为什么国家行动者有时会将管理权委托给其他机构？不同的组织（包括国家、商界和保护组织）如何管理不同的市场？"
(截自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官网）
本书关注的是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没有可靠的外部执行者（如国家）的情况下，个体如何管理自己，并维持社会秩序？更具体地说，本书聚焦于俄罗斯货币期货、通用和专业商品以及股票等新兴市场的经纪人在俄罗斯国家能力孱弱的条件下建立自治组织（SGOs）的尝试。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作者解决了一个核心难题：为什么自治组织在某些市场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市场却失败了？与关于社会秩序的流行的“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弗莱提出了一种“政治学”方法：他认为，国家政策决定了自治的成败。最后，弗莱研究了官僚竞争对国家针对这些新市场的政策变化的影响，并讨论了这些政策如何导致了 1998 年 8 月的经济危机。
弗莱将self-governing organisation定义为“一个自愿的私人团体，其成员参与交换，并寻求在治理问题上为彼此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产品，如争端解决、制裁和规则制定”（第19页）。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弗莱考察了经济学（如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和社会学（尤其是罗伯特·普特南）对自治的研究。他认为，这两种研究都侧重于 "群体的内部特征，以确定其自我管理的能力"（第1页）。然而，弗莱认为这些方法在解释本书涉及的四个市场中的自治组织的成败方面能力有限。他从组织寿命、合同遵守率、标准合同的使用以及报告率等几个方面来衡量成败，并认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所有的变化。他还否定了其他“背景”解释，如“宏观经济环境”或市场参与者的“政治力量”。
弗莱更倾向于“政治学”方法，关注外部国家行为者在创造自治条件中的作用。这一论点被概括为一个正式模型——从一个非合作性的二人博弈中延伸出来——表明国家如何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将资源和管理权力下放给自治组织，形成分享信息的激励机制，从而促成合作并最终建立社会秩序。
随后，本书详细介绍了货币期货、商品和股票市场中自治组织的形成和运作。弗莱利用广泛的资料来源，展开了丰富而引人入胜的分析叙述。弗莱对通用商品市场和专业商品市场的失败以及股票市场的成功进行了分析，为其中心论点提供了主要佐证。
我们了解到，虽然俄罗斯的商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违约现象，最终昙花一现，但股票市场却在同样动荡的条件下经久不衰。弗莱认为，与他的总体思路一致，国家政策是解释这些不同结果的主要因果机制。商品交易经纪人面临的高税收，加上国家的过度监管，提高了分享信息的成本，从而削弱了自治的努力。相反，低税收和国家对股票市场的有限直接干预被认为对交易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解释国家对这些市场的政策差异时，弗莱的分析集中于官僚竞争的影响。弗莱运用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研究了政策制定者将治理权力下放给市场机构的政治动机。他解释说，官僚们面对反对其所偏好的政策的声音，更有可能将权力下放给自治组织，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例如，弗莱指出，联邦证券市场委员会和俄罗斯中央银行为争夺股票市场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官僚竞争，最终将重要的管理权下放给经纪人的自治组织，而在货币期货和商品市场，官僚竞争很少，因此下放的权力有限。
有趣的是，他还揭示出，在 1996 年总统大选前夕，叶利钦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银行的金融支持，这迫使以丘拜斯为代表的政府经济部门允许银行在股票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弗莱认为这一发展“对 1998 年夏季的股灾起到了重要作用”（第 192 页）。
在确定导致 1998 年 8 月经济崩溃的制度因素时，弗莱偏离了其论点主旨。这一点在他讨论危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了解到，虽然自治组织使经纪人能够放心地进行交易，但它对大股东却没有什么权威，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自 1996 年起成为股票市场主要参与者的俄罗斯银行，它们“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资产剥离和股份稀释活动，侵犯了小股东的财产权”（第213页）。
因此，虽然股票市场为弗莱提供了一个自治组织的“成功”范例，但在他的最终分析中，自治组织对该市场内部根深蒂固的弱点恐怕无能为力。这一点偏离了本书的重点，并引入了“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与前文所使用的分析逻辑并不一致。弗莱将分析重点从自治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转向了八月崩盘背后的制度因素，从而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尽管如此，这最后一章还是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有趣的分析，并对八月事件背后的一些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视角。
这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弗莱将详细的实证分析与正式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引人入胜的有力论点。弗莱将对社会秩序的分析定位于处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前沿的机构，从而解决了俄罗斯政治的核心问题：国家在俄罗斯转型中的作用。通过这样做，他提出了许多关于俄罗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所研究的案例。此外，他创新性地使用了形式理论，丰富了有关俄罗斯市场改革的现有文献，而他详尽的研究则充实了比较制度选择文献。
(书评作者介绍，截自牛津大学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