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我们也会使用胡萝卜和大棒。当我们用大棒打完他们后，再用胡萝卜打他们。”
（截自豆瓣）
过去二十年，有关威权主义体制的研究迎来复兴，俄国政治学者在这一复兴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俄国专家探察了选举、立法机构和法院；挖掘了现任总统支持率的来源；分析了宣传和虚假信息如何支撑了克里姆林宫。他们着力描绘了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民族主义认同的激增以及俄国四分五裂的反对派的最新动态。
这一系列研究中一个明显被忽视的话题便是俄国劳工。有人可能会说，鉴于该国工会力量薄弱，罢工次数相对较少，这种忽视是合理的。斯蒂芬·克劳利对此持不同意见。在他重要的新书《普京的劳工困境：稳定与停滞之间的俄国内政》中，克劳利将该国政治领导人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俄国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核心。
克劳利认为，尽管在现任总统执政期间，俄国的劳工罢工相对较少且零星，但对劳工骚乱的恐惧促使克里姆林宫放弃了亟需的经济改革，并与劳工妥协以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他深知“解释为什么某事没有发生”的难度（第21页），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克劳利记录了俄国劳工政治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展示了罢工活动如何从大城市转移到被2000年代初俄国经济繁荣所甩在身后的较小的省级城镇，并提供了证据表明罢工主要集中在避免裁员而不是争取更高的工资。
克劳利用详尽的案例研究补充了这一概述。他对克里姆林宫对俄国最大的单一公司城市陶里亚蒂（又名“俄罗斯的底特律”）抗议活动的反应进行的详尽描述尤其出色。他展示了只有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大量资源，汽车制造巨头 AvtoVAZ 才能实现成本削减和大规模裁员，以维持公司和城市的偿付能力，并平息工人的反对。
（截自维基百科）
（截自维基百科）
克劳利对2015年底开始的卡车司机罢工的讨论也很精彩。面对与现任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征收的新税，全国各地的卡车司机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对运动。他展示了他们最初如何专注于经济诉求并回避牵扯政治，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制度缺乏信心。但当国家在经济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时，经济诉求最终会变成政治诉求。抗议结束时，该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甚至发起了一场不切实际的竞选活动，以将现任总统赶下台。克劳利巧妙地描绘了试图在俄国劳工政治中将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分开的愚蠢行为。
（原著作者介绍，截自个人网站）
克劳利在整本书中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鉴于俄国官方工会唯命是从，罢工率低，克里姆林宫为何还要如此担心劳工骚乱。他认为，尽管劳工抗议导致政局更迭的可能性很低，但并非为零，而且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失去权力将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即使是可能性很小的威胁，也要应对。
克劳利的一大优势是能够将俄罗斯的劳工政治置于比较背景中，同时认识到俄罗斯特有的特征如何使这些比较变得复杂。去工业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克劳利的分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问题并非俄国独有。更广泛地说，克里姆林宫面临着众所周知的经济改革困境：经济改革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效率提高的分散利益，但它们也会给特定群体带来集中的经济成本，而这些群体完全有能力阻止改革。因此，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鼓励陷入财务困境的大型企业裁员，而是继续补贴这些企业，以防止发生破坏政局稳定的劳工骚乱。
在承认总体力量发挥作用的同时，克劳利还强调了苏联政治地理和城镇规划遗产如何继续塑造劳工政治。苏联规划者留给俄罗斯的中型和小型城镇数量远远超过人们对其发展水平的预期，这使得城市之间的协调成为一项挑战。超过 30% 的俄罗斯人居住在人口少于 10 万的城市，只有 14% 的人居住在三个最大的城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数字分别为 31% 和 50%。此外，中央计划者创建了许多依赖单一公司生存的城镇。重组这些单一公司城镇的企业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工人几乎没有其他就业来源，而地方政治领导人则努力维持城市的运转。此外，苏联的发展模式鼓励企业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而地方政府不愿将此废除。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全球任何地方都产生了严重影响（bites hard everywhere），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尤其如此。
克劳利对俄国劳工的描述展示了他们的能动性（尽管这种能动性可能有限），并由此揭示了关于俄国劳工的文化刻板印象的不足之处，即认定他们是非政治性的，在权威面前是消极被动的，但也有自发罢工的能力。在克劳利的笔下，俄国工人认识到自己处境不利，但很快就能识别出何时结构性条件有利于从国家和雇主那里获取利益。
对于那些认为劳工与俄国内政无关的人来说，克劳利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纠正。克劳利还认为，克里姆林宫受到政治的制约比许多报道所暗示的要大得多。现任总统远非万能的统治者，他面临着艰难的权衡。正如克劳利所说，“通过防止大规模裁员，政府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要以经济发展为代价，而经济衰退本身就是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第 205 页）。很少有观察家比他更适合讨论这些问题。克劳利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劳工政治的敏锐观察者，通过对一个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话题进行细致入微的处理，他丰富了我们对俄罗斯政治和比较政治的理解。
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如果克里姆林宫通过向示威者提供大量资源来解决陶里亚蒂、皮卡廖沃和其他地方的劳工骚乱，那么为什么其他城市的工人和地方领导人没有效仿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城市的成功罢工者没有被收买，而是重返街头？更普遍地说，为什么当政府采取绥靖政策时，我们看不到更多的罢工？安抚抗议者只会加剧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奖励罢工者会增加罢工的动机。
可以肯定的是，克劳利指出，克里姆林宫如何利用“先发制人的（pre-emptive）威权主义”来破坏大型企业工人之间的组织联系，并阻止协调一致的罢工活动，但一旦克里姆林宫证明此类行动将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更多的罢工便是合乎预料的了。深入研究一个单一公司城镇可能会有所帮助，人们预计那里会发生劳工骚乱，但事实并非如此。
绥靖政策是管理潜在劳工骚乱的一种手段，但镇压也同样有效。在现任总统执政期间，镇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而且愈发强硬。在过去的12个月里（也就是克劳利的书出版期间），官方铲除了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注：于2024年2月16日猝死在狱中，原因不详）领导的主要反对派运动，摧毁了仅存的独立新闻机构，并将大量政治对手赶出了本国。在第9章中，克劳利描述了白俄罗斯2020 年夏天发生意外的选举舞弊抗议活动后，如何以强硬手段处理劳工罢工。俄国工人现在是否会担心同样强硬手段，从而避免抗议？更普遍地说，对强硬手段的恐惧在现任总统执政期间限制劳工抗议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正如俄罗斯的一句老笑话所说：“在俄罗斯，我们也会使用胡萝卜和大棒。当我们用大棒打完他们后，再用胡萝卜打他们。”
最后，克劳利令人信服地指出，劳工骚乱的威胁阻碍了俄国的经济改革，但相对于其他因素，对劳工骚乱的恐惧在这一结果中有多重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挑战，但考虑一下其他解释对劳工的绝口不提和经济改革失败的相对重要性会有所帮助。汲汲营营的寡头、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和孱弱的问责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克劳利写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政治中一个未被深入研究的话题的优秀书籍，这本书还提出了比较劳工研究的重要问题。克劳利的作品风格清晰易懂，应该会受到各种读者的热烈欢迎。
（书评作者介绍，截自哥伦比亚大学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