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为《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十三章“转型国家与转型经济”
如果把中央计划型经济作为参照物的话，本书专题部分前四章讨论的发达经济与国家、发展中经济与国家都可以被归入市场经济这一大类里（虽然市场经济各有不同）。当今世界还有另一类经济，那就是正从中央计划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或仍在转型后的调整期的经济。本章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与经济的转型，焦点集中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之后统称东欧地区或国家）。很多学者把对东欧政治、经济转型的研究称作对“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im）的研究，突显出政治、经济类型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介绍东欧地区政治、经济转型的概况，第二至第四节分别从国家建设、经济自由化和转型的多样性三个方面对东欧的转型进行比较政治经济分析。
政治经济转型概述
东欧地区的转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它的最大特点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同时转型，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转向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另一方面则是从中央计划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本节从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简单介绍东欧国家转型的方式、政策、过程和后果。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1990年以后（波兰—1990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1月；保加利亚—1991年2月；俄罗斯—1992年2月；阿尔巴尼亚—1992年7月；爱沙尼亚—1992年9月；拉脱维亚—1993年7月）采取了所谓的“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中央计划型经济实行彻底改革，使其快速转变成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目标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经济稳定。在中央计划型经济里，资源由中心机构统一调配，价格一般不对经济起调节作用，自由化就是要开放价格，把资源改由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进行调配，把生产和贸易连在一起，使企业的根本目的变成追求利润。做到这一点的另一个保障是私有化，即把中央计划型经济里的国有或公有企业私有化。震荡疗法的根本动机就是要通过快速的价格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创造出大量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取利润的私营企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此同时，经济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目的。东欧国家在转型前的长期经济衰退和短期政治动荡使东欧地区的经济变得很不稳定。采取震荡疗法的国家希望通过这一策略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彻底摆脱转型前经济动荡的状况。
应该说，震荡疗法给东欧地区带来的震荡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经历了18％至75％的生产紧缩。从1990年至1996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41％。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7年的国内总产值仅约等于它们在1989年的一半。直到2001年底，俄罗斯经济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的72％。表13.1显示，在22个东欧转型国家中有15个在90年代平均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是负数。分配情况恶化是震荡疗法的另一个结果。1987—1988年间东欧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世界穷人总数的3％，1993—1995年间则上升到了25％。
表13.2显示出90年代东欧地区生产和社会的综合变化，生产变化指数以国内总产值和基础建设产值为基础，社会指数以学生入学率和人口预期寿命为标准。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等东欧大、中型国家的变化都是负数。
震荡疗法虽然以快速转型为目的，但在付出高昂代价后，转型的速度也是因国家而异。俄罗斯是东欧地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转型就一波三折。从1992年初震荡疗法实施以来，各方面的经济指数都在连续下降。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官方的就业总量下降了12％，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1993年约840％，俄罗斯用了8年的时间才恢复到20％（就连在90年代经济运作较好的波兰也用了9年的时间才控制住通货膨胀）。俄罗斯金融系统的动荡和高通胀率致使原始的物物交换成为重要贸易方式。1998年，50％的工业销售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同年物物交换占整个经济交易的比例达到54％。农业也全面衰落，为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而生产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不是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而是向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转型。更有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机构，如金融市场与合股公司，但从政府到参与金融操作的人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市场意识和规范，所以空有表面的机构，背后的政治经济运作则依然如故。
俄罗斯经济在进入21世纪前后终于开始恢复，从1999年到2003年的年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分别是3.2％、10.0％、5.0％、4.3％和7.2％，而通货膨胀率分别是36.5％、20.2％、18.6％、14.0％和12.0％，但是，这个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高，俄罗斯的油、气产业贡献出口总收入的50％、国家固定投资的40％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25％。
私有化还在继续进行中，因此，震荡疗法并没有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俄罗斯的转型问题，稳定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都没有很快产生正面的效果，特别是后者，可能需要一个从显性制度（如法律）到隐性制度（如文化价值）的漫长转变过程。东欧地区除了少数与西方关系更近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等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比较顺利地转向市场经济，其他国家则与俄国的结果相仿，甚至更差。
与经济转型同步，东欧的主要国家也经历了政治转型。基本表现是从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由多党通过竞选产生执政党的西方式民主国家。表13.3显示出第一批政治转型国家是以“滚雪球”的方式从转型开始（一般是共产党放弃执政）到第一次西方式自由选举，将政治体制的转变在各国传导。应该说，政治转型对东欧国家的震荡效应一点都不亚于经济转型。最大震荡就是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化或者激发了民族自决意识或者为原有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政治运作空间，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解体。萨卡瓦（Sakwa）指出，在27个东欧、中亚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保持了原来的国家形态，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是在政治转型过程中解体的三个国家。它们的解体有共同的原因。这三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习惯都得到保留，而它们实行的联邦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使民族的差异制度化。政治转型前共产主义政党和意识形态是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完整的根本力量，而转型后随着根本力量的瓦解，民族团结与国家完整就受到了重大挑战。虽然这三个国家都最终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却很不一样。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是和平的，而南斯拉夫的解体却是一个战争和不断的暴力的过程。邦斯（Bunce）认为导致解体方式不同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联邦中心化程度。苏联的联邦中心化程度很高，当中心决定解体时，解体则可在中心权威的监督下成为一个有序过程；捷克斯洛伐克在这点上更靠近苏联，而南斯拉夫则像一个邦联，各共和国有高度自治权，党的系统也不发达，铁托逝世后采取了各共和国主席轮流担任联邦主席的制度，可见联邦中心化程度不高，结果是联邦内各部分冲突的可能性增大。第二个原因是联邦内最大民族的权力以及制度资源。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人和捷克人组成的联邦部分都处在国家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认同更倾向于整个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民族；南斯拉夫则倡导各共和国政治权利的平等，这样就使以民族为中心的共和国有更大空间和资源来发展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第三个原因是联邦军队的政治化程度。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军队的政治化程度低，即远离国内政治，而南斯拉夫正好相反，是国内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这就为解体时的武装冲突埋下伏笔。
以上比较告诉我们，虽然大部分东欧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转型，但转型过程和结果却不一定相同。国内政治是政经转型的过滤器，国内政治的异同会直接影响过滤的过程和结果。下面三节将从国家建设、经济自由化和转型的多样性三个方面对东欧国家的政经转型的共同和不同经历进行比较分析。
国家建设
前面提到东欧地区的政经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作为一个稳定机制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创建民主制度到培育市场体制，国家在转型期的建设是首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转型前的政治机构与经济调控手段都不再适用，而新的机构与新的手段又需要磨合，不一定能够立刻发挥作用。所以，转型期的国家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如何培育新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就像罗伯茨（Roberts）和舍洛克（Sherlock）说的那样，“国家建设是一个创造、增强或重新建立国家能力的过程” 。
国家自主性与能力的问题已在国家主义那一章里分析过。国家自主性一般反映国家独立于社会之外决定政策的程度，而国家能力主要是反映政策顺利执行的程度。东欧国家在转型前一般被认为国家自主性都比较高，即国家在决策层面一般不受社会（主要以自发的社会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影响。关于国家能力问题则有争论。最早的文献把东欧国家叫做“全能型”国家（Totalitarian states），这里不只是指这种类型的国家有很大的自主性，也指它们有很强的国家能力。但是，像在国家主义那一章介绍过的那样，国家自主性强不一定就意味着国家能力强，脱离开社会所做的决策不一定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虽然在决策层面无力与国家抗衡，但可以在政策执行层面消极抵抗。所以即使是“全能型”国家，也不一定就具有很强的国家能力，更何况在政治、经济转型后，国家从决策到执行，政策内容和执行机制都与以前不同，比如，在中央计划经济下国家一般是通过从上至下的行政命令来统筹和调节经济的，而在市场经济里国家一般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两者所需要的政策内容和执行渠道很不一样，转型国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转型后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民主化把国家的决策权分向社会，使国家自主性降低；另一方面，转型要求国家拥有新的政策执行手段和机制，但这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育出来的，所以国家能力也面临挑战。不过，东欧的政治转型并不是对国家自主性和能力都不利。民主化在给予社会更多的政策决定权的同时也加强了民选政府（在东欧一般由民选总统所组成的政府）的合法性，所以国家的决策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民主化使国家和社会在决策层面达成妥协，进而使国家在政策执行层面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可以加强国家能力。可见，政经转型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现有文献从各种角度探讨了东欧转型中国家能力的问题。罗伯茨和舍洛克从三个方面讨论国家能力，一是制度方面，衡量国家政治机构决定和执行政经规则的能力；二是政治方面，指国家—社会的联系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三是行政方面，涵盖国家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如法律与秩序、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等）的能力。史密斯从五个方面考察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它们是整合能力（即以统一的对国家和国家目标的认同调整国内各民族间、社会组织间关系的能力）、汲取能力（特别是税收能力）、政策制定能力、公正能力（即公平裁判社会纠纷的能力）和强制能力（即动员军警应对国内、外威胁的能力）。卡明斯（Cummings）和诺加德（Norgaard）则从四个方面比较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能力，即理念方面（政治领导人、政府、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方面（国家机构内部凝聚力和效率问题以及国家—社会、国家—国际行为者的关系问题）、技术方面（国家的智力与组织资源问题）、执行方面（国家的政策执行问题）。
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总结起来仍可以看出现有文献的讨论重点。这些学者定义的国家能力一般都涵盖了前文所讨论的国家自主性和能力两个方面，决策与政策执行也是他们衡量国家能力的重点，包括罗伯茨和舍洛克所讨论的制度和行政方面、史密斯所讨论的汲取能力、政策制定能力、公正能力和强制能力以及卡明斯和诺加德所讨论的技术与执行方面。与此同时，这些学者还指出了决策与政策执行的两个重要基础，第一是合法性（如史密斯所讨论的整合能力以及卡明斯和诺加德所讨论的理念方面），第二是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外部关系（罗伯茨和舍洛克以及卡明斯和诺加德所讨论的政治方面）。合法性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根据90年代对21个东欧国家所做的民意测验指出，东欧国家的城市选民普遍都支持政府的改革，而农村选民则对国家机构增加了信任，所以两者相加对转型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增强有利。当然，这个增强是在改革的大框架下体现在具体政策的灵活性上，而不是国家可以为所欲为。
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外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能力。如果国家在与社会以及国际行为者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它就很可能变成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的场所和工具，因此国家、社会以及国际力量的关系对国家能力起决定性的作用，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俄罗斯在90年代的国家能力主要受制于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是由前苏联时期大型企业的管理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他们在90年代初与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国会建立起政治联盟，通过游说国会修改了1992年提出的私有化方案，使这个管理者集团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拥有和控制了大量资源。
另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大银行。民主化后通过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政党、候选人的经济支持，大银行逐渐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力量。政府不仅需要它们对选举的支持（大银行对叶利钦1996年选举获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银行提供的资源成为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的基础。
从1992年到1995年，整个俄罗斯经济萎缩了32％，而金融部门却增长了43％。1995年政府为了避免其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伤害大银行的利益，还特别为它们提供了新的获取高利润的机会，即开辟国家证券市场并为大银行提供极高的回报和市场保护使其免于受到国外银行的竞争。奥尔森认为，苏联模式在转型中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如何应对“分配性联盟”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谈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政经转型就是一个改革者与这些寻租者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强烈的对抗也有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更有学者认为，改革者本身也是寻租者，希望通过把国营企业私有化为自己赚取利益。而国际经济势力对俄罗斯大银行和叶利钦政权的支持不但使这种寻租、创租的现象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国家能力就在这个环境里走向衰落。
俄罗斯国家能力的问题在政府的汲取能力上可见一斑。例如，1996年俄罗斯政府仅按时按量从16％的纳税人那里收到税款，另有34％的纳税人分文未交；再如，1998年上半年政府仅获得私有化拍卖预期收入的20％。甚至连俄罗斯的国家强制力都出了问题，由于国家无力有效地应对经济犯罪，不得不把国家一些重要的强制功能转移给由前国家雇员组成的私人安全公司。罗伯茨和舍洛克认为俄罗斯国家能力从制度、政治和行政三个方面来衡量都极度虚弱。
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历告诉我们，民主化不一定能够加强国家执行政策的能力，关键在于民主化是使社会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渗透政府使其为特殊利益服务，还是使代表民意的社会组织掌握监督政府的权力使其为整个社会服务。伊斯特尔（Easter）在比较俄国和波兰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时指出，前者的财政汲取建立在政府与少数大企业的妥协之上，后者则建立在与工会组织的妥协之上。前者的妥协结果是政府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而后者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因为在波兰，工会是涵盖性组织，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的妥协必然会保障政府对政策的顺利执行。
民主化不但横向增加了社会的政治力量，同时在一些东欧大国里也纵向增加了地方势力的政治力量，使其在决策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都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有力挑战。在90年代的俄罗斯，执政集团如果想在地方获得足够的选票就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交换条件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地方不是通过促进地方发展而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而是不断向中央索取，这不仅造成大量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位学者专门从地方公职的增加与中央财政支持的关系来说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互动。他们发现，俄罗斯的地方政要有意增加超出预算的公职，然后以地方公职人员无法获得足够薪金因而可能引发罢工为由威胁中央政府，使其不得不提供财政支援，地方政要则在目的达到后进一步增加公职，以此形成恶性循环。地方政府不仅在软预算约束下不求发展，而且很多仍然保持计划经济的特征，对地方经济横加干涉，有学者写道：“如果有些地方政府还在嘴上支持市场，几乎全部都在行动上反对市场”。90年代的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相似的经历，地方势力也很强大，而且在转型前就形成了非正式的地方社会网络，通过对地方银行、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施加影响来争夺资源，转型后经过经济自由化和财政分权的改革，地方网络更加发达并使地方势力构成了对中央汲取能力的威胁。
东欧的政治转型不仅在国内层面影响国家建设，也在国际层面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其他原成员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前苏联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小国际系统，俄罗斯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原成员国则是边缘，由于俄罗斯占据大部分物质和人力资源，其他原成员国解体后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乌克兰可以算作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里除俄罗斯以外最重要的成员，但解体后有学者形容乌克兰处于无国家、无（真正的）民族、无精英和无市场的境地，这显然不利于乌克兰的国家建设，如果乌克兰是这样，其他处在更边缘境地的前苏联成员国也就可想而知了。东欧地区内的国家建设过程不仅受到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影响，也随着东欧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国家界于国际、国内层面之间，一边需要领导国内转型，一边又要应对国际体系的压力，调节国际、国内的政经联系。因此，国家建设不但不能减弱，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
以上的讨论告诉我们，转型到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国家能力的转化。如果不能成功完成国家建设，经济转型也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90年代的俄罗斯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转型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建设有待商榷。民主化既为国家提供增强国家能力的机会也把国家推向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既然如此，政治、经济转型是否应该同步进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重点。
经济自由化
鉴于东欧政经快速转型所带来的巨大震荡，特别是国家解体、经济大幅度下滑，很多学者都把以下两个问题作为研究东欧转型的焦点，一是经济上的震荡疗法是否可取，二是政治、经济转型应该孰先孰后。这一节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
渐进转型还是激进转型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一开始主张和推动激进转型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人理性选择。在自由市场里，价格的变化可以迅速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改变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因此只要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自由市场，人的行为就会根据市场信息而灵活调整和改变。
支持渐进转型的学者则认为经济转型不能与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割裂开来，激进的经济转型与转型国家的制度（特别是隐性制度）环境脱节，不但使经济下滑而且因为缺少制度的支持也不一定会按最初的计划维持下去。与其相反，渐进的经济转型使经济与制度环境逐渐互相适应，而且改革者还可以不断对转型的道路进行调整，这样既可以把因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降到最低点又可以带动制度环境一起转型以便巩固转型的成果。90年代对东欧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普遍支持激进和渐进措施相结合的改革。
如果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以人的理性选择为基础，支持渐进转型的学者更强调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但同样是强调历史和制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渐进与激进转型之争不应该是空泛的两种理想类型的比较，而应该认真分析东欧当时实行震荡疗法的背景和条件。萨卡瓦指出，了解东欧经济在90年代的急剧下滑应该分清短期转型震荡的原因和长期经济衰落的原因。比如波兰，在1978年至1982年间国民所得急剧下降了25％，加上1989年至1991年间的经济萧条，转型前波兰的人均产量只相当于1973年的水平。更有学者进一步强调，东欧转型前的条件使震荡疗法成为必须。以俄罗斯为例，不但从前苏联继承了一个难以投入市场运作的生产系统和反市场的社会意识，而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85年到1991年，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从国内总产值的2％上升到30％，1991年的国内生产萎缩了12.8％，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改革似乎是难免的。
因此，虽然从理想状态上看，渐进转型比激进转型考虑的因素更多、更适合国家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但东欧（特别是俄罗斯）转型的起始条件似乎更倾向于激进改革之路。
以上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化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即经济上的震荡疗法是否可取。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政治、经济转型应该孰先孰后。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叫做“J曲线理论”，强调政经转型不应同步进行。快速转型的经济要经历一个从衰落到上升的过程（即J曲线），在转型的起始阶段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还不具备，旧的体制仍然存在，新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容易引发经济剧烈滑坡和广泛的社会动荡，而同步进行的民主化又给予民众政治权力，使其对经济的不满可以从选票上表现出来，这样必然会对执政的改革集团不利，使改革受阻。所以，J曲线理论主张政府在经济转型初期要保持强势，通过权威把改革推行到底，直到市场成型和发展的条件具备为止。当然，成功地推动了改革的强势政府为什么要“还政于民”首先值得推敲。缺乏制度监督的俄罗斯总统就一直使人担心：普京今天可以保护人权，但并不能代表明天就能，也不能代表他以后的总统就能。
更有学者从J曲线理论的论证过程寻找问题。赫尔曼（Hellman）认为这个理论只强调转型短期受害者的政治行动，忽视了转型短期受益者的政治运作。他强调，经济转型最初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在转型前就拥有资源的国营企业负责人、银行主管和地方官员等，他们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垄断市场、形成金融寡头。但是，进一步改革就意味着走向竞争市场、打破垄断，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于是他们就自然会动用政经资源阻止进一步改革。赫尔曼认为，只有依靠民主力量才能从一开始就监督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并打破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垄断，从而把经济自由化推行到底，所以，政治转型不能滞后。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民主制度的巩固与国家建设必须先于经济自由化，这样才能为经济自由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的保障。
从转型的短期受害者到短期受益者，焦点不同，政治、经济转型孰先孰后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可见，政治、经济转型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库尔茨（Kurtz）和巴恩斯（Barnes）对90年代的26个东欧国家所做的定量研究显示，经济自由化与民主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放弃简单的威权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划分，也不能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简单地讨论政治制度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而要走进这些制度，具体观察政经互动的过程，去问什么样的威权制度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经济自由化的推广更有利。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同被弗莱（Frye）和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列为缺乏真正民主的国家，前两国在90年代没有进行多少自由贸易改革，而后两国则采取了广泛的市场改革。他们指出，关键不在于它们的政治体制有多少民主成分，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否集中。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因为权力集中所以反对改革的领导人有能力冻结改革措施，而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因为权力相对分散，改革者可以“见缝插针”推动市场改革。
民主体制也不一定自然推动改革。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很重要，如果改革派获得绝对优势，经济转型就能够从一开始打好基础，以后即使有政治上的波折也很难改变转型的方向，反之，改革的前途就难以预料。政党政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普京比叶利钦更有能力推动持续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成功地把执政党变成国家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沟通桥梁，改变了90年代政党对峙、总统与国会对峙的状态。
在政治体制、集权程度、选举结果和政党政治背后是改革集团和反对改革集团的实力对比。这个实力对比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同时也对转型期间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集团实力强大会保证经济自由化稳定进行，波兰是典型的例子；反对改革集团占据优势也会带来经济稳定，但很难改革，乌兹别克斯坦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两个集团实力相当，则经济稳定和经济转型都难保证，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就是如此。但是，改革集团的强势就一定意味着民主化吗？也就是说，支持经济自由化的改革集团一定会支持政治自由化吗？那要看改革集团的目的和国内、国际环境。总之，经济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并没有自然的因果联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政治、经济转型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转型的多样性
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前有着相似的起点：相似的政权组织形式、相似的政党、相似的经济体制、共同的意识形态、同一个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又几乎同时进入了政经转型过程。但是，它们转型的过程和结果却很不一样。从经济体制上看，东欧地区的西部国家（即中欧地区的转型国家）已基本完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东部国家（即中亚地区的转型国家）仍然徘徊不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数上看，既有波兰90年代平均4.4％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有塔吉克斯坦同时期平均9.9％的经济萎缩（见表13.1）；既有捷克、匈牙利、波兰的经济、社会正面发展，又有俄罗斯、乌克兰的全面倒退（见表13.2）。从政治体制上看，转型过程和结果也非常不同。表13.4从精英与政治组织的关系到获得和维护政权的渠道两个方面展示了90年代不同的国家建设过程。在统制型（Autocratic）和个人型（Personalistic）过程里，具有很强个人权威的精英通过个人声望赢得支持，但精英在统制型过程里需要通过一定民主程序和制度获得政权并进行统治，而在个人型过程里则通过社会网络；在民主型（Democratic）与争斗型（Fractious）过程里，统治精英与政治组织紧密结合，互相支持，精英在民主型过程里一般通过政党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并通过确定的民主程序获得政权、进行统治；而精英在争斗型过程里所代表的政治组织通过社会网络与其他精英和政治组织争夺统治权。
对于转型的多样性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地理和宗教为焦点，强调越靠近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就越容易扎根。从中亚到中欧，地理上与西方越来越近，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所受西方的影响就越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宗教，从中亚到中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种类依次是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可见越靠近西欧就越有孕育自由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与条件。以地理和宗教为基础的解释突出的是国际环境的作用（从宗教的角度看是历史上国际环境的作用），与西方的距离越近，西方的观念、思想和制度就越容易传播过来，而且这些因素在靠近西方的国家间互相传递使其巩固的概率就越大。
第二种解释以理念为主。例如，在平等选择的原则下，捷克通过向公众拍卖国营企业使社会能够参与私有化的过程，而俄罗斯的私有化则是在优先支持国有企业原有人员掌握企业的理念下进行的。不同类型的产权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内部产权（inside ownership）缺少外部监督，为原来的企业管理者和工人在企业内部争夺资源创造了条件，争夺越激烈，工人对企业利润的预期就越低，也就越没有动力从事生产，整个经济的发展因而受到制约；以捷克为代表的分散性产权（dispersed ownership）使企业的外部和内部持股者并存，两个层次的斗争减弱了专注于内部资源的争夺，而外部持股者越多就容易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与内部持股者的斗争也会减弱，于是工人对公司利润的预期就会升高，进而加强了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转型。
有学者在比较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的早期转型后特别指出，虽然波罗的海三国中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大型企业在政治力量上一点都不亚于白俄罗斯的大型企业，但由于前三国统治者亲西方、亲市场的价值取向，这些大型企业都被排斥在经济决策之外。而白俄罗斯领导者的政治、经济价值更倾向于前苏联，这些大型企业就在经济决策中起很大作用。
可见，影响产权选择和经济决策不只是权力和权力运作的问题，也是理念的问题。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成员国之间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是理念问题。拉脱维亚脱离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而白俄罗斯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前苏联成员国在不同时间脱离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都可以用国家认同来解释。
亲俄罗斯、反俄罗斯、亲西方、反西方的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塑造出来的，不同的国家认同则带来不同的社会联盟，因此产生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和不同的转型过程。
第三种对转型多样性的解释以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中心。有学者认为不同的转型结果源于转型前体制内的政治官僚、技术官僚和持不同政见者在转型开始后的不同关系。东欧地区内东部国家的转型呈现出以下特征：原来的政治官僚在政治上变成民族主义者、经济上变成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通过和部分技术官僚（如原大型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联合，在转型开始后迅速成为新的统治集团，但他们仍与以前的体制有深厚联系，他们管理下的经济以出口原材料为主，不但没有建立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东欧地区内西部国家的转型则呈现出不同特征：原体制的技术官僚与持不同政见者联合，因此原政治官僚难以成为新的统治者，经济转型能够比较顺利实现，但转型后的经济一般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处于依附地位。
第四种解释以历史制度为中心。有学者指出，东欧的产业转型既不决定于整个经济改革的战略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经济干预，而是一场从以前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政治网络里拉出企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的斗争。可见无论是激进转型还是渐进转型，历史的延续性都不容忽视。虽然东欧国家曾有过相同的政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历史经历仍然对它们的转型有着重大影响。匈牙利经济在转型前八年就在渐进改革下出现了私有制，这无疑对它后来相对顺利的转型起积极作用。邦斯认为，原来体制下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大小对后来的政治、经济转型影响重大。持不同政见者力量强就会使改革者在转型的第一次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从而奠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政治和经济都会比较平稳地走向自由化和制度化，经济表现则越来越好。波兰能够比较成功地转型与团结工会在转型前就有很强的政治力量和动员能力有关。如果持不同政见者力量弱，转型的第一次选举就会给予靠近原体制的政治集团以绝对优势，国家则在政治上走向威权统治、在经济上转型缓慢，但因为经济变化不大，所以经济表现比较稳定，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样的转型经历。最后，如果改革集团（由原来持不同政见者组成）与靠近原体制的政治集团实力相当，国家的政经改革就会左右摇摆，政治、经济动荡不断，经济表现最差，这就是典型的俄罗斯的经历。
应该说，以上对于转型多样性的不同解释都有各自合理之处，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怎样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解释不同的转型经历。表13.4的不同国家建设过程就可以用国家面对的不同西方压力和自身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制度一起解释。强势领导人的传统和西方民主化的压力共同塑造了俄罗斯既有威权总统又有一定民主程序的国家建设类型。国际环境和历史制度为一定形式的转型提供了条件，而理念和利益集团的互动则塑造了转型结果。
波拉尼曾说：没有通向市场经济的市场之路。
在东欧的政经转型中，国家建设是关键。民主化和市场化不但不意味着国家的撤退而且需要具有强能力的国家担起引导、维护和巩固的重任。民主化一方面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促使国家和社会在决策层面达成妥协从而增强了国家执行政策的能力。但是，从一个政经体制转型到另一个政经体制，旧的政策工具逐渐失去效力而新的国家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植出来的，所以转型国家很难避免国家能力的转化问题。国家能力的问题只是东欧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脱离相应制度环境的震荡疗法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是东欧转型国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但从一些国家转型前的经济状态来看，震荡疗法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对于不少东欧国家，动荡的转型也与政经自由化同步进行有关。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不一定能够相辅相成，根本在于转型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是怎样互动的。不同的国际影响、不同的历史制度、不同的改革理念使政经力量的互动塑造出不同的转型过程和结果。
东欧转型十年后，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后共产主义（或东欧）的终结” 。东欧向何处去？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完整地区，还是西部发达地区归入发达国家的“富人俱乐部”而东部落后地区转入发展中世界？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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