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乌鸦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块奶酪。一只狐狸在下面走过。“乌鸦，乌鸦，你懂政治吗？”乌鸦不作声。“乌鸦，乌鸦，总统大选你投票吗？”乌鸦还是不作声。“乌鸦，乌鸦，你投现任总统一票吗？”乌鸦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张开嘴喊道：“投！”奶酪掉下来，让狐狸叼走了。乌鸦站在树枝上想：“要是我说不投，会不会不是这个结果呢？”
（截自豆瓣）
既然“重大改革的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交织的”这一论点没什么争议，那么令人惊讶的是，在安德斯·奥斯隆德的新书问世之前，没有一部内容涵盖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时期俄国政治经济转型的英文著作。奥斯隆德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取得了成功，而民主化至今仍未结出硕果？奥斯隆德的简短回答是，关键的市场改革得益于在 1991-1992 年冬季短暂的“机会之窗口”中实施，而同样的机会没有被用于民主改革的目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俄罗斯改革者，乃至他们的西方顾问对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有相对良好的了解，但对如何建立民主却知之甚少。这个答案贯穿了整本书，其中大部分内容基于奥斯隆德的早期著作。
奥斯隆德的主要论点是，革命性的改革若能在早期迅速实施，效果会最好，以免反对革命性改革的势力集结在一起并处处掣肘。后者更倾向于局部改革，因为他们由此能获得大量的寻租机会。此时的温和必将适得其反。鉴于国家行政能力有限，机会窗口期短暂，激进改革必须简单明了。奥斯隆德曾在 1990 年代初担任俄罗斯政府的外国顾问，他通过将早期价格放松管制、进口自由化和小规模私有化的成功与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的失败和缓慢的民主化进程进行比较，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尽管早期的经济改革不足以阻止经济衰退，但其激进的性质使其不可逆转，为几年后开始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政治上，叶利钦错过了提前选举以取代苏联时代的议会和解散克格勃的机会。结果，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最终以暴力解决，民主理想自此有了污点。这一结果，以及几乎完好无损的克格勃系统，加上1993年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和其他错误，为现任总统在革命后稳定时期的威权主义崛起奠定了基础。
奥斯隆德将俄罗斯的转型视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这使他能够将大量革命文献的见解运用到他的分析中。他认为，“一个图式性的革命范式（[a] schematic revolutionary paradigm ）完美地勾勒了 1995 年至 2007 年俄罗斯的发展”。“温和革命者”戈尔巴乔夫和现存制度的崩溃，引发了革命前的改革“大觉醒”。伴随着苏联的革命性解体，“革命英雄”叶利钦进行了激进经济改革，他还主导了 1994-1995 年国有企业经理影响力最大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寡头主导的时期。“大革命戏剧”的岁月以 1998 年的金融危机和 1999 年开始的“后革命稳定”结束，并导致了向现任总统统治下的威权体制过渡。最后，奥斯隆德延续了革命主题，对俄罗斯的未来做出了预测。
整本书中，奥斯隆德的辩论对手，是那些渐进主义的支持者，以及那些认为俄国应该采用中国式改革路径的人。他的立场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有时他的言论有些极端，证据也不完整。奥斯隆德说，改革前夕，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大不相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声称“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追随中国，而是他追得太紧了”，这一点值得怀疑。就重大的具体政策而言，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例如，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而俄罗斯的改革始于工业；中国没有公开性（glasnost）政策；等等。奥斯隆德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克服官僚阻力之后“明智地放弃了所有改革农业的尝试”，这一说法尤其令人费解。苏联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同于中国。另一个分析不够细致的例子是，奥斯隆德将 1992 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作为渐进式改革导致“惨败”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货币政策是在几个月的大幅紧缩之后才放松的。有人可能会说，最初的过度紧缩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它产生了强烈的反弹，迫使政府放弃这一政策，同时也破坏了未来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就证据而言，如此广泛的研究不可能达到更集中的期刊论文的精确度。然而，有时甚至连较低的标准都达不到。例如，为了证明自 2000 年以来放松管制措施在刺激小型企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奥斯隆德引用了企业数量每年7%的增长率，到 2006 年已达到500万家，甚至还绘制了一张反映自 1994 年以来这一趋势的图表。这些数据具有误导性，因为 2005 年，只有大约980000家企业或7/1000人被 Goskomstat (2006) 归类为小型企业。这一比率只占发达国家同一比率的一小部分，而 2000 年有近880000家小型企业。这代表着每年仅增长 2% 多一点。此外，许多小型企业活动是由未注册为“企业”的个体企业家开展的。相反，企业有时只是为了进行欺诈交易而注册，然后就人间蒸发了。也许一个能够更好地衡量小企业部门发展程度的指标是该部门的就业率，包括个体企业家；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99 年至 2002 年间，这一指标占总就业率的比例实际上略有下降。
然而，上述问题是次要的。总体而言，奥斯隆德为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鉴于俄罗斯私有化计划在专家和外行中的声誉参差不齐，他对该计划的辩护尤为重要。奥斯隆德甚至为贷款换股份私有化（the loans-for-shares privatisation）辩护，认为这起事件中所有三家备受争议的公司（尤科斯ЮКОС、诺里尔斯克镍业Норникель和西伯利亚石油Газпром нефть）在 5 年内都取得了“工业重组的惊人成功”，生产和税收收入增长，管理改善，实际资产价值大幅增加。奥斯隆德将围绕这一事件，以及开放式股份公司（Svyazinvest，俄罗斯最大的电信公司）私有化的争议归因于它们相对透明，尤其与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内部私有化的高度不透明相比。此外，贷款换股份计划中支付的赎买价格事后可能看起来很低，但事前不一定如此，因为在私有化之前，这些公司由腐败的经理管理而运营混乱。
（Loans for shares schemes的维基词条）
快速私有化和其他激进改革为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这种成功却受到威权体制的威胁。奥斯隆德认为，这一矛盾是塑造俄罗斯未来的主要力量。尽管最近出现了重新国有化和腐败现象的增长，但他乐观地认为，这一矛盾将通过俄罗斯“摆脱威权统治的束缚，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解决，因为它“太富有、经济太多元化、教育程度太高、太开放，不可能是被威权统治”。让我们希望奥斯隆德的乐观是有道理的。
（原著作者官网截图）
（书评作者官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