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
为此，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我们应该珍视、保护并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罗新
（截自维基词条）
马蒂·利普塞特在 2001 年因中风而长期残疾，并于新年前夜去世。他的朋友和前同事正在华盛顿地区为他组织一场相称的追悼会，但与此同时，我想我应该谈谈他的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在马蒂晚年才认识他。1996 年，我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了第一个学术职位，他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哈佛、伯克利、斯坦福和其他地方工作了很长时间。在乔治·梅森大学，我与他共事五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最初，我们共用了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第一个家。马蒂和我每年都会一起教授“公共政策800”这门课程——“文化与公共政策”，这是我个人最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之一。公共政策800是马蒂早先时候开发的比较政治课程，主要基于他 1991 年的著作《美国例外论》。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教这门课的一个版本，今年春天，我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开设这门课的另一版本，作为“比较国家体系”的核心课程。
(截自豆瓣）
马蒂在每堂“公共政策800”的课上都会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因为只有通过观察不同的社会，人们才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独特之处。对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异类。美国的福利国家起步晚于其他欧洲民主国家，规模也一直较小，并且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保守主义紧缩政策中第一个被削减。美国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将反国家主义与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结果负责的信念相结合。反国家主义是美国在反抗英国君主专制统治的革命中诞生的产物。个人主义则源于美国作为“新定居点”没有继承欧洲或亚洲旧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对于在美国定居的移民潮而言，地位和财富更多的是通过努力获得的而非继承的，这构成了洛克式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
后一种思路可以追溯到马蒂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最初与美国政治的极左派站在一起，后来又向右靠拢，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后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与几乎所有欧洲民主国家相比，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社会缺乏欧洲国家固有的阶级结构，通过个人成就实现社会流动要容易得多。在美国，人们会区分应得的（deserving）和不应得（undeserving）的穷人，这种区分让来自更僵化社会的欧洲人大惑不解。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改变自身地位的力量要弱得多；因此需要国家力量来平衡社会结果。马蒂认为，只有对非裔美国人而言，美国社会在历史上才与欧洲类似，即根据出生来决定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黑人往往表现得像欧洲工人阶级白人一样，投票支持由强大国家管理的再分配社会主义政策。
马蒂·利普塞特是政治学家所谓的“小n”比较方法的大师，《大陆分界线》和《美国例外论》等著作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不可能用整个社会做对照实验，因此确定因果关系的唯一方法是对比足够相似的社会，这样人们就可以就大范围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这使得社会科学家就可以找出最能解释结果差异的因素。因此，比较加拿大和美国（正如他在《大陆分界线》中所做的那样）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气候温和的发达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和种族起源。因此，加拿大和美国在对待权威、国家、风险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的重要差异可以归因于两个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案例研究，并且离不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领域——密集的背景知识。
(截自豆瓣）
在理性选择政治学的负面影响下，这种方法在过去的一代人中要么被大规模的统计研究所取代，要么被试图建立受控行为实验的微观研究所取代。这两种方法都有其用途，但它们本身能告诉我们的内容非常有限。当将大n研究(即有大量案例的数据)应用于整个社会的跨国回归分析时，往往会将“新教”或“总统制”等因素简化为单一的虚拟变量，从而忽略了通常解释特定结果所需的复杂背景因素。正如马蒂在课堂上解释的那样，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都是高度多变的；相比之下，粒子物理学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领域，因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更为准确地确定。另一方面，微观层面的实验可以严格证明某些因果关系（因此通常可用于公共政策分析），但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美国人比欧洲人更虔诚，或者美国反国家主义的起源，而这些问题才是更持久的利益所在。
马蒂·利普塞特非常重视“政治文化”，而这是另一个在经济学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已经不受重视的概念。马蒂曾说，就正式制度而言，许多拉美国家建立的政治制度与美国非常相似（有些国家甚至刻意效仿美国宪法）。但除了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我们无法解释北美和南美在民主质量上的差异。但马蒂并不是像萨姆·亨廷顿那样的文化主义者；虽然他非常重视宗教，但他并不像萨姆那样认为宗教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马蒂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更加灵活和广泛。
这一点从“公共政策800”中我最喜欢的一节课得到了体现，该课程是关于总统制的，由他主讲。马蒂总是说，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两位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对立阵营。他们之所以是伟大的总统，是因为他们明白，美国总统的真正权力和职能不在于制定正确或技艺精巧的政策，而在于制定和传达广泛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美国人民的信念，又塑造了他们的信念。两位总统都将这些宽泛思想的翻译工作交给了下属；他们主要是有远见的人（visionarie）和沟通者，能够围绕重大而重要的想法建立共识。仅仅通过阅读宪法或列举总统的正式权力，并不能理解总统职位的真正职能，因为它在实践中的使用方式已经更多地成为政治文化的问题。
我与马蒂共事的时间很短，只能粗浅地描述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并将在后续文章中尽力补充。他的职业生涯和早期著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值得他人探讨。然而，我们显然失去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很难想象后辈中谁能接替他的位置。
发布于：2007年1月8日
(摄影：为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