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读书笔记基于Tobias的同名论文。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和选题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组织和排列了文章的论述逻辑，以便使它更条理清晰，以丧失故事性和可读性为代价：
苏联的前市场改革派——自由派异见分子、蛇山青年经济学家小组和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的改革计划是“新自由主义”的。对他们来说，西方始终是与苏联进行比较的重要陪衬，但他们不过是在苏联解体的短暂前夜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之所以成为转型期的流行读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可能进行的改革提供了具体建议，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合法性，而这些思想是俄罗斯的改革家们在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以及当地的思想传统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然形成的。
尽管如此，将其中一些人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反对控制论计划，强烈倾向于自由市场，倾向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限制人民主权以创造和捍卫自由市场，这些确实与西欧新自由主义者早先提出的观点相似。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俄罗斯的一些亲市场的改革者自 1980 年代末便能轻而易举地、畅通无阻地融入全球新自由主义网络和智库。
从 1987 年开始，彼得·阿文（Petr Olegovich Aven）在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Vienn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工作期间与西欧和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Petr Olegovich Aven的维基词条）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维基词条）
丘拜斯和希罗宁（Viacheslav Shironin）在 1988 年与匈牙利的英国经济事务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搭上了联系。
(http://shironin.com/english/)
在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Nayshul成为了朝圣山学社的备受欢迎的座上宾。Pinsker创办了Catallaxy出版社，其名称取自哈耶克经济秩序的术语——“交换制度”（希腊语词汇，catallaxy），并为俄罗斯读者翻译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作品。
（出自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原理》，1966年，https://www.sohu.com/a/487252178_121123920）
在西方的协助下，一些（新）自由主义机构在莫斯科成立：莫斯科国际经济转型研究中心由盖达尔领导，之后则由Vladimir Mau领导，他是已知的两名俄罗斯朝圣山学社成员之一。
（Vladimir Mau的维基词条）
The Heritage Society则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并协助创建了一个自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学会，虽然直到 2002 年才成立。
然而，不应高估西方新自由主义在 1990 年代后苏联时期对俄罗斯的影响：国际新自由主义智囊团成员在与俄罗斯同行初次见面后，往往承认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俄罗斯同行的，但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却很多。
作为莫斯科新的强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试图将苏联的机构和官僚系统转变为他指挥下的俄罗斯当局。从计划官僚手中夺取对苏联经济的控制权，是他政治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权力的过渡不可逆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他早在一年前就在《消息报》上宣称，“会使整个行政指挥系统变得多余，它实际上会消亡。”叶利钦的心腹Gennady Burbulis为他引荐了蛇山小组的一些成员，后者的年纪轻轻的年龄吸引了叶利钦：“我特意选择了那些在苏联时期经验最少的人，他们没有精神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盖达尔和丘拜斯分别在不同时期担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 1990 年代初担任副总理。
人们常常认为，在那个时期，自由放任的狂热意识形态驱使着盖达尔的团队。但是，在一个国家机构和公共秩序已然持续崩溃的时期，支撑他们政策的似乎不是反国家主义，而是绝望地试图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一种不可逆转的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正是由于他们观察到计划经济中央控制的局限性，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低下的认知，以及他们恐惧根深蒂固的官僚精英和无知的大多数民众的抵制，因此他们拒绝了任何国家主导的渐进转型或混合经济的建议。“这是彻底的混乱”，盖达尔后来回忆起1991年底的情况，“只有病床上的白痴才会在此时谈论中国-匈牙利式的渐进改革。”
将新自由主义思想转化为政治有其局限性。
首先，在青年改革者们看来，无论是否果真如此，中央政府从未强大到足以真正实施复杂的改革计划，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迎合（accommodate）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所抱怨的不是国家过于强大，而是国家的软弱无力。
第二，亲市场派总是依赖于政治领导人的善意，然而，政治领袖只在有利于自己的议程时才会支持这些亲市场派，并且可以随时驳回他们的经济政策建议，乃至驱逐他们。
盖达尔最具争议的措施是在 1992 年 1 月结束物价管制，当时他刚刚出任财政部长几周。前一年，苏联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提高计划价格和取消私人储蓄来稳定经济，这不仅压垮了许多苏维埃公民，也未能遏制过度的需求，因为政府屈服于民众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食品价格持续走低，给国家预算带来沉重负担，阻碍了生产，并催生了不断扩大的黑市。当西方在 1991 年底开始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时，一些地区将粮食走私到国外以换取硬通货。到年底，在盖达尔上任之前，官方供应系统已经崩溃。最初，盖达尔将基本食品、住房、能源、交通、通讯和药品排除在了价格自由化政策的范围之外，但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允许各地区取消大部分控制，因为预算中没有更多的钱来支付高额补贴。价格自由化之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这不仅是因为之前受到行政手段压制的通货膨胀暴露出来了，而且还因为青年改革者未能控制中央银行和打破卢布区，这使他们无法叫停货币的投放。
这种“休克疗法”的灵感来自东欧和历史上的榜样。二战后的西德货币改革在俄罗斯亲市场经济学家群体中被视为模范。一些人还指出，十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政府维持了物价管制，这导致了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劳工骚乱，并最终导致了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1990 年，几个苏联经济学家代表团前往波兰，学习波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正在进行的解除经济管制。他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价格自由化是迈向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为之后的大规模私有化创造必要的金融稳定。“新自由主义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也被指责推动俄罗斯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但这种影响只是间接发生的，通过俄罗斯政府模仿波兰的转型，而不是由于任何外部压力。当俄罗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批顾问蜂拥至莫斯科时，决策早已敲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整个 1990 年代对俄罗斯的政治决策影响甚微。它的建议经常被忽视，它既没有参与价格改革，也没有参与随后的私有化。
将苏联工业和服务业的巨额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是 1990 年代初经济改革中另一项颇具争议的措施。在这方面，一个常见的指摘是，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导致了过于草率的激进主义：据称，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在乎谁拥有资产，只要不是国家就行，这导致了短期的利润增长、大规模的非工业化和经济衰退。一些根植于本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确实在苏联解体后得到了实施。Nayshul的代金券私有化方案最初受到争议，其目的是将全体人民变为股东，从而克服民众对市场化的怀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计划似乎取得成功后，Nayshul于 1992 年实施了该计划。Piyasheva，Pinsker和 Selyunin 曾在 1990 年撰写过一份类似的私有化计划，但建议将小企业免费交给员工。1991 年底，他们在莫斯科市政府中找到了支持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市政府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将商店和餐馆拱手相让，而这些商店和餐馆最终往往落入非法的企业家手中。
然而，与价格自由化的例子类似，快速私有化背后似乎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狂热，而是市场改革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让那些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前苏共精英从私有化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利益，是改革者为其市场化方案争取必要支持的方式。大多数苏联公民对股东经济并不了解；他们把代金券廉价出售给公司经理，或将代金券投资到许多很快破产的企业中。1990 年代中期，通过“贷款换股票”的操纵性计划，第二波私有化浪潮加强了随之而来的资本集中。寡头们获得了对俄罗斯经济大部分资产的控制权；作为交换，他们将为叶利钦的连任提供支持。 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学，而是紧紧抓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创造和捍卫市场，并绕开俄罗斯人中明显的民主多数，因为这些人如今会投票给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 Nayshul将“俄罗斯的皮诺切特”的希望寄托在总统候选人、深受欢迎的前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身上，他在 1996 年总统大选前向列别德提出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但后者最终竞选失败。
(Alexander Lebed的维基词条）
大多数其他市场改革派继续支持日益专制的叶利钦：当叶利钦通过炮轰苏联时代的议会大楼来平息叛乱时，他们曾欢呼雀跃。1996 年叶利钦竞选连任时，他们勉为其难、不情不愿地支持了叶利钦；丘拜斯甚至作为主要战略家参与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起初欢迎叶利钦任命的总统继任者，因为他似乎延续着由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捍卫自由市场的路线。直到 2012 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最高经济职位一直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担任。虽然 “被管理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消除了任何有意义的反对声音，但他们维持或引入了低关税、消费税、可兑换货币和自由资本流动。俄罗斯经济在公司层面实现了西化，西方咨询公司重新调整了商业文化。
然而，俄罗斯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专制统治一直是俄罗斯的常态，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者的启发。普京对实行财政纪律或 "紧缩政策"的坚持，与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因为他曾多次目睹金融危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在苏联末期，在无法偿还外债的东德，以及在 1998 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国家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产权，它利用经济政策来达到地缘政治的目的。青年改革派中剩下的部长和顾问们相继被军队和特工人员取代，最近又被普京的朋友们取代。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认为与疯狂的民粹主义相比，普京的罪恶较小，但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公开的、往往是流亡海外的反对者。
（观察者网报道的一篇关于丘拜斯离开俄罗斯的新闻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9_13_708417.shtml）
在如今的俄罗斯，正统主义、欧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所覆盖着的东西，本质上是裙带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然而，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的转型时期，新自由主义影响着俄罗斯部分知识分子和许多掌握政治权力的经济学家。这种新自由主义是关于如何在强大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和保护自由市场制度的观点，形成于苏联最后几十年。它们基于对计划经济运作的观察和对普通苏联人心态的假设，也基于对往往由威权体制领导的全球现代化模式的解读。西方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参照点，西方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制度对一些人来说是值得珍视的理想。然而，西方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就如何实现向西方“市场社会”的转型提供什么建议。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著作确实成为了转型期的流行读物，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合法性，而这些思想形成于俄罗斯的市场推动者们与苏联经济政治现实的碰撞、对俄罗斯思想传统的接续，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