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读书笔记基于Tobias的同名论文。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和选题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组织和排列了文章的论述逻辑，以便使它更条理清晰，以丧失故事性和可读性为代价：
1980 年代，一些苏联青年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竞争和私营企业的必要性的激进观点。在其中一些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加入“新”的前缀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将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与如何在政治上建立自由市场并在必要时捍卫它的观点相结合。
数十年亲身经历的强权迫害，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非常清楚他们的改革计划将面临来自上层（根深蒂固的官僚精英）以及下层（大部分民众）的阻力，并据此思考对策。
具体来说，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被阿甘别吉扬压了下来，而“500天计划”又被在任期的最后两年逐渐保守化的戈尔巴乔夫拒绝。与此同时，苏联青年经济学家担心大部分民众的心态，民众期望国家养活自己，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将企业活动视为盗窃和剥削”的观念。
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政治观念，最初并非来自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是根植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无知大众、民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历史性恐惧。在 1980 年代的公开辩论中，关于1917 年二月革命后软弱的自由主义政府失败的探讨比比皆是，一些革命前的自由派被重新发掘出来，后者在重要的《地标》（Vekhi）中主张法律和秩序，结束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沙皇激进主义，因为“我们应该畏惧人民......让我们为这个政府而祈祷，只有它的监狱和刺刀还在保护我们免受人民的愤怒”。
（《地标》的维基词条）
更进一步，苏联青年经济学家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源于列宁主义经济政策”（Vasily Selyunin语）。他们谴责列宁建立了一种惩罚经济上的成功者的制度，并得出结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基础。相反，民粹主义的社会平等承诺可能导向威权统治：“给我免费的公寓，给我廉价的黄油，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然后让这个决心自食其力、现在生活过得比我好的邻居在我眼前消失，这个狗娘养的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了列宁主义经济制度所造就的普通俄罗斯民众的心态。
既然苏联青年经济学家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民粹主义，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将反威权运动建立在群众民主基础上”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对丧失理智的人民主权也兴致索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Vadim Belotserkovskij直言不讳地声称：“工人始终是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支柱......在未来的俄罗斯......让他们拥有电视和其他美好的事物，但要让他们留在下层（keep them down below）。
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念，最初同样并非来自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是来自以下三条路径：第一，他们回顾了俄罗斯经济学家在 1920 年代社会主义计算大辩论中的贡献，如布鲁茨库斯（Ber Brutskus）的著作，后者是布尔什维克之前俄国自由派政府的顾问，他在被驱逐出苏联前曾提出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假说。第二，他们研究了当代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度，并将其与通货膨胀、福利制度的高昂成本、增长率和竞争力下降联系在一起。第三，他们指出第三世界以市场为导向的威权政府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参见作者的另外两篇文章读书笔记 | 皮诺切特公式——苏联解体前后的皮诺切特仇恨和皮诺切特崇拜（1970-2000）和鲁普雷希特 | 皮诺切特在布拉格：1980-2000 年 东欧经济改革和国家的铁腕愿景
（Ber Brutskus的维基词条）
1988 年和之后一年，Piyasheva 和 Pinsker（他们是Vasily Selyunin的学生）发表了可能是苏联范围内最早的向读者介绍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哈耶克对中央计划和致命的自负的批评）的文章。他们认为，依靠表面上万能的科学，苏联领导人以社会经济乌托邦的名义忽视了无数世代所积累的经验和传统，最终通往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完全控制的致命尝试。基于“规划是一条死胡同”的认知，Piyasheva 和 Pinsker 呼吁个人应怀有谦卑之心，削减和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及其对人民所作出的无法实现的承诺。Pinsker 认为，“权势者和产业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是由福利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巩固的”，为此需要打破这一联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宪法对国家的限制，“而非议会或人民（对国家作出限制），因为两者和其他人一样，经常受制于幻想和盲目的恐惧。国家必须服从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在最大程度上将其作用限制于监督和执行法律的。”
在苏联青年经济学家的共同体中，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后几年里享有一定的声望，但他们并不是该集团世界观的主要来源。这些外国思想家只是为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形成的本土性认知提供了合法性，他们如今可以引用备受尊敬的西方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精英主义辩护。1990 年 7 月，《新世界》（Novy Mir）终于印刷了哈耶克于 1944 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的部分内容，尽管它详尽地证实了改革者对大众民主的怀疑，但它并没有就如何真正克服计划经济以及如何向自由市场过渡提出建议。
（Novy Mir的维基词条）
关于有关过渡模式的更具体的辩论在 1988 年展开。政治科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在科学院的庞大网络中与经济学家交流过，他们同意蛇山小组的许多人的观点，即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只提供了有限的指导，相较之下亚洲（台湾、新加坡、韩国、大陆）和拉美的发展型威权体制更具启发性。
政治学家 Igor Klyamkin 在一次备受争议的采访中说道：“如今，我们大谈民主，却只字不提如何实现民主。我们大谈市场，但对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保持沉默......这种转变只能通过结构性方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不了解这一点......有一种想法认为‘西方一切都很好’，我们应该努力像西方那样。但是西方的民主形成了几个世纪......我绝对相信，向民主的过渡只能(通过威权主义)实现。”
他的同事 Andranik Migranjan 在同一次访谈中说：“我们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Igor Klyamkin再次表示“民主与改革相对立......我完全同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未与民主化同步实现过。政治变革之前总是有或长或短的威权主义时期。14 世纪到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苏联青年经济学家也同意这一点。与表面上的新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狂热或“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仅民众对再分配的要求难以克服，而且苏联的国家能力也过于软弱，无法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改革。Vitaly Nayshul通过对行政市场的观察，不仅推断出这是一个效率极低的经济体系，而且还推断出中央计划国家机关缺乏实际执行莫斯科命令的权力：“我们失去了对事件的控制。今天，美国的经济比我们的经济更受中央控制”。
第一批蛇山小组成员预测苏联将于 1988 年内爆（implosion），但并不将此预兆视为好事。在改革期间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法律结构，但是需要加强国家能力，以便能够切实保证法律的执行。到1990年，蛇山小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权力真空中工作”。因此，向市场经济转型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盖达尔后来回忆说，这需要“政治领导而非技术性专业知识来解决”。正如上文所说，如何克服这一问题的灵感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历史上的苏联政府（新经济政策）和如今的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引导的市场化改革。
Selyunin指出，在 19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中，自由市场和威权主义的结合提供了社会秩序并加强了法治：“它证明了在几个月内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性改革的可能性。Nayshul在访问了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后声称“自由主义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随着 1990 年苏联的国家体系和经济的崩溃变得越来越明显，一群来自列宁格勒的不知名经济学家，罕见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并公开要求：“我们必须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快速制度化做好准备……尽管有任何不受欢迎的措施，也要进行全面的、合乎逻辑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