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伦多夫市政厅，柏林）
Adam Tooze--------------How China Avoided Soviet-Style Collapse
朱利安·格维茨的书强调中国如何从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获益，伊莎贝拉·韦伯的书强调中国如何成功避免了苏联集团那般融入世界经济后可能带来的灾难。后者曾评价前者，“格维茨的贡献在于将吴敬琏及其盟友的故事从回忆录文学提升到历史研究的领域。”
韦伯说道：“中国崛起与俄罗斯经济崩溃的对比，说明了中国市场改革辩论中的利害关系。”她在此论点方面引用的权威是彼得·诺兰，韦伯称他是自己的导师，诺兰是研究中国经济的顶尖专家，也是休克疗法最重要的非正统批评者之一。在他 1990 年代的著作中，他异常清晰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成功和俄罗斯失败的对比依据。
诺兰的一系列论证中，第一步是最大胆的。为了反驳巴里·诺顿所说的“中国相对成功是因为结构性优势，这使得中国更容易实现‘超计划增长’”的观点，诺兰坚持认为，事实上，两国实现追赶性增长的机会非常相似。尽管诺兰论证的细节可能缺乏说服力，但考虑到两个政权在斯大林体制时期普遍存在的低效率，两国本应拥有巨大的增长机会，这是事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苏联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拥有巨大的农业潜力，但它却难以养活其人口。苏联工业的浪费是出了名的。如果说俄罗斯经济增长在 1990 年代令人失望，那很难说是因为缺乏追赶机会。
其次，诺兰认为，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认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相反，事实上，“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将整个国家利益置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上，那么更成功地实现脱离计划经济的转型可能更为容易......一个自我改革的原体制执政党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最不坏的（the least bad）工具。”正是原体制执政党在决策层面的相对自主性为诺兰所说的经济腾飞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斯大林主义经济的改革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局面，政治经济上的正确选择可能带来爆炸性的增长，而错误的选择则可能导致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速倒退。”
诺兰似乎认为，俄罗斯人很容易热衷于全面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救世主式呼吁，因而成为牺牲品。然而，苏联可能从来没有实施中国式改革的条件，参见此篇书评 | 《挽救苏联经济的斗争：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增长缓慢感到沮丧，但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努力却屡屡受挫，因此他决定加速摆脱僵局。补贴和投资支出均有所增加。结果，苏联经济固定价格背后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急剧恶化。如果说苏联方面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这个。直到 1980 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压力尚可控制。到 80 年代末，整个苏联经济被过高的购买力所笼罩。如果不断增长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补贴确实推动了生产和生产率的加速增长，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摆脱了僵局。然而，实际上，生产停滞不前。
在中国，至少在韦伯的故事中，通货膨胀的货币理论和成本推动理论都可以成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价格已经放开。市场正在调整。尽管价格改革是渐进的，但起步较早。到 80 年代末，大约一半的价格已经放开。当时存在通货膨胀，但这本身有助于推动调整。即将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流言反映的是恐慌，而不是宏观经济现实。在苏联，正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经济失调的基本因素显而易见：货币过剩。过多的购买力追逐着供不应求的商品，而商品的价格却僵化地固定不变。在需求增加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结果就是混乱、排队和低效率。
关键问题由此变成了：苏联是如何进入到无法改革的局面的？
1990 年代，西方经济学中被低估的思想发展之一是宏观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融合。在政治学中，这引发了“老鼠选择”（rat choice）革命，并引发了对因果识别和量化方法的痴迷。在经济学中，它导致政治经济学系统地融入经济模型。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发的：为什么苏联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面临的僵局没有得到早日解决，为什么它们被迫诉诸休克疗法之类的最后手段。最具影响力的模式是Allan Drazen和 Alberto Alesina （他主张扩张性紧缩政策）所称的“消耗战（wars of attrition）”。
正如他们在开创性的论文《Why are Stabilizations Delayed?》所说：
当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具有重大的分配影响时（例如通过增加税收来消除巨额预算赤字），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将试图将稳定化的负担转嫁给其他群体。稳定化的过程变成了一场“消耗战”，每个群体都认为试图等待其他群体退出是合理的。只有当一个群体让步并被迫承担不成比例的财政调整负担时，稳定化才会发生。
根据米勒的解读，苏联改革是一场典型的消耗战。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联盟，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党内关系而稳定下来。问题并不在于后人所说的“苏共失去了控制权”，而在于“苏共在巩固既得利益方面过于强大。”通过挑起一个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对抗来打破僵局是极其困难的。米勒认为，正是这种僵局促使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项危险的实验，即在瓦解政治权力垄断的同时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强调通货膨胀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思想史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不重要。但这些争论是在派系和利益集团竞争所定义的场域内展开的。只有当我们描绘出更广阔的图景时，我们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苏联的经历。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 1980 年代有真正的选择，而在莫斯科，在 1991-92 年冬天，除了进行休克疗法之外别无选择。
在 21 世纪的重建时期，俄罗斯将化石燃料收入抽成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的资本账户不受系统控制。控制通胀是该政权的一项关键政策重点。这限制了普京大规模公共支出和投资的范围，但这意味着他可以避免那种推翻了戈尔巴乔夫和破坏了叶利钦合法性的通胀灾难。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对寡头的强硬处理和日益对抗性的外交政策相辅相成。
两国的领导层都从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改革中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关键是自主。行动自由。或者说，避免陷入消耗战。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运用所有权力工具的能力——制度变革、宏观经济杠杆、政治游说和威胁——来管理增长动态和融入世界经济的风险。
Lin Chun-----------------------------China's Market Reform Debate
伊莎贝拉·韦伯不怎么关心意识形态之争（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样的方向性问题）。她所关注的 1980 年代市场论辩聚焦于“如何改革？改革的最佳顺序是什么？”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她将市场转型作为改革的“中立目标”，而将改革的方法划分为“理想主义”（休克疗法）与“实用主义”（双轨制）两类。
之所以这场论辩几乎完全是技术性质和认识论哲学性质的，一定程度上是参与论战的双方几乎都是（绝大部分）向往着同样的改革目标，或者说，共享了同样的意识形态。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内部的辩论自然就往往不带有意识形态性质，而带有具体方法的技术性质。
然而，意识形态定位往往是最应被衡量和强调的，而认识论哲学则作为意识形态定位的浅层表征，而且，两者并不具备必然的对应关系。韦伯对渐进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阵营划分便因此出现了偏差：让两个阵营对立起来的并不是认识论哲学的分野，而是对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的暂时性的敌人，阵营内的同盟者也并非在改革目标和方案上彼此认同的同志，而是因为对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的共同看法而形成的策略同盟。
例如，被划分为渐进主义阵营的改革者，他们因为反对“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项具体的方案而被纳入这一类。其中，厉以宁、高尚全和张维迎都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观念，而王小强至今依然反对所有制改革。
例如，被划分为激进主义阵营的改革者，他们因为支持快速的价格自由化而被纳入这一类。其中，薛暮桥似乎不支持私有化改革。
也就是说，并非是因为一批人是理想主义者所以聚集起来对抗另一批实用主义者。这些阵营内部人员心目中的理想图景可能非常不一样。阵营本身只是改革者们因为对一些具体问题（价格改革）的具体看法而形成的“战时同盟”。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意义的划分标准就不是什么认识论哲学的分野，而是改革目标的分野。
“市场社会主义”（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主流的）的改革目标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支持经济改革，但反对私有化。对价值规律和价格合理化的倡导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批判性地重新利用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货币主义等——而不认可私人统治的宗旨和力量。秉持着马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改革派围绕市场化问题进行理论建构，并描绘了一幅实用主义者未能涉及的社会主义市场愿景：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下，社会必需品的使用价值被结合起来，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物质表现；商品、劳动力、资本、信息和技术市场的全面社会化，既是一项历史趋势，也是一项社会主义任务；劳动者有组织的主体地位与资本客体相互作用，是工人阶级通过联合工人和公有企业在合作竞争中解放自己的过程；重新发现和改造了马主义生态经济学，以支持对经济生活和资源的微观管理。薛暮桥、王小强、邓英淘似乎应该被划分在这个范畴里。
改革派的两个阵营虽然对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有所摇摆，但对所有制改革的愿景是很坚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可价格改革，但反对所有制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价格改革并不是休克疗法的核心，私有化才是。
安舟认为，如果将私有化之后的经济不平等问题纳入考量，可能中俄两国的差异性并不比两国的相似性更为瞩目（韦伯本人几乎只对GDP增长感兴趣）：从 1990 年代中期的低谷开始，也就是两国所有制改革开始加速的时期，两国的经济趋势惊人地相似。底层人民的收入大致同步上升，而顶层人民则变得异常富有。到 2015 年，两国的收入比率接近一致，这表明，无论领导人采用何种策略实现经济转型，至少都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无论有没有休克疗法，资本主义转型都会造成社会经济两极分化。
林春认为 1980 年代改革之所以宝贵并非因为奠定了渐进主义路线，而是忠实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动机。这一线索的消亡对应着改革逐渐走向脱轨。变化的程度、造成的破坏，都与韦伯所定义的渐进主义改革的字面含义相悖。或许改革的速度相较于苏东阵营慢了一点，以此避免了后者因“过快”而造成的转型灾难，但变化的规模、深度并不逊于后者，一些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重大成果被抛弃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困境迫使改革，改革的激进化到了内部矛盾的积累，并最终走向自我否定。于是，我们见证了 2000 年代以来的20年间，寻求纠正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两种看似互不相容的政策同时推进。
